<p class="ql-block"> 我军自1965年取消军衔制二十三年后,于1988年9月1日恢复军衔制。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等十七人,中将、少将一千余人,校级军官约八万人。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今年九三阅兵,1988年十七名获上将军衔唯一健在的96岁迟浩田上将登上天安门。</p> <p class="ql-block"> 那年我已从部队调入总参某部任副团职参谋,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签发了“参干衔令字第007号”授衔令,获中校军衔。</p> <p class="ql-block"> 换装佩戴军衔第一天,局长把他的办公室让出来当摄影棚,请专业摄影师给局里全体受衔人员每人照了一张标准照。</p> <p class="ql-block"> 授衔后感觉最明显的是知大小了。原来在部队当战士时看见穿洗得发白人字呢军装的老兵,忙站直叫“班长好!”; 看到穿四个兜儿、头发少且肚子大的官,即站定敬礼,扯着脖子喊“首长好!”。</p><p class="ql-block"> 刚挂上“中校”肩牌颇有些得意,恍惚觉得自个像“官”啦,可举头四顾,发现组长是两毛四(大校),同事们也都是两条杠,于是不得不再次低调下来……</p> <p class="ql-block"> 1989年初,我赴澳大利亚接任副武官,在驻澳武官团中除德国武官和我是中校外,其他成员均为少将、准将、上校,所以每次武官团集体合影时,我和德国武官总要溜边站。加之当年澳大利亚政府紧随美欧各国的节奏,暂停了与我军的正式往来,致使我坐了两年多的冷板凳,直至离任都没见过几次澳政府要员。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1996年澳大利亚前武装力量司令格雷森上将访华,拉着我的手连连说:“以前见过!……” 却不知道我曾在澳任过职。</p> <p class="ql-block"> 1992年4月,我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赴联合国驻中东地区停战监督组织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行动。我所在的大马士革支队中除我是中校外只有俄罗斯一中校任主官,其余来自19个国家的35名军事观察员均为少校或上尉军官。</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1992年9月我晋升上校,为保持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中校位子,只好私下与自己人聚餐喝了瓶二锅头偷着乐呵了一把,对外依旧挂着中校的牌子晃悠,直至来年卸任回国才换成上校肩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