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入画 以画传情

卢守文

以酒入画，以画传情

——东汉壁画《夫妇宴饮图》里的酒文化简说

卢守文

《夫妇宴饮图》是东汉佚名创作的壁画，原图位于洛阳市西工区，摹本现收藏于河南洛阳博物馆。

画面中对饮的夫妇看起来比较年轻，男子头戴黑冠，身着红袍，衣领、袖口以黑色相配，他左手持耳杯，右手抬起置于胸前，身向右转，注视女子，好似在说着劝酒的话语。女子眉目清秀，肤质白皙，樱口朱唇，发髻高束。身着白领红花长袍，她表现得有些拘谨，似乎含羞带怯，不好意思正视男子，却又悄悄偷觑对方。两人对坐在榻上，榻前面置一盘，盘中有五个耳杯，圆盘两侧又放两个耳杯，榻后有一屏风，屏风后一侍女正向里面小心地张望，想关注又不敢多看的样子，画面右侧也画一侍女，正从盛酒器添酒到盘中的耳杯里。 该图章法铺张宏大，手法细腻写实，色彩也不像以前的多用原色而多用中间色调，笔线流畅，人物形象丰满传神。

《夫妇宴饮图》以酒为媒介，定格了汉代家庭生活的温情瞬间，既是酒文化的生动载体，也是中国绘画艺术成熟期的重要见证。画中举案齐眉的夫妇形象，在觥筹交错间折射出时代的伦理秩序与审美风尚，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

一、酒文化视角下的夫妇形象

汉代是酒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酒既是祭祀敬神的礼器，也是维系人伦的纽带。《夫妇宴饮图》中的饮酒场景，恰是这一特质的缩影。画面中央的夫妇对坐榻上，男子手持耳杯似在劝酒，女子含羞偷觑，姿态间既有“夫为妻纲”的礼教约束，又藏着夫妻间的脉脉温情。这种“有礼有节”的互动，与《礼记·内则》中“夫妇相敬如宾”的记载形成互文，可见饮酒已成为家庭伦理的仪式化表达。

从器物细节看，榻前圆盘内的耳杯与两侧酒器，印证了汉代“以杯饮酒”的习俗。耳杯作为汉代最普及的酒器，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既暗示了宴饮的规格，也凸显了酒在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性。屏风后侍女“欲看又止”的神态，更强化了这场家宴的私密感——酒在这里不仅是饮品，更是拉近夫妇的情感距离，让夫妇在礼仪框架内得以流露真实性情。这种“礼”与“情”的平衡，正是汉代酒文化“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核心理念的具象化。

二、写实技法与人文精神的突破

《夫妇宴饮图》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绘画从先秦的“狞厉之美”走向汉代的“人间烟火”。在造型上，画家以流畅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男子红袍的舒展与女子白袍的拘谨形成对比，衣纹的轻重变化精准传达出肢体动态，尤其是女子“含羞带怯”的神情，通过眉目的微蹙、嘴角的轻抿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捕捉，突破了此前绘画“重形似轻神似”的局限。

色彩运用上，作品摒弃了先秦绘画惯用的浓烈原色，转而采用红、黑、白等中间色调的搭配。男子红袍配黑边的沉稳，女子白袍缀红花的清雅，既符合人物身份，又营造出和谐的视觉氛围，这种“随类赋彩”的意识，为后世工笔重彩画奠定了基础。而构图上，以夫妇为中心，侍女、酒器、屏风呈放射状分布，既保证了画面的层次感，又通过屏风的遮挡形成“藏与露”的节奏，体现出汉代画家对空间关系的初步探索。

三、对后世绘画的影响

《夫妇宴饮图》开创的“家庭宴饮”题材，成为后世绘画的重要母题。从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夫妇互动，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酒肆，再到明清文人画中的“携壶寻幽”，酒与家庭、社会生活的联结始终是画家热衷的主题，而《夫妇宴饮图》中“以酒写情”的表现手法，为这类作品提供了范式——通过饮酒场景的细节，折射人物关系与时代风貌。

在技法层面，作品的写实传统影响深远。其对人物神态的细腻刻画，启发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绘画理论；中间色调的运用，为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的“吴家样”“周家样”提供了色彩参考；而“以形写神”的追求，更成为中国人物画的核心准则，贯穿于历代创作中。即便是山水画兴起后，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精神依然延续，如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虽以山水为主，却不忘点缀茅舍中饮酒闲话的农人，可见《夫妇宴饮图》播下的“人间性”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夫妇宴饮图》中的夫妇形象，既是汉代酒文化“礼情合一”的缩影，也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他们在耳杯交错间流露的温情，被画家以精湛的技法永久定格，既让后人得以窥见汉代家庭的生活图景，更确立了“以酒入画”“以画传情”的创作传统。这幅壁画如同一条纽带，一头连着先秦绘画的古朴，一头牵着后世艺术的繁茂，其价值不仅在于画面本身，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基因——让艺术始终扎根于生活，让情感在笔墨间永恒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