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宫断想

熊克明

朝天宫断想

散文/熊克明

在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主城区西南一隅，有一座历史遗迹层层叠加、文化内涵极其厚重的古建筑群——南京朝天宫。它融合了道教、儒家等文化，承载了千年历史变迁，是江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

南京朝天宫古建筑群在建筑形制、格局、营造技术等方面，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明、清时期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坐落于南京主城区水西门内“冶山”上（海拔高度约50米）的朝天宫古建筑群，东临今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大街”，西抵“莫愁路”，南濒古“运渎（三国东吴时期开凿的运粮河）北岸，北靠“冶山道院”社区。

依山而建，踞高临下的朝天宫，红墙映日，皇瓦流光，崇闳高垣，巍峨凌霄。置身此地，一种庄严厚重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令人不由得屏息凝神，心生敬畏。这座被誉为“金陵第一胜迹”的古建筑群，宛如一位从历史尘埃中款款而来的圣者，以其超凡脱俗之姿，顷刻间便将人引入一个虚实交错的神圣之境。

堪称中华文明最早形态之一的南京朝天宫（始称冶山），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495年（‌东周敬王二十五年），彼时，吴国君王夫差在此筑造“冶城”。

清代诗人吴骞‌曾赋《冶城怀古）一诗证之：“斗间云气望中原，剩有蛟龙剑血斑；欧冶干将俱寂寞，一痕青认治（古代治与冶可通用）城山。”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今天的南京市主城区还是一片青山绿水，人烟稀少之地。此时的南京属于吴国疆域，其西面与楚国隔江相望，军事上是吴国的前沿战略防御重地。

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继承王位后，为抗衡楚国，以及为逐鹿中原提供军事上的保障，非常重视金属冶炼和兵器铸造。当时南京西南部的“娘娘山”和“大王山”上（今南京江宁区铜井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铜、锡、铝矿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铸造青铜兵器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金属资源，吴王夫差便下令在濒临长江的“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南面的山丘（即冶山）上，修筑了一个四面用土墙围起来的“冶铸作坊”。然后利用长江水道，用木船将娘娘山、大王山上的金属原料运至冶铸作坊，铸造名种兵器（如宝剑、盾牌、釜钺等）。后世逐将这座冶铸作坊（也是南京最早的工业遗址）称作“冶城”或“冶城山“。

明代画家、诗人陈沂在《金陵古今图考》中云：“金陵在春秋时本吴地，未有城邑。惟石头东有冶城。传云：‘夫差冶铸于此。’即今朝天宫地。”

据考古文献记载，从南京地区出土的春秋末年的“吴戈”、“吴钩”等兵器，以及“齿镰”、“锄”等农具来看，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的冶炼技术和农耕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年状若城池、被称作军事重地的“冶城”，用今天的白话来形容，就是南京历史上的“第一座兵工厂”。

当年，正是在这座冶城里，流传着吴国铸剑师“干将”与“莫邪”在此铸剑的故事。相传，吴王夫差访得干将、莫邪夫妇是“吴中”（今苏州市）的铸剑名师，即令干将、莫邪来冶城冶铸宝剑，以为护身之用。干将、莫邪来到冶城后，先架起“竖炉”（冶炼用的鼓风炉），然后遣使童男童女装炭，鼓橐。再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为吴王夫差铸剑。就这样不舍昼夜地冶炼了三个月，仍不见炉中升起青黄之气，铁精既不熔，金英也不消。见此情形，莫邪焦急地问干将：“你擅长铸剑术，在吴中无人不晓，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剑还未铸成，如何向吴王交待呢？”干将无奈地答道：“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接着说：“听闻利剑乃神物所化，须得人气而后才成，看来要舍身祭炉方可铸成！”莫邪之言使干将恍然大悟，使他想起昔日自己的师傅欧冶子作冶，因金铁之类不销，师娘朱氏即投入冶炉殉剑，最终铸成湛卢、纯钧等名剑。莫邪听后慨然允诺道：“师娘能舍身炼成神器，吾何尝不能效学呢？”于是，莫邪沫浴凈身后，呼唤童女童男们鼓橐装炭，待炉火方炽，便跃身入炉，金铁顷刻销铄，炼成阳、阴双剑。阳剑即雄剑，名曰“干将”，有龟甲状纹饰；阴剑即雌剑，名曰“莫邪”，有波浪形纹饰。干将匿其阳剑，出其阴剑献与吴王夫差，吴王夫差以石试剑，应手面开，一分为二，裂面如削，心中大喜，视为至宝。

干将、莫邪夫妇铸剑的故事，就这样以一种神秘而悲壮的方式结束了。从此，“干将莫邪”不仅成为名剑的代称，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图腾，其神秘性，源于人剑合一、以身祭剑的奇幻叙事；其悲壮感，则来自个体奋力斩向命运锁链时，那石破天惊的决绝与崇高。

据历史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商朝时期），确实存在人祭传统，但到了春秋时期已逐渐式微。因此，现代史学研究认为“莫邪祭剑”的悲壮情节，其真伪已难以详考，极有可能是后世对早期野蛮习俗的一种文学化追忆‌。当然，这一因撕裂人性而令人震撼不已的千年传说，不仅通过极端化叙事强化了人性中的勇猛、决绝等特质，还使得“冶城”（朝天宫）成为古都南京最富传奇性的文化符号‌。

　　公元前472年（周元王四年），越国灭亡吴国。越国君王勾践命大夫范蠡在今南京城南中华门外修筑军事要塞“越城”。冶城也随之归属越国，冶铸作坊的匠人们继续守着熔炉日夜打锻戈矛，将越国的军事霸权熔铸在青铜兵器之中。

229年至280年（三国东吴‌时期），吴王孙权据长江天堑，定都建业（南京）后，将冶城改称“冶宫”，并在原来单一铸造兵器的基础上，增加了铜钱（金属货币）与铁器农具的冶铸。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冶宫在南京早期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其成为东吴重要的工农业基地。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东晋王朝开国元勋、丞相王导在冶城山上大兴土木，修建私家园林，名曰“西园”。从此，冶城山上便有了树木花草与亭台楼阁，西园成为王导休憩及与友人游乐清谈的场所。不过，毗邻西园的冶铸作坊仍照常开工。不久，居住在西园的王导突然身体有恙，且久治不愈。方士戴洋告诉他：“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烁，不利。”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山上的“冶铸作坊”与王导的命理相克。于是，王导下令将这座已经运转了近八百年的冶铸作坊，迁移至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下。此后，冶城山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园林风景之地。后来，王导又在西园中修筑了一座“读书台”，还特邀延请了于西晋末年避乱隐居余杭（今杭州）山中的西晋著名隐士郭文（字文举），入住果木成林、鸟兽麋鹿放养的西园读书台。据说，郭文在西园读书台寄寓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布衣葛巾、啸傲王侯的郭文常参与名士雅集活动，其高洁的隐士风骨与独特的处世哲学，令名士们刮目相看。他的著名言论：“人无害兽之心，兽亦不害人。"被后世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早期理念‌。东晋一代名将温峤曾赞其为“有古代圣贤的品质”。

被誉为六朝隐逸文化象征‌、延续了千余年的西园“郭文读书台”，虽至明代消亡了，但作为南京历史上的著名胜迹，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并将其与西晋名将“周处读书台”（今南京市江宁路西侧老虎头44号）、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今南京紫金山梅花谷），并称为古都南京的“书香地标‌”。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东晋名臣卞壸率兵平定苏峻叛乱时战死，其子卞眕、卞盱同时殉国。朝廷为表彰其忠义，将其葬于冶城山西园一侧，并在墓旁建祠纪念。

390年（东晋太元十五年），晋孝武帝司马曜在冶城山上修建“冶城寺”。

404年（ 东晋元兴三年），东晋权臣桓玄在建康（南京）篡位登基后，废黜了冶城寺，并将其改建为“皇室别苑”，同时鸠工庀材建造楼榭、飞阁复道等豪华建筑，直连西园。这一工程不仅体现了桓玄对政治象征空间的重新塑造，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此后，许多文人墨客常在此吟诗作赋。

470年（南北朝宋泰始六年），南朝宋明皇帝刘彧发现国子学荒废已久，无法有效选拔人才。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便诏令将冶城山上的皇室别苑改建成“总明观”（即官方的文教科研机构），旨在弥补“国子学”的不足，培养人才。该机构集藏书、研究、教学为一体，下设儒、玄、文、史、阴阳五科，每科设学士10人，并配备其他吏员。

据考证，南北朝时期在治城山上设立的总明观是中国最早的文教科研机构。当年，有不少学者在这里开展天文、数学、化学、医药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如，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就是总明观里科学研究成就最大的学者。其在数学、天文学、机械制造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数学上，祖冲之除了撰写《九章注》数学专著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的人；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历法内，确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日，这是当时最精准的一部历法；在机械制造方面，他曾在“覆舟山”（今南京九华山）下的“乐游苑”（曾经的皇家园林，遗址位于南京九华山公园内）中装置过精巧的水碓磨，研制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改造“指南车”等。

485年 （南朝齐永明三年），南朝齐武帝萧赜下令撤销冶城山的总明观，将其并入位于钦天山下的“国子监”（今南京市北京东路41一43号）。

666年（唐朝乾封元年），唐高宗李治皇帝下诏将被废黜的总明观改建成“太清宫“。

920年（十国杨吴武义二年），吴王杨溥下令将治城山上年久失修太清宫拆除重建，并改名为“紫极宫”。同时，杨溥还下令在紫极宫西侧增建“钟阜轩”。此后，钟阜轩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

北宋诗人黄履在《十六日题紫极宫钟阜轩》一诗中，以“十里龙盘走势来，此轩清对此山开”的诗句，描绘了钟阜轩依山势而建的清幽意境。

978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北宋朝廷将冶城山上的紫极宫改建成“文宣王庙”。这位“文宣王”是何许人也？原来早在739年（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皇帝就封“孔子”（名丘，字仲尼）为“文宣王”，同时诏令将全国孔庙易名为“文宣王庙”（或称文庙、夫子庙），并定制祭孔礼仪。这一举措标志着文庙制度的正式确立。 ‌

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赵恒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兴建”道观”。冶城山的文宣王庙随之易名为“天庆观”。

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因抗元战败被俘，在被押往大都（北京），途经建康（南京）时，先被羁押在冶城山天庆观里，后转押至“金陵驿”。在此羁押期间，文天祥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著名诗篇《金陵驿二首》，第一首：“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聖带血归。”第二首：“万里金瓯失壮图，奔衣颠倒落泥涂。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领下须。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第一首诗通过描绘景物，运用象征和对比的手法，表达了诗人的亡国之痛和殉国之志。第二首诗则进一步抒发了黍离之悲，并告诚自己在生死关头要以大丈夫自勉。总之，诗篇《金陵驿二首》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紧密联结，艺术上熔铸典故、意象与情感于一体，被称为南宋末年遗民文学的典范之作。其悲壮风格与崇高气节，至今仍具震撼力。

1295年（元朝元贞初年），冶城山的天庆观改名为“玄妙观”。

1331年（元朝至顺二年），冶城山的玄妙观改名为“永寿宫”。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1月23日，吴王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称帝（史称明太祖），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随后朝廷工部在冶城山上大兴土木，最终将冶城山的永寿宫改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道场，并兼作朝廷举行大典前练习礼仪的场所，以及官僚子弟袭封前学习朝见天子礼仪的地方。

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冶城山“皇家道场”正式命名叫“朝天宫”（取“朝拜上天”或“朝见天子”之意‌）。并在朝天宫设“道录司署”。从此，朝天宫成为南京重要的道教场所。之后，朝天宫虽经多次修缮和用途变更，但“朝天宫”这个名称始终未变，并一直延用至今。

　　1397年（明朝洪武三十年），明代道教“高道”（此称号乃明太祖朱元璋所赐）长春真人刘渊然主持重修朝天宫，并在朝天宫北侧修建了“西山道院”，作为其安居之所及南京道教活动的附助场所。

1477年（ 明朝成化十三年），朝天宫因遭遇火灾，绝大部分建筑被焚毁，明宪宗朱见深皇帝下诏复建朝天宫。

1526年（明朝嘉靖五年），明世宗朱厚熜皇帝亲自撰写御制碑文《敬一箴》，旨在教化士子、弘扬儒学，强调“主敬协一”的修身理念。同时，明世宗朱厚熜还诏令南北两京国子监及地方学宫将这篇箴言刻成碑文，建亭供奉，所建之亭遂称为“敬一亭”。自此，敬一亭不仅成为全国各地学宫的标志性建筑，亭中供奉的《敬一箴》碑刻成为士子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准则。

坐落于冶城山顶的“敬一亭”，象征了文庙建筑体系的礼制巅峰‌。置于亭内的《敬一箴》碑刻，引用的是商朝贤臣伊尹所作《尚书-咸有一德》中“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的治国理念与道德准则。诠释了君主需保持德政专一，若德行不专，国家将陷入动荡；反之，修德则可安定天下。

1645年（清朝顺治二年）5月，在清军灭亡“南明弘光朝”的战争中，朝天宫部分建筑毁于兵火。

1697年（清朝康熙三十六年），大清国朝廷首次对朝天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与复建，使其恢复前朝旧观。

1736年至1796年（清朝乾隆年间），大清国朝廷对朝天宫进行了多次修缮与扩建，最终形成了“宫观犹盛，连房栉比”的宏大规模。正是在这一时期，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史称乾隆皇帝）先后六次御驾南巡，途经江宁府（南京）时，曾五次驾临朝天宫游幸，并先后留下了五首御诗。此后，江宁府衙逐在朝天宫敬一亭东南侧修建了一座八角攒尖顶状的“御碑亭”，亭中置有一块高3.28米、宽0.64米、厚0.23米的青石碑，碑上刻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五首御诗。其中一首题为《朝天宫用苏轼韵》的御诗，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1762年（清朝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御驾南巡时所作，诗曰：“玉局风流似紫微，游苏忘蜀远思归。登楼未觉山川美，送雁因怀音信稀。高观当年知宋否? 西园今日姓王非。冶城不少留题者，独和坡吟倚素晖。”其在诗的末尾还不忘添上一句：“用苏东坡（苏轼）韵，壬午（即1762年）暮春之御笔。”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这首诗既融合了历史典故与个人感慨，又暗含了对清朝统治稳固的自信，以及对苏轼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颇为有趣的是，身为九五至尊的乾隆皇帝为何要谦虚地写上一句：”用苏东坡韵”呢？原来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东坡居士）曾于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途经江宁（南京）时，游赏了冶城山的天庆观，并即兴写下一首题为《莘老葺天庆观小园，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说乞名与诗》七言律诗：“春风欲动北风微，归雁亭边送雁归。蜀客南游家最远，吴山寒尽雪先稀。扁舟去后花絮乱，五马归来宾从非。惟有道人应不忘，抱琴无语立斜晖。”可以看出，苏轼的这首七言律诗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所作的《朝天宫用苏轼韵》，在韵律上完全相同。倘若其不添上一句“用苏东坡韵”，恐难免会有“抄袭”之嫌了。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3月，太平天国军攻入江宁（今南京）后，朝天宫被太平天国军改为“红粉衙”（即制造和储存火药的作坊）。朝天宫变为军事重地，闲杂人等不准靠近。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曾国藩下令将红粉衙改建成“文庙”，并增建了“飞云阁”、“飞霞阁”等文庙附属建筑。尔后，曾国藩还将位于钦天山南麓的“江宁府学”（今东南大学所在地）迁至朝天宫东侧。形成“庙学合一”的儒家礼制建筑规制，体现儒家“尊师重道”与“礼乐相成”的思想‌。其还为朝天宫文庙广场东、西两侧的拱门牌坊题写牌匾，东侧牌坊上书“德配天地”；西侧牌坊上书“道贯古今”。曾国藩此番举措旨在恢复文庙的功能，并通过迁入府学进一步强化朝天宫的文化影响力。此外，曾国藩还下令修复了南京夫子庙东侧的“江南贡院”，形成了江南地区完整的儒学教化体系。

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亲自撰写《重修江宁府学碑记》，文中详细记录了重修江宁府学的过程。随后江宁府衙将此文刻石为碑，置于朝天宫大成殿东配殿南侧，以示纪念。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南京朝天宫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辟为“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4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南京朝天宫辟为”“首都高等法院”。

1956年10月，南京朝天宫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南京朝天宫的《重修江宁府学碑记》碑体遭到破坏，断为三截。

1978年，南京朝天宫被辟为“南京市博物馆”。迄今该馆收藏的珍贵文物达10万件之多，其中包括“南京人头骨化石”、“青瓷釉下彩神鸟瑞兽盘口壶”、“青瓷莲花尊”、“王谢家族墓志”、“青花萧何追韩信梅瓶”、“镶金托云龙纹玉带”、“渔翁戏荷琥珀杯”、“七宝阿育王塔”等蜚声中外的稀世珍品。

1986年至2000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多次对朝天宫进行修缮。

2005年‌，南京朝天宫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2010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对朝天宫进行全面修缮改造。同时将《重修江宁府学碑记》石碑修复，并移至文庙大成殿西厢房保存。

2013年3月5日，南京朝天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史册翻动如风，纸页间人声未冷。”字隙之中，万古悲欢如诉。笔者轻抚着有些泛黄的朝天宫编年史，指尖竟似触到历史的脉搏——那是一种沉郁而坚韧的跳动，穿越时空的隔膜，直抵人心。

记得早在懵懂的少年时代，每每笔者途经朝天宮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怯怯地站在朝天宫的地标性建筑“万仞宫墙”（照壁）前，静静地感受一番它那厚重的历史韵味与幽深之美。

笔者记忆犹新，每到春、秋两季，朝天宫内总是人潮湧动，络绎不绝。春天的朝天宫以玉兰盛放闻名，其洁白花瓣与古建筑群的红墙黄瓦交织出独特的视觉盛宴。虽然玉兰树的花期只有十多天，但花朵在春风中摇曳的姿态与宫殿飞檐翘角上的雕饰相互映衬，形成兼具皇家气韵与自然生态的春日独特景观。而到了秋天，朝天宫内十几棵有着百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树，犹如一幅流动的金色油画，展现出鲜亮的色彩和别样的韵味，尤其是大成殿院落里的那棵高约20米，树冠覆盖面积逾300平方米，树干直径约1.5米，树龄已逾六百五十余年的银杏树，便当仁不让的成为朝天宫秋季景观的核心。作为江南地区罕见的古树遗存，其生长状态与周围古建筑群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对话景观‌。金灿灿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地上便布满了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像被敲碎的琥珀，随着微风轻轻摇曳，时而聚拢成明亮的圆点，时而碎成无数跳跃的星子，美得令人窒息。待到深秋时，整个大成殿院落便落满了厚厚的银杏落叶，像是被时光悄悄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金黄色的落叶层层叠叠，几乎掩住了大成殿石阶的棱角。阳光穿过疏朗的枝桠，斑驳地洒在这一地璀璨之上，泛着温和而寂寥的光泽。此时，脚步踩上去会发出细碎的窸窣声，像是秋天在低语，又像是光阴碎裂的轻响，须得屏息凝神，才能从周围的喧嚣中将它分辨出来。此情此景，竟然毫无萧瑟之感，反倒有一种极致的绚烂与壮烈。以笔者硁硁之见，浮世万千色，唯有这一树灿黄金甲，摇落满肩的秋光，让人一眼万年！故此，笔者总是选择在天高气爽的秋季前往朝天宫观光。这样既可饱览千年文物的历史沧桑，又能感悟古银杏“向死而生”的生命壮美。

　　乙已年秋季的一天，笔者再赴朝天宫之约，摩挲古物，追慕前尘。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4号的朝天宫古建筑群落，完整的保留了明、清两代官式（即宫殿式）建筑形制，并以清代复建的“文庙”建筑群为主要名胜景观。如今，这座南京市主城区罕见的“皇家气质”建筑群遗存‌，不仅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国江南地区文庙建筑的典范，还被南京的土著们昵称为“南京小故宫”。其理由是，南京朝天宫在规模上虽不及北京“故宫”宏大，但其红墙黄瓦、飞檐翘角的建筑形制，与北京的故宫却是一脉相承‌。

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坐北朝南的朝天宫古建筑群，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东区自南向北主要建筑有‌“江宁府学头门” 、“明伦堂”、“飞霞阁”等。

中区是朝天宫古建筑群的中轴线，明、清时期遗存下来的文庙建筑都集中在此区域，且中区的东、南、西三面均有高大的红色宫墙围绕，北面则以冶城山顶峰作为屏障。一眼看上去，由三面宫墙和冶城山顶峰构成中轴线上的文庙建筑围合空间。再以中轴线最南端的“万仞宫墙”（照壁）作为文庙的入口标识，通过其威严的形制和位置设置，暗示着进入者必需以虔诚态度进入后续的祭祀与学而时习之空间。这样的空间布局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中轴对称美学，又强化了“礼制”的仪式感。

中区文庙主要建筑由南至北依次排列为‌“万仞宫墙”（照壁）、“泮池”、“牌坊”（东、西端出入口拱形砖石牌坊）、“棂星门”、“孔子行教像”、“大成门”、 “大成殿”（文庙）、“崇圣殿”、“御碑亭‌”、“敬一亭‌”、“飞云阁”等。

西区主要建筑有“下马碑”、“卞公祠遗址”、“忠孝碑亭”、“忠孝泉”、“御赐全节坊”等。

一般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主入口处，基本会设置一道“照壁”或“影壁”，用来遮挡视线、引导气流、划分空间等。南京朝天宫中轴线最南端的“万仞宫墙”即是朝天宫（文庙）广场的“照壁”。

成语“万仞宫墙”的典故出自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子贡编撰的《论语-子张篇》文集：“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孔子的学问如高墙深院，常人若未得门径便无法窥其奥妙。明代学者胡缵宗将"数仞"改成"万仞"（"仞"是中国古代用于测量高度或长度的量词，春秋时期一仞约等于八尺），并形成固定成语，从而更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意。‌‌‌‌

1757年（清朝乾隆二十二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驾临朝天宫游幸时，即兴为朝天宫御笔题写了“万仞宫墙”四字横匾，替换原先的“数仞宫墙”题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朝天宫万仞宫墙的东、西两端各设有一座三门拱形砖石牌坊，作为朝天宫的东、西出入口。东牌坊门楣上的“德配天地”与西牌坊门楣上的“道贯古今”砖刻题匾，均为晚清第一名臣、理学家、文学家曾国藩所书。两块题匾对孔子的德行与儒家思想给予了高度颂扬，“德配天地”赞其道德与天地齐平，“道贯古今”颂其学说超越时代‌，千秋不朽。

当初，曾国藩在为朝天宫东、西牌坊题写牌匾时，还引发出一则趣闻，即其题写的“德配天地”中的“德”字右半部分少了一横，而“配”字左半部分又多了一横。一时间，南京的文人墨客们议论纷纷，作为“儒家学者”又身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曾国藩大人怎么会写错字呢？究其根源，原来曾国藩采用的是甲骨文字的写法，其意在激励学子们要尊孔崇儒，保持谦逊谨慎的品德，而非书写笔误。故而，从此至今，朝天宫一直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成为南京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

　　朝天宫万仞宫墙内侧有一座半圆形的水池，始初池下有涵洞直通墙外的古“运渎”，虽大旱而不涸，水池周围砌有白石栏杆，名曰“泮池”（俗称月牙池）。“泮池”一词出自《诗经-泮水》中“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典故，衍生出以水芹装饰儒冠的传统，喻示文采斐然。‌‌当初，朝天宫文庙将活水引入泮池，即暗合“孔泽流长”的儒学传承理念。‌‌

据说，抗日战争期间，朝天宫的泮池因故被填平，这一变动导致其原有的水文功能中断‌。

1970年，南京市人民政府重新挖开泮也，但不再与古“运渎”的水系相通，泮池因此成为独立的景观水体。

泮池北面是朝天宫文庙广场，广场北侧便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建筑“棂星门”。“棂星”源自汉代“灵星”祭祀传统，到了宋代，灵星逐渐用于文庙规制建筑名称上，改名为“棂星”，象征选拔贤才，体现“尊孔如尊天”的礼制内涵‌。

始建于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面阔15.5米，青石坡道倾斜26度，延伸约10米的棂星门，采用四柱三开间砖木牌坊结构，黄釉琉璃瓦覆顶，以层叠出挑的斗拱造型形成类似天宇层级的视觉效果，这一复杂的构件组合既保障了建筑的稳定性，又通过疏密有致的排列传递出秩序感与力量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兼具功能与艺术的典范。

值得提及一下的是，朝天宫棂星门前的青石坡道，自晚清时期起便被居住在附近的孩童们当作“滑梯”玩耍，经过几代孩童们反复摩擦，使得青石坡道表面形成了两道深3厘米的“臀印”（民间俗称屁股沟）。一百多年来，这座“滑梯”见证了无数南京人的童年记忆，甚至还衍生出了“滑滑梯，滑滑梯，你先我后别着急”的童谣。可以说，这两道“臀印”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南京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也成为连接古今的一道独特景观。

跨过棂星门，举目望去，只见院落中央巍然矗立着“孔子行教像”。据说，这座青铜雕像是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于1997年（孔历二五四八年）敬立，生动再现了至圣先师庄重雍容的风范。

雕像中的孔子身姿微倾十五度，双手执天揖礼——左掌覆右拳，敛于胸前，正合《周礼》中“土揖庶姓，天揖异姓”之礼制。其目光略向下俯视，须发与衣袍自然垂飘；这种“垂绅正笏”的造型，既呼应《论语》所载“温而厉”之气象，又以四十二道衣褶暗喻孔子“四十不惑”的生命境界。

儒巾造型尤为精洽：冠制圆方兼济，取式《后汉书》中的幅巾样式；两侧垂绅长度严格对应“绅长制”之规范。清风过处，飘带与衣袂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宛若“君子之德风”的视觉呈现。整座造像将礼制规范、哲学寓意与艺术表现融贯一体，堪称儒家“文质彬彬”美学理想的一则永恒注脚。

孔子行教像的北面即是“大成门”。面阔29米的大成门采用重檐歇山顶结构，上下檐均施斗拱，屋顶覆盖黄釉琉璃瓦，正脊两端饰有“鸱吻”（传统建筑中的一种装饰），为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风格。

大成门的名称取自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万章下》中“孔子之谓集大成”之意，孟子认为孔子的思想融合了古代圣贤的精华，达到至高境界。这一命名既体现了儒家对孔子集大成者身份的认可，也凸显了文庙建筑的尊崇地位。 ‌

大成门因陈放綮戟等仪仗器具，又称“戟门”。大成门设有左、中、右三个主门，中门专供皇帝祭祀孔子时使用，亲王、郡王则走左、右两门，一般官员只能从大成门两侧的“金声”和“玉振”小门进出，体现了等级森严的王朝礼仪制度。

金声和玉振两个门名亦取自《孟子-万章下》一书，孟子在书中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古代奏乐时，通常以音色清脆高亢的金属乐器（如编钟）开启乐章，用音色悠扬绵长的玉制或石制乐器（如编磬）终止乐章。乐章各小节也是"金以发声，玉以收韵。”这种组合既符合传统礼乐制度，又能通过音色对比增强音乐表现力。 ‌在孟子看来，孔子之所以是"集大成者"，是因为他能够'"金声玉振”，有始有终。

　　大成门的北面就是朝天宫文庙建筑群中的核心建筑“大成殿”。面阔七间（约46米宽）、进深五间，选用27组斗拱体系，单组构件厚度约20毫米，榫卯咬合精度达到毫米级的大成殿，采用‌重檐歇山顶‌结构，屋顶覆盖黄釉琉璃瓦，正脊两端饰以鸱吻，檐下悬挂‌雕花鳌鱼‌。殿内梁架由‌巨型木柱‌支撑，地面铺设‌水磨方砖‌（俗称大金砖），形成开阔的祭祀空间，堪称江南地区木结构建筑技艺的活态标本。

大成殿前设‌有宽敞的露台‌，露台建于3.2米高的白石台基之上，通过台阶与院落地面连接。台基周围设有石质雕栏，石栏高约0.42米，露台四周设排水螭首，露台地面铺就水磨方砖。历史上，此露台主要用于皇家祭祀典礼乐舞表演。

大成殿院落东、西两侧各设有十二间廊屋（庑）和走廊，廊屋采用木构架与斗拱结构，兼具承重与装饰功能，廊屋设计与大成殿主体风格统一‌。

东侧廊屋通常用于祭祀儒家先贤或名宦；西侧廊屋则多供奉地方乡贤‌。两侧廊屋与主殿通过走廊连接，形成完整的祭祀空间序列。这种建筑形制属于传统礼制建筑中“东西配殿”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儒家“中正对称”的思想‌。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始建于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修建的朝天宫大成殿，最初作为皇室贵族祭祀道教诸神的场所，并在春节、冬至、皇帝诞辰等重大节日期间，作为文武百官演习朝拜礼仪的场所。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大成殿改建为文庙核心建筑，在庙中供奉万世师表孔子的牌位，延续儒家文化功能。‌‌

1946年4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朝天宫辟为“首都高等法院”。当时，“伪国民政府”（亦称汪伪政权）的周佛海等一帮要员，就被押解至“大成殿”接受审判。

1978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对朝天宫进行全面修缮后，将其改为“南京市博物馆”，大成殿成为该馆的“核心展区”。

显而易见，朝天宫大成殿作为江南现存最大明清官式建筑群中的核心建筑，不仅兼具了皇家宫殿建筑的庄重与江南园林的雅致，更彰显出“一座朝天宫，半部南都史”的文化底色。

大成殿院落的后面是“崇圣殿”（亦称先贤祠）。面阔36.53米，进深16.15米，采用三进五间传统建筑布局的崇圣殿，建筑风格与大成殿基本相似。殿内原设神椟，陈放历代先贤牌位，按儒家礼制进行春、秋祭祀，与大成殿共同构成"左庙右学"的礼乐体系‌。

崇圣殿最初为明朝皇家道场的一部分，用于皇室祈福和官员礼仪训练。1866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崇圣殿改建成文庙的配套建筑，殿内主要陈放孔子弟子们的牌位。

在崇圣殿东侧有一座采用八角攒尖顶结构，四面敞开，粉墙上设四扇八角窗的古亭子，这座造型古朴典雅的古亭子，便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御碑亭”。在亭中的石碑上，镌刻着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驾临朝天宫游幸时题写的五首御诗。令人称奇的是，在一块石碑上分别镌刻五首御诗，且完整遗存至今，实属罕见！据说，这块保存基本完好的清代御碑，属国家珍贵文物， 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

　　崇圣殿的北面便是冶城山最高处，亦是朝天宫中轴线末端，明代学宫定制性建筑“敬一亭”就坐落于此。

明朝嘉靖五年，明世宗朱厚熜皇帝颁布了亲撰的《敬一箴》，其通过"敬守此心"、"存理遏欲"等箴言阐释儒家修身理念，诏谕天下人恪守孔子的圣人之道。

朝天宫敬一亭采用了官式建筑形制，亭体呈八边形，重檐攒尖顶覆盖黄釉琉璃瓦。遗憾的是，敬一亭中的《敬一箴》碑刻，因年代久远及历史破坏，现已不存在。 ‌现存的敬一亭为清代同治年间重建遗构。

敬一亭东侧的“飞云阁”是清代建造的文庙附属建筑，其双层木结构设计体现了清代官式建筑风格，屋顶形式为八角攒顶，与敬一亭的重檐攒尖顶形成呼应。飞云阁的主要功能为登高远眺和陈列历代碑刻、匾额等文物，如，晚清学者、诗人、金石学家、书法家莫友芝题写的“飞云阁”三字匾额，至今仍悬挂于阁内，另外，莫友芝还为飞云阁题写了一幅别有情趣的楹联：“八方烟树齐横廓，四面云山不遮楼”。此联描绘了飞云阁高耸、视野开阔的景象，展现了登高远眺时的壮阔景观。后人曾撰文赞颂此阁：“钟阜群峰，窥窗排闼，朝烟霏青，夕霞酿紫，如置几席间。诚奇景也。”译成白话文：钟山的群峰透过窗户映入眼帘，仿佛推门即见；清晨的雾气泛起青色，傍晚的霞光染成紫红色，如同将奇景置于案几席间，实在是绝妙的景色。这篇佚名颂词通过色彩对比和丰富的想象，呈现出飞云阁作为观景台的独特意境。

在朝天宫东区的南端有一座绕以矮墙，相对独立的院落。这座殿宇亭廊，错落有致，花木扶疏，竹影婆娑的院落，就是清代“江宁府学”的所在地（现为江苏省昆剧院租用）。

朝天宫“江宁府学”的前身可追溯至1381年（明朝洪武十四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在应天府（南京）钦天山下设立的国子监。当时的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承担培养人才、传播儒家思想等职能。

1652年（清朝顺治九年），大清国朝廷将江宁（南京）国子监易名为“江宁府学” ，延续科举制度下的教育职能。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9月，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主持拟将位于钦天山下的江宁府学迁建于朝天宫东侧，其命江宁知府涂宗灜采海外之大木，购景德镇之琉璃瓦，于是年9月择吉日动工，历时六年，至1871年（清朝同治十年）竣工。之后，曾国藩在撰写的《江宁府学记》一文中，以“规模宏阔，甲于东南”之词，高度概括了重建后的江宁府学建筑群的宏伟气象，这一评价既揭示了建筑群规制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层关联，更通过严格的空间秩序设计，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朝天宫江宁府学的“头门”（正门）采用了三开间悬山顶制式，门廊铺装青石阶，体现了传统礼制的等级规格。

穿过头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江宁府学的主体建筑“明伦堂”，该建筑为晚清重建遗存。采用面阔五间抬梁式木构架体系，符合清代官式建筑中“五间”（中等规模）的等级划分标准。抬梁式结构通过层层叠落的梁架承重，形成深远的出檐，既满足采光需求，又兼具排水功能‌。屋顶铺设灰筒瓦，檐柱与枋下的雀替雕刻云雷纹与回字纹，完整的保留了南京地区清代建筑特色。云雷纹源自商周青铜器，象征天地交感；回字纹则寓意“富贵不断头”，二者组合既体现儒家文化的传承，又彰显工艺的精湛‌。

明伦堂名称源自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滕文公上》的“明人伦”思想，是古代文庙、书院等教育机构的核心讲学场所，用于宣讲儒家伦理道德和举行讲学仪式。 ‌

据《江宁府学记》记载，在江宁府学明伦堂的北侧曾建有一座“尊经阁”，此阁采用双层攒尖顶建筑形制，即下层为方形，上层为圆形，形成一种“天圆地方”的造型（亦称宇宙结构学说）。尊经阁主要用于存放儒家经典著作，采用双层结构设计的尊经阁，既满足藏书需求，又隐喻“登高望远”的治学精神。可惜的是，这座经典的儒家礼制建筑，因遭遇火灾被焚毁。

在江宁府学尊经阁（遗址）北面山顶上建有一座“楼阁”，这座梁架结构采用传统木构架体系，雕刻工艺精细，充分展现了晚清时期建筑技艺水平，且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建筑，就是遐迩闻名的“飞霞阁“。

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秋天，朝天宫江宁府学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的飞霞阁在冶城山顶修竣。

1867年4月20日（清朝同治六年三月十七日），时任大清国直隶总督、补授体仁阁大学士的曾国藩下令将“金陵官书局”迁至江宁府学飞霞阁。自此，飞霞阁既作为江宁府学藏书与学术活动场所，也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官办出版机构。该书局以“校勘精审、底本可靠、售价低廉”著称，成为当时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875年（清朝光绪元年），金陵官书局更名为“江南官书局”。此时的江南官书局已是大国清最具影响力的官书局之一。其职能涵盖书籍印刷、学术传播及文化推广，对清代学术风气和书籍的流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朝天宫西区南端（西牌坊旁边），立有一块高2.8米，宽0.62米，厚0.31米，双钩楷书体的“下马碑”，碑身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字样。此碑原对称立于朝天宫东、西牌坊一旁，现仅遗存一块。下马碑是历代王朝等级礼仪的象征，通常立于皇家宫殿、文庙或重要场所入口外，要求文武官员、军民等在此下马，以示尊崇。下马碑的碑文体现了王朝皇权对官员的约束，以及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意图。 ‌

当年，因下马碑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朝天宫附近“东止马营”和“西止马营”街巷名称的形成，这些街巷名称源于下马碑文指令，历经清代沿用至今，成为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在朝天宫西区树林中，有一座建筑形制为‌重檐歇山顶‌，覆黄釉琉璃瓦，四面设拱券门的四角亭子，名曰：“卞壸墓碑亭”。亭中立有一块高2.94米的石碑，尽管碑刻字迹风化严重，但仍能辨别出碑文：“晋父子忠孝卞公之墓”（卞公即指东晋名臣卞壸）。

卞壸（kǔn，281年至328年），东晋初期重要辅政大臣、书法家，以刚正不阿、忠孝节义著称，谥号“忠贞”。

据历史文献《晋书》记载，317年（东晋建武元年）4月6日，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卞壸应召出仕，从太子中庶子起步，逐步升迁至散骑常侍、侍讲东宫、太子詹事、御史中丞、尚书令等要职。卞壸的一生，与东晋的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朝堂之上的正直谏言，还是疆场之上的英勇抗敌，都展现了他作为名臣的风骨。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苏峻之乱”爆发，叛军攻入都城建康。卞壸背疮未合，但胸怀报国之心，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终因体力不支，壮烈殉国，时年四十八岁。卞壸的儿子卞眕、卞盱见父亲殉国，为报父仇，也杀入敌军之中，终因寡不敌众，力战而死。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一门之内，忠孝两全。卞壸父子三人为国捐躯，不仅为其家族赢得了荣誉，更演绎了中华民族“忠孝贞”全节的家族忠烈史。

329年（东晋咸和四年），东晋朝廷平定苏峻叛乱后，卞壸被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荣衔，谥号“忠贞”，其棺椁厚葬于都城建康冶城山西园一隅。

卞壸忠贞不渝的一生受到人们的敬仰、尊崇和高度评价，成为爱国主义家族精神的千古典范。

历史文献《晋书》曾这样赞誉卞壸：“以匡正为己任，褰裳卫主，蹈忠义以成名。遂使臣死于君，子死于父，惟忠与孝，萃其一门。古称社稷之臣，忠贞之谓矣。”

958年（南唐中兴元年），南唐中主李璟为表彰卞壸父子三人的忠孝节义，逐下令在卞壸墓冢处建“忠孝祠”（即卞公祠堂）、筑“忠正亭”，并命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撰写碑记‌，以示敬仰。

1043年（北宋庆历三年），江宁（南京）知府叶清臣下令将忠正亭改为“忠孝亭”，并亲笔题写碑碣：“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公墓”。这块高1.73米、宽0.66米青石碑碣，祥细记录了卞壸的生平与荣耀，成为研究东晋历史与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据考证，这块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的碑碣，是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以忠孝文化为主题的碑刻类珍贵文物。

1093年（北宋元祐八年），北宋王朝江宁知府曾肇下令将忠孝祠、忠孝亭扩建为“忠孝堂”，并确立春秋祭祀制度，这一举措体现了对卞壸家族忠孝精神的推崇，也延续了东晋以来对卞氏家族的褒扬传统。

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南宋王朝江东安抚大使兼建康知府的叶梦得（从祖父为叶清臣）在忠孝堂南面建庙，庙中置忠贞公卞壸及二子画像。宋高宗赵构皇帝赐“忠烈”庙额，从此称“忠烈庙”。

南宋著名学者、诗人马之纯曾在诗篇《卞壸墓》中评价卞壸：“当时风俗尚清谈，笑道公心瓦石含。临难此曹皆处女，惟公一个是奇男。 一门忠孝真难得，六代衣冠孰与参。墓草没头人不见，令人惆怅极无堪。”诗人通过对卞壸墓的描绘，深刻展现了其对卞壸忠诚与勇敢的赞美。在危难时刻，卞壸的英勇与周围人的怯懦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更彰显出他的伟大。同时，诗人也对卞壸家族的忠孝传统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整首诗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1419年8月（明朝永乐十七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皇帝为表彰卞壸父子的“忠孝”精神，特令朝廷工部在卞壸墓冢入口处凿建一口水井，命名为“忠孝泉”‌。此井采用青石材质，井口呈六角形，外侧刻有“忠孝泉”与“永乐十七年七月”字样。距今已逾六百年历史的忠孝泉，现已被列为重要历史遗存并加建保护亭。

1478年（明朝成化十四年），大明朝廷与卞氏后人共同出资重修与扩建忠烈庙。外门上额刻：“晋忠烈卞公庙”，仪门上额刻“忠烈之庙”，门内立“御赐全节坊”。全节坊石柱上刻楹联：“千秋节义声尤赫，一觉忠魂梦亦甘。”此联不仅是对卞壸个人事迹的颂扬，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忠孝合一”的伦理观。

1834年（清朝道光甲午年），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的陶澍‌自捐奉银修缮了卞壸祠堂、御赐全节坊、忠孝碑亭等建筑，并新刻墓碑：“晋父子忠孝卞公之墓”。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3月，太平天国军攻入江宁（南京），朝天宫卞壸祠堂及附属祭祀设施被毁。

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清军收复江宁后，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率部属诣祭卞壸祠堂，并拨款修缮与复建卞壸祠堂及附属祭祀设施。

1982年8月13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卞壸墓碣（包括御赐全节坊、忠孝泉等附属遗迹）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11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监察人物志》一书，该书以人物传记形式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脉络，收录了西汉至清代共104位监察人物的传记，其中东晋尚书令卞壸被列为清正廉明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其历史地位与当代宣传教育价值。

　　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南京》中以“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来形容南京的历史厚重感，强调其文化遗迹承载着六朝以来的历史沧桑。笔者以为，素有“金陵第一胜迹”之称的朝天宫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特色与这一描述高度契合。

南京朝天宫，这座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宛如一位沧桑的历史老人，在不言不语中，已将南京这座古都的故事娓娓道尽。许多研究南京历史的学者认为，朝天宫的发展演变历史，就是南京城市发展史的缩影。回望历史，出古入今，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朝天宫（冶城山）的建设，无论是初时的冶铸作坊、西园，还是南朝时期的总明观，抑或是明、清时期的文庙、府学，甚至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分院、高等法院等，都是声名显赫的官办机构。可以说，一座朝天宫浓缩了南京从古代冶铸中心到现代博物馆的历史变迁。

笔者与往年一样，观赏过朝天宫三个区域的主要景观后，便会伫立在朱红色的宫墙下，静静地感受从春秋冶城到明清文庙的时空跨越。仰头望去，大成殿飞檐上的一排脊兽在阳光下投下细长的阴影，仿佛时间的指针在丈量这座建筑的千年岁月。此情此景，不由的让笔者心中激荡起复杂的回响……一座朝天宫，半部南都史一一这句流传甚广的评价，既凝练概括了南京朝天宫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寓意着这座古建筑群见证了南京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重要历史变迁。同时，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也沉定着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民间记忆‌，而这种记忆在时光的罅隙中得以顽强留存下来。

阳光下，朝天宫红墙上的砖雕与银杏古树交织，光影斑驳。笔者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这些工艺精湛的砖雕，一边在揣摩，在历代史籍的记载中，朝天宫总是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权力合法性的象征。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此建立铸造兵器的作坊；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此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清朝时期，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驾南巡下时五次游幸于此……。这些宏大的史籍叙事如同建筑表面的鎏金彩绘，绚烂却遮蔽了更为深邃的纹路。而那些未被史籍记载的普通匠人，曾在这里留下怎样的足迹？明代的匠人们在镌刻那些精美砖雕时，是否偷偷将自己的心事刻入花纹？清代的学子们在虔诚跪拜时，是否在祈祷与朝廷无关的个人愿望？太平天国军的士兵们在把这里变成军事设施时，可曾对这座古建筑群产生过一丝敬畏？虽然这些渺小的、普通人的历史瞬间，未被记载、未被命名，如空气般消散于无形，但却在这座建筑群的褶皱里留下了隐约可辨的痕迹。苍天为证，从朝天宫古建筑群的初建，以及每一次的修缮、复建，都是不同时代普通人活动的考古层，构成了与官方记载平行的另一部史册。

在朝天宫崇圣殿东侧的碑廊里，置有许多歌颂帝王德政的碑刻。笔者发现在这些碑刻中竟然夹杂着一块民间捐资碑，因年代久远，碑文已风化模糊，仔细辨识，碑中记录的是清朝道光年间（1821至1850年），本地商人为修缮朝天宫而集资的名单与金额。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绸缎庄老板、盐商、药铺掌柜等，他们的生平事迹早已湮灭，却因参与这座古建筑群的维护而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不朽。这不仅让笔者想起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著作中提出的理念，该理念认为，某些物质载体（如建筑、场所、符号等）通过“档案式”储存方式，将抽象记忆转化为具象形态，从而保存被主流历史叙事排除的民间记忆。令人颇为感慨的是，这块罕见的民间捐资碑遗存，其模糊字迹恰如时光的指纹，印证着历史的沉淀。它们与庄严的官方碑刻并肩而立，无声诉说着不同阶层携手守护文化记忆的壮举。

上述民间“捐资碑”的事例仿佛在告诉人们，古老的朝天宫既是帝王将相历史演出的舞台背景，也是无数无名者生活变迁的见证者。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宏伟的建筑形制或精美的艺术装饰，更在于那些隐藏在砖缝瓦隙间的、被正统历史书写忽略的日常记忆。

　　拙文至此，顺便提及一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断裂中，许多类似的古建筑遭到不可逆的破坏，而朝天宫能够相对完整地保护下来，实属幸运。这种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一一既要符合当代对"历史遗迹"的想象，又要保留那些不被主流叙事所接纳的痕迹，而这种“痕迹”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历史肌理。由此可见，这样的保护理念或许比任何修复技术都更为重要：不是将历史固化为单一认知，而是让它保持学术争议与文化开放性。

离去前，笔者在大成殿院落左侧的一座铁钟前驻足了片刻。这座铸造于1621年（明朝天启元年）的巨钟，表面布满了造访者抚摸形成的包浆。相传，南京民间有"摸钟祈福"的习俗。此刻，笔者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些看似迷信的民间习俗，反而使冰冷的文物持久地保持着温度与生命力。官方可能更关注建筑的政治象征意义，而普通百姓则用自己的方式与历史对话，创造出活态的记忆传承方式。

午后的阳光透过金黄的银杏叶，将红墙黄瓦的朝天宫古建筑群映衬得更加大气磅礴，飞檐斗拱在光影中更显历史厚重感。此时，笔者仿佛看到历史在光影中流动……那些被教科书简化为年份和事件的历史，在此刻变得丰满而复杂。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甬道，笔者来到东牌坊出口处，指尖下意识地划过牌坊拱门上光滑的砖石，感受着历史的气息在身边流淌，或许，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最珍贵的馈赠——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更让我们思考，哪些记忆应该保存，哪些记忆应该忘却，在朝天宫的沉默见证下，历史不再是单声道的权威讲述，而是变成了多声部的复调合唱。

走出东牌坊，笔者来到朝天宫“万仞宫墙”（照壁）外的仓巷桥上，转身向这座古老的建筑群投去最后一瞥时，蓦然领悟，凝望一座历史古建筑，实则是在触摸一部立体的文明编年史。当史书用文字凝固重大事件时，建筑则以空间语法默默书写着更隐秘的叙事：轴线布局是权力书写的乐谱，梁架结构凝结着匠人群体的技术暗码，而蒲牢钟上经年摩挲的包浆，才是真正鲜活的生活史诗。

一言蔽之，承载了南京2500多年文明史的朝天宫，恰如一部立体的历史典籍，既镌刻着南京作为都城的辉煌，也留存着它作为百姓家园的温情。

秋光里，朝天宫朱红的宫墙与银杏黄叶交相辉映，更显典雅庄重。古老的建筑群在金色叶片的簇拥下，愈发透出历史的厚重感。这般美景，既源于自然景观的斑斓色彩，也得益于古都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份底蕴正流淌在那沉淀了千年的诗意之中……

2025年8月29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