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八十载：回望硝烟处，沉思和平路

不唱歌的刀郎 许一兵

抗战胜利八十载：回望硝烟处，沉思和平路

当钟摆轻轻叩响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门扉，那些沉睡在收藏盒里的旧物——泛黄的战报、磨损的军用水壶、带着弹痕的钢盔，忽然都有了温度。它们沉默地躺在那里，却比任何文字都更清晰地勾勒出80年前的山河破碎：北平的胡同里回荡着防空警报，上海的弄堂被炮火撕开裂口，太行山的沟壑里，战士们握着生锈的步枪，目光却比星辰更亮。

作为一名抗战收藏家，我常常在整理藏品时陷入长久的沉默。一枚1945年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背面刻着模糊的姓名，不知它的主人是否能看到后来的万家灯火；一叠战时家书，纸页上的字迹被泪水晕开，“国若不存，家何以为家”的字句，至今仍像针一样扎在心上。这些物件不是冰冷的“古董”，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写就的史诗——是母亲缝进棉衣里的牵挂，是少年放下锄头扛起枪的决绝，是千万同胞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呐喊中，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我叫许一兵，常年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世人皆知的英雄城，可英雄的荣光里，总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我曾想拍一部纪录片，名叫《英雄城之痛》，虽最终未能成型，但那些为搜集素材而走访的街巷、听闻的故事，早已刻进了记忆里。江汉关的钟声曾在炮火中颤抖，珞珈山的树林里藏过救死扶伤的医护，汉阳兵工厂的机器声与前线的枪声曾交织成同一曲壮歌——英雄城的“痛”，是山河沦陷时的不屈抗争，是同胞牺牲时的撕心裂肺，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绝不低头的倔强。而这份痛之所以值得被反复回望，正因为它在提醒我们：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无论来自哪个民族、属于哪个党派，只要在抗战的烽火中为家国挺身而出，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这份不分彼此的敬意，是历史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也是我们回望过去时，最该坚守的底线。

在我的收藏里，有几柄军刀格外沉重——它们是抗战胜利时的受降见证，刀身的寒光里，凝固着一个民族最解气的时刻，也藏着最不能忘却的记忆。比如那柄由廖耀湘将军缴获、后赠予刘建章先生的军刀，刀鞘上的樱花纹已在战火中磨损，却仍能想见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上，侵略者放下武器时的狼狈；还有王叔铭先生赠予谢洛夫上校的那柄战场缴获军刀，刀刃上的缺口，是中日军队殊死搏杀的印记，也是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的见证。这些军刀从不是“战利品”的炫耀，而是历史的“印章”——盖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扉页上，也盖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里。每次擦拭它们，我都会想起那些倒在刀枪下的同胞，想起战士们用刺刀拼出的胜利，这提醒着我们：和平从不是敲锣打鼓就能等来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记得“为什么而战”，才能守住“不再为战”的安宁。

8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可“纪念”二字从不是简单的回望。我们纪念杨靖宇将军胃里的棉絮与草根，是记得“中国人骨头有多硬”；我们纪念重庆大轰炸中护着孩子的母亲，是懂得“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纪念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是明白“民族的脊梁，从来由普通人的勇气撑起”。这些收藏里的故事，藏着一个民族最痛的记忆，也藏着最坚韧的力量。

有人问，8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反思什么？我想，最深刻的反思，是对“和平”二字的敬畏。中国人民太懂战争的残酷——从南京城的血泪到华北平原的焦土，从流离失所的难民到为国捐躯的忠魂，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战争是悬在人类头顶的利剑，无论胜负，留下的都是无尽的创伤。所以我们珍爱和平，不是怯懦，是因为见过最深的黑暗，才更懂光明的可贵；不是遗忘，是因为记得同胞的牺牲，才更要守住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宁。

而守护和平的密码，早已写在抗战的历史里——是“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团结。当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呼应，当工人拆毁日军的铁路，当学生走上街头呐喊，当南洋华侨把血汗钱换成枪炮送回祖国，中国人用“团结”二字，诠释了“众志成城”的真正含义。80年后的今天，这两个字依然是民族的底气：是面对风雨时的守望相助，是发展路上的携手同行，是无论何时都坚信“我们同属一个家园”的信念。

此刻，我又拿起那枚“抗战胜利纪念章”，阳光透过勋章的纹路，在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光斑里，有80年前的浴血奋战，有80年后的国泰民安，更有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承诺：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缅怀先烈，不是为了沉溺伤痛，而是为了凝聚力量——让团结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让和平成为代代相传的信仰。

这或许，就是80年回望中，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