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中的“无情”变奏

班贺

　　“无情”二字，看似简单直白，拆开来看便是“没有人情”“不讲情面”，却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若往正向解读，它可以是坚守原则的刚直不阿，是面对私情时的铁面无私，是不为利益所动的坦荡磊落；可若偏向反面，它便成了冰冷刺骨的寡义薄情，是翻脸不认人的决绝冷漠，是将人情伦理抛诸脑后的漠然疏离。

世间事往往如此，同一种表述，因时代背景、社会风气的不同，所承载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大相径庭。本文便聚焦“无情”的反面，试着拨开时光的迷雾，看看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中，这种“无情”是如何附着于社会肌理，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的。

六七十年代：政治下的“无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挂帅”是社会运转的核心逻辑，政治立场成为衡量一切的首要标准，“亲不亲，阶级分”的观念渗透到社会肌理。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阶级立场的差异可以轻易超越血缘亲情与朋友情谊。家庭中，夫妻因加入不同派别、持有不同政见而产生激烈冲突，最终分道扬镳；父子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划清界限、断绝往来的情况屡见不鲜。揭发、告密在特定语境下甚至被视为“革命行为”，亲人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因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一个被上纲上线的举动，便可能反目成仇。那时的“无情”，表现为在政治高压下，人情被极度压缩，个体为了“政治正确”，不得不将私人情感搁置甚至抛弃，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因政治对立而产生的疏离与戒备。

当下之时：金钱下的“无情”

时代流转，商品经济浪潮席卷而来，金钱逐渐成为社会运行中难以忽视的杠杆，“无情”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改变。

如今，人情往来常常被金钱标尺衡量。同事、朋友间的相处，在升学、就业、晋升等重大利益事项面前，单纯的情谊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办事讲“回报”、交往看“价值”成为一些人的行事准则。熟人之间因顾忌“面子”和舆论，反而不如陌生人之间“明码标价”来得“顺畅”——外单位人办事送礼，常被视作“正常往来”，收礼者心安理得；同单位人求助，因怕落人口实不敢收礼，索性推诿不办的情况并不少见。更有甚者，为了金钱利益，不顾多年情谊，在合作中背信弃义、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将“认钱不认人”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际关系染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

“无情”背后的根由

两种“无情”的巨大反差，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土壤与时代背景。

六七十年代，实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绝对平均主义。城市里，住房由单位分配，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按定量供应，从领导到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差异微小；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大锅饭”模式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在分配上体现不明显。彼时的社会宣传倡导“越穷越光荣”，发财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人们的价值追求高度统一于政治觉悟，金钱意识被极大压制，个体行为更多围绕政治目标展开，这为政治主导的“无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当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分配机制尚不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被空前凸显。购房需巨额资金，子女教育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都需持续投入，婚嫁成本逐年攀升，这些现实压力让人们深刻体会到“没有金钱寸步难行”。同时，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部分人将金钱视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金钱万能”的观念悄然蔓延，人情在金钱的冲击下逐渐淡化，催生了金钱主导的“无情”。

愿“有情”成生活常态

回望来时路，从政治标尺下的人情褪色，到金钱杠杆下的情谊稀薄，“无情”的面具虽随时代更迭，却始终映照出特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塑造。政治狂热消解了温情，物欲膨胀冷却了真心，两种看似迥异的“无情”，实则都在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清晰的是非边界，也需要温暖的人情底色；既离不开合理的利益分配，更少不了超越利益的情感联结。

或许，我们无法完全规避时代浪潮中的现实压力，但可以在内心为“有情”留一块阵地——不因立场不同而否定亲情，不因利益纠葛而背弃友情，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一些体谅，少一些算计；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冷漠。毕竟，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不是冰冷的规则或数字，而是那些藏在日常褶皱里的温暖与牵挂。愿“无情”只是时代的注脚，而“有情”才是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