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城的那些事儿

田木子

1974 年的夏天，蝉鸣把信丰县城的午后拖得格外漫长。我刚满 15 岁，课桌抽屉里还压着没做完的数学卷子，眼看下半年就要高中毕业，父亲却在晚饭时把一只缺了角的粗瓷碗往桌上一搁，沉声道：“别读书了，去学木工。”，我手里的筷子 “当啷” 掉在桌上。那时候，谁不想把高中文凭攥在手里？哪怕毕业后要下放，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文、在操场跑圈的日子，总比刨木头、锯木板自在。父亲跟我说:“按照政策,高中毕业必须要下放到农村去，你是家里的老大,下放了家里三个妹妹就没人照顾,加上我们家庭成份不好(富农),以后你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城里来,不如去学一门手艺,解决以后的工作问题”。听了父亲这番话,我觉得有点道理，于是就同意了。署假刚结束,父亲就把我送到油山手工业联社学木工去了。

我师父一家原是赣州建筑公司的木工，1968年随居民下放到西牛公社,他们一家都是木工。1972年，大批下放干部回城，我父母也接到通知准备回县城，于是请了木工来做家具,从那时认识了我师父。回城后,父亲帮助我师父他一家恢复了吃商品粮,并且把他一家户口落实到了油山手工业联社。我师父从此对我父亲的帮助感激不尽。师父非常乐意我做他的徒弟,并把我的户口迁到了他家。从那以后,我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走家串户做木工。70年代的年轻人结婚都习惯自己打家具,师父的手艺在信丰远近闻名.请我师父打家具的人络绎不绝,县里的领导子女结婚打家具,领导都会亲自找上门来请。那时我跟着师父学手艺感到很风光,每当别人问起我跟谁学木工,我说到我师父的名字都会赞口不绝。 1975年,国家关于下放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即每个家庭可自行选定一个子女留城，我是家里的老大，又是男孩，父母自然就选择了我留城。当我拿到留城证的那天，心情特别高兴，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城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油山手工业,回到了家里，开始了我的留城生活。

回到县城的家，日子却没我想的那么自在。上西门老城墙口的老工交局大院，侧院是家属区，正院是办公室，一堵墙隔着，却像是两个世界。白天，办公室里传来打字机的 “哒哒” 声和干部们讨论工作的声音；我却没事可做，只能在院子里晃悠，看着天上的云飘来飘去。那时候，留城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啊。高中毕业的青年，大多要响应号召下放，有的自愿插队到农户家，有的去父母单位办的知青点，还有的被分到知青农场，面朝黄土背朝天，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米饭，住的是漏风的土坯房。有回在街上碰到以前的同学，他背着铺盖正要去乡下，看见我就说：“ 还是你命好，能留在城里陪爸妈”，可他们并不知道，我心里空落落的。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每天醒了就是等吃饭，吃完饭就琢磨着去哪儿打发时间。

最早在一起玩的有我、干唉、怀生,三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候的我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喝了点糖毛烧米酒，就故意把脚步踩得很重，看见穿花衬衫的女孩就吹口哨，路上碰到摇着尾巴的狗，捡起路边的棍子就追，吓得狗 “汪汪” 叫着跑，我们却笑得前仰后合，把整个县城的安静都搅得七零八落。现在想起那些荒唐的事，还忍不住脸红 。那不过是青春期的孩子，想用吵闹掩饰心里的迷茫罢了。后来，兰子、应应、大杂、付东、小林、欧罗也陆续加入我们的队伍。欧罗家住在老广场边上，欧罗的父亲是广东人,是个敲铁皮匠，他手艺好，一家人靠他敲铁皮为生,敲出来的铁桶、铁盆，既结实又好看，街坊邻居都爱找他做。我们最爱去欧罗家，一来是他家的茶好喝，能解夏天的暑气；二来是欧罗爸爱讲故事 ，他一边敲着铁皮，“叮叮当当” 的声音，伴着粤语腔的普通话，讲他年轻时在广东修铁皮船的如何累、潮汕的早茶有多好吃，我们围着他，听得眼睛都不眨一下。欧罗家隔壁就是兰子家，兰子爸是五交化的退休老采购员，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讲起上海的百货大楼、武汉的长江大桥，比说书先生还精彩。去欧罗家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巷子，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我们一群人勾肩搭背地走过去，居民们都会从门缝里探出头看。那时候的留城青年，说好听点是 “幸运儿”，说难听点就是 “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我们可不管这些，只顾着嘻笑、打闹，图一时的痛快。

　 巷子中段有户人家， 坐着个扎花辫的女孩，脸上长了满了青春痘。我们第一次路过时，不知是谁先喊了声 “难唉”，没想到这外号一喊就传开了，每天路过，我们都齐声喊 “难唉、难唉”，女孩也不生气，反而朝我们做鬼脸，有时候还会扔颗石子过来，却从不真的砸人。一来二去，我们竟然熟了。有个周末，我们正在欧罗家听他爸讲故事，门突然被推开，“难唉” 端着一碗洗好的李子走进来，红着脸说，我给你们送点水果吃，那时候在学校，男女同学同桌都要划 “三八线”，谁要是跟异性多说一句话，能被议论好几天。可那天，我们围着 “难唉”，问她在哪个学校读书，喜欢看什么书，她叽叽喳喳地答，阳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她的麻花辫上，我突然觉得，原来跟女孩聊天，是这么开心的事 ，没有 “男女界限” 的束缚，只有年轻人的自在和热闹。

我住的老工交局大院侧院，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摆了张床和一个旧衣柜就挤满了。可这小房间，却成了我们留城青年的 “秘密基地”。有一次，干唉怀揣着口琴，怀生提着二胡，小林提着小提琴，一群人挤在房间里，非要搞什么 “留城青年音乐会”。我们吹拉弹唱的都是 50 年代的老歌曲，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红梅花儿开》…。那时候这些苏联歌曲被说成是 “黄色歌曲”，不让唱，可我们关上门，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还是唱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红梅花儿开》，小林的手提琴拉得很婉转，干唉和我的口琴跟着和声，怀生拉的二胡有点古韵味，其它人跟着轻轻的哼，心里的空落落总算被填满了些。

可这种热闹没持续多久，就被父亲打断了。那天我们吹、拉、弹唱正在兴头上，房门突然被踹开，父亲站在门口，满脸怒气地说，我们的声音太大，吵到了正院办公的人。他一把夺过小林的小提琴，往桌上一摔：“你们这群不务正业的！整天游手好闲，跟流氓有什么两样！”，我当时也来了气，硬着脖子反驳：“我们唱歌怎么了？又没犯法！” 父亲气得手都抖了，指着我的鼻子：“我让你学木工，让你留城，是让你好好过日子，不是让你这么混的！” 那天，我们吵得惊天动地，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父亲的叹息声，心里又委屈又迷茫：留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该每天待在家里，等着日子一天天过？

自那以后，我们不敢再在家里唱歌了，转而迷上了 “练功夫”。那时候的年轻人爱练武功，觉得拳脚厉害才叫本事。怀生曾在胜利小学当临时校工，拜过一位当地的武师，会打一种叫“四门”的拳；我做木工时扛过不少粗木头，练出了力气，跟着书也自学了几招长拳。一到周末，我们就聚在我家院子里，摆开架势比划，你一拳我一脚，谁也不服谁，汗流浃背的，倒也痛快。

有一回，大杂拍着胸脯说：“比拳脚不算本事，有本事比玩水！谁赢了，我就服他！” 我们一听就来了劲，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往桃江河赶。可到了河边，我们都傻了眼 ，前几天下了暴雨，桃江河涨水了，浑浊的河水裹着树枝、杂草，“轰隆隆” 地往下冲，浪头拍在岸边的石头上，溅起半人高的水花。有几个弟兄当场就怂了，往后退了退：“这水太急，算了吧，我服输了” ，我和干唉、怀生、付东却不服气 ， 我们从小在桃江河边长大，自认水性好，哪肯认怂？“跳就跳！” 付东先喊了一声，扒了外衣就往河边跑，我和干唉、怀生也跟着脱了外套，四个人 “扑通扑通” 从桃江桥西边的公路上跳进了波涛汹湧的桃江河。

可刚一入水，我就后悔了。河水比想象中湍急得多，汹湧的河水像无数只手，把我们往河中心拽。我拼命往岸边游，可身子却不听使唤，眼看就要被冲进河中央。突然，身后传来付东的呼救声：“救命！我没劲了！” 我回头一看，付东的脑袋在水里一沉一浮，眼看就要被浪头吞没。怀生也慌了，喊了声 “我不行了”，转头就往回游。

我和干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决心。我们俩拼尽全力游到付东身边，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往下游的竹排游去 ，那是林业木材转运站拴在岸边待发的竹排，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浪头一次次把我们卷起来，又狠狠砸下去，冰冷的河水灌进嘴里，又苦又涩。岸上的人看得直喊：“别管他了！自己保命啊！”

我咬着牙，冲着干唉喊：“不能放！” 干唉点点头，架着付东的胳膊更紧了。不知道游了多久，终于摸到了竹排的绳子，我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把付东推上竹排，自己也爬了上去。趴在竹排上，我们三个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湿透，嘴唇发紫，看着湍急的河水，心里后怕得厉害 ，只差一点，我们就都成了桃江河的 “祭品”。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做这种逞能的事了。

时光像桃江河的水，哗啦啦地流。转眼到了 1976 年，这一年，信丰的天好像都比往年沉。年初，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和弟兄们蹲在老广场的电线杆下，听着哀乐，心里堵得慌；夏天，朱德元帅也走了，紧接着唐山发生大地震，新闻里说死伤无数，我们凑钱捐了些粮票，却觉得这点心意根本不够；九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县城里到处都是白花，我们跟着人群去悼念，看着灵堂里的遗像，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这一年，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十月，广播里传来粉碎 “四人帮” 的消息，县城像炸了锅，人们举着红旗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地庆祝，连空气里都飘着松快的味道。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国家开始解决留城青年的就业问题，大集体招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 虽然政策说留城青年只能进大集体，可对我们来说，有份正经工作，就比整天晃悠强。

弟兄们陆续找到了工作：兰子进了五金厂，应应去了纺织厂，小林、欧罗进了五金厂当学徒。我因父亲在工交局工作，那会儿工交系统下属的国营县木器厂，有个退休职工没有子女顶替，县局批准从本系统干部职工子女里补员。父亲帮我报了名，我拿着补员通知去木器厂报到那天，特意穿上了师傅给我做的那件蓝色工装，心里踏实得很。

在木器厂当学徒的三年，我又捡起了老本行，刨木头、做家具，师傅教我的手艺全派上了用场。1979 年转正定级时，我拿着第一个月18元的工资，给三个妹妹买了点糖，看着她们开心的样子，我突然觉得，留城的意义，好像终于找到了。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这群留城青年的心里。我和小林、干唉、怀生都动了心 ，说实话，谁不想圆一个大学梦呢？小林最拼，他住在南门她小姨的一间小屋里，靠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都学到后半夜，灯芯烧得短了，就用镊子拔长点，作业本上的字，都带着煤油的味道。小林凭着这股劲，考上了江西医学院。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正在欧罗家喝茶 ，大家在一起共同庆祝小林的成功，小林激动的哭了，说：“终考上了”。 后来，他毕业后去了吉安市人民医院当医师，90 年代又调到广东大医院，当上了副院长、医学博士、教授，现在每次回乡探亲，都会跟我们聊起当年用那盏煤油灯挑灯夜读的事。

我和干唉、怀生却没那么幸运。我们基础差，第一次高考，不出意外地落榜了。可我们没放弃，1978 年又报了名。为了补外语，父亲自告奋勇教我和干唉学日语，他说：“日语里有不少汉字，发音用假名，比英语好记。” 每天晚上，父亲拿着日语课本，一个个假名教我们读，我和干唉跟着念，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可命运还是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 第二年高考，我的日语过了线，总分却不够，还是没考上。怀生英语好，可也没上总分数线，后来他去参加了教育部门的英语培训，结业后被中学聘为英语老师，再后来调到了人事局，成了公务员。干唉高考后，被所在的建筑公司聘为秘书，他脑子活，肯吃苦，慢慢从秘书做到了经理，最后成了公司的董事长。

我在木器厂转正后，调到了县农机厂的拖拉机班当修理工。每天跟油污打交道，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有活干，有工资拿，日子就有奔头。1982 年，税务系统面向全国招干部，国营单位的工人可以报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因参加高考有基础，初试就考上了。穿上税务制服的那天，我站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心里满是感慨：从木工学徒到税务干部，这条路我走了八年。

后来的日子，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欧罗从五金厂下岗后，揣着攒下的钱去广州进了批成衣，在成衣市场摆起了地摊，慢慢从小店做成大店，赚了不少钱；应应 90 年代从纺织厂辞职，骑着三轮车下乡摆摊，卖过南北杂货，后来在县城开了家副食品批发店，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兰子从大集体五交化下岗后，开了家小五金店，脑子活络，生意做得红火，我们都戏称他为 “奸商”，他也不恼，笑着说：“赚钱养家，不丢人。” 付东和大杂，因为父辈都是中学老师，后来都进了县中学当食堂管理员，每天看着学生们吃饭，日子过得安稳。

如今，我们这群当年的留城青年，都已两鬓斑白。有时候聚在一起，喝着小酒，聊着过去的事，还会想起在欧罗家听故事的午后、在桃江边游水差点丧命的惊险、还有在我家小房间里唱《红梅花儿开》的夜晚。我们没有下放知青那样可歌可泣的故事，没有在乡下的田埂上留下脚印，只是在小县城里，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尝过迷茫，吃过苦，也收获过喜悦。

可这段留城的经历，却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它让我明白，不是所有的幸运都来得轻松，也不是所有的迷茫都会一直持续 ，就像当年师傅教我刨木头，只要一点点往前推，总能把粗糙的木头，刨出光滑的模样。那些日子，苦过、闹过、笑过，如今想来，都是人生里最珍贵的回忆，一辈子也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