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上甘岭”永不消失的电波

南疆卫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越边境老山前线东面战场，一场血与火的较量激烈展开。步兵第91团（35107部队）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这片充满硝烟的战场上，通信保障犹如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维系着作战的成败。从1984年 7 月 26 日至 12 月 9 日，在战场上这段日子，通信保障分队（81分队）承载着太多的艰辛、英勇与奉献。

老山地区东面战场1175.4高地以南地域，称为“八十年代的上甘岭”，主峰正面1000米处是敌人的东山炮兵观察所。这里山势险峻，气候多变，丛林密布，蛇虫很多，严重缺水，战斗频发，保障困难。特别是通信保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由于地形条件受限，无线电通信信号衰减大，通信距离和通信质量降低，很多地方翻过一个山梁就无法联通；有线通信线路易被炮火炸断，查询恢复比较困难，线路维护保障需要兵力比较多；徒步通信易遭敌炮火封锁和特工袭击、雷区阻击，伤亡较大。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隐藏着危险，潮湿闷热的气候更是给作战带来了诸多困难。这对于我们野战部队步兵团通信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确保通信畅通，我们必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让电台的电波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

　　2018年“八一”建军节，原步兵第91团通信连指导员王树安等，组织本连退伍官兵在重庆团聚，此时，我正在贵州习水与重庆江津交界的坭坝乡开展驻村脱贫攻坚战。自从战后指导员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部队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从云南宾川山沟移防到大理下关市区后，就没有见到他，特意请假参加相聚。

战后34年第一次与指导员重逢，回忆起了1984年7月至12月，在中越边境云南麻栗坡县天保与越南河江清水交界地，一个叫“八十年代上甘岭”的高地作战的情况。因我是在部队到达老山、者阴山战区第一集结地--西畴蚌谷，才从步兵六连三排调入通信连的，到连队10天就随通信保障分队开进老山战区战斗集结地--麻栗坡豆豉店，进行战前应急训练，此时我已从二排硅两瓦电台5班报话员，调整到连部担任通信员。

战斗打响前4天，随团前线指挥所通信保障分队秘密抵达老山东面“上甘岭”主峰1175.4高地负9号阵地。由于通信分队在战时是配属步兵战斗，加上在第一集结地域无线分队没有和连部、有线分队在一起，人员比较分散，我到通信连报到时，没见到指导员，后来才知道指导员是无线电专业，除了负责连队政治思想和党支部工作外，分工负责连队无线电分队，跟随无线电分队一起，已于7月26日与连部通信员杨建、二排代理排长兼六班班长陈怀银、报话员李文亮一起，带一部10瓦单边带电台随团前线指挥所行动。所以约请指导员提供一些战时通信保障情况，2018年8月7日晚上，指导员用微信给我发来了回忆内容。

　　今天是8月27日，是我团41年前在老山前线东山战场--“八十年代上甘岭”1175.4高地及以南地域，实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夺取敌东山炮兵观察所，全歼1175.4高地及以南16号、22号阵地和913高地之敌，也是在步兵第91团历史上最后一次执行作战任务中的第一仗，是在昆明军区陆军第11军前指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老山方向东面战场独立作战的第一仗。8月21日上午，与69岁的老指导员王树安通电话，对无线保障情况进行了补充。22日晚上，时任二排代理排长陈怀银在电话中作了回忆。23日上午与时任八一台报务员向小平联系，对八一台的情况进行了解，晚上与时任7班班长吴志宏通话，回忆作战期间的徒步通信保障工作。

今年3月21日至26日，在与时任一排排长张中柏重返战场原址、祭奠牺牲战友、竖立“战场原址”纪念碑时，共同回忆了战斗中有线路通信保障情况，3月28日，写了《有线通向“上甘岭”》的纪念文章。今天写下《老山“上甘岭”上永不消失的电波》，主要回忆41年前步兵第91团在1175.4高地战斗中的无线通信保障。

　　作战时实施无线通信保障的是二排，共3个班，25人，代理排长兼六班班长陈怀银，实习排长陆三庆。配置十瓦单边带电台4部、两瓦电台16部、军马8匹、三轮车1辆。分别是5班（两瓦台）班长李正权、副班长1人、报话员等6人；6班（两瓦台）班长陈怀银（三等功）、副班长胡建国（二等功）、报话员肖春（三等功）、熊成福、李文亮等8人，其中胡建国2月至7月中旬，率肖春等6班战友配属师通信营参加收复者阴山战斗，立功受奖，连队达到西畴蚌谷后归建；7班（徒步通信）班长吴治宏、副班长龙先华、驾驶员怀和平、通信员杨继初、李春林、李建念、邵连昌、赖正寿等8人，该班是1983年底与8班（骑兵通信）合并组建的。

属无线通信保障的还有八一台和八一车载台两个台，配置15瓦双边带电台各1部、电台车1辆，人员10人。八一台台长黄朝武（排职）、八一车载台台长张元星（排职），驾驶员1人，报务员李保全、徐建明、安之全、向小平、邓华平、龚彦等6人，战时两台人员整合为八一台。团以下营连排无线通信配置两瓦电台、884步谈机、861指挥机。

　　王树安指导员在回忆中说，记得1984年我团7月13日从宾川县出发，17日开进至西畴县蚌谷乡的第9天，26日我就到了“八十年代的上甘岭”高地，直到12月9日离开阵地。上去之前团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在通信连除了有线不怎么了懂外，其他专业都不错，这次叫我到前指是熟悉有线技术的极好机会，团里准备提拔重用，说我的技术是很全面的。我当时这样回答这位团领导：“我不想在部队干了，趁年轻到地方干什么都要学得快点。叫我到前指，我坚决服从命令，确保通信畅通无阻，保障前指的上报下传任务，为防御战的全面胜利，做好通信保障任务”。

在我的记忆中，是晚上开进的，一排长张中柏带一个架线班驻在天保农场山坳上，我和团前指就坚守在“八十年代的上甘岭”9号阵地，团指挥所和一营营指开设在“上甘岭”主峰一个山洞工事中，配置一部电话机和一部10瓦电台，以确保前指的通信顺畅指挥。在阵地上，8月20日至31日连续展开炮火压制还击、捣毁敌人两个炮兵观察所，攻占16号、22号、913等阵地，强行捕俘和袭击A1据点后，战事基本稳定，没有多大变化。10月24日至25日，在老山方向防御的我11军32师侦察连，在步兵、炮兵分队配合下，在548高地打了一快速利落的捕俘战，抓到越军153团17工兵连一名少尉排长陈清平，毙敌40余名，我无一伤亡的显著战绩，受到军前指的通令嘉奖。

虽然之前的8月30日，我团特务连侦察排5班班长周猛奉命带领4名战士到负21号阵地执行强行捕俘任务，他们爬绝壁，钻刺蓬，闯过了敌人设置的数道铁丝网和堑壕，秘密潜人敌阵。在我炮火密切协同下，冲人敌人地堡群，先敌开火，打炸结合，炸毁敌地堡3个，毙敌22名，伤敌4名，俘敌1名，我无一伤亡。但是，俘虏在押回我方阵地途中，伤势过重死亡。因此，我们团长也想再抓捕一名越军士兵，了解我防御阵地前沿越军的作战动态，进行敌我对比分析，更好的掌握作战主动权，扩大战果。其实，在当时，不光是我军的首长想抓“舌头”，越军也在想抓我军“舌头”。

　　为完此项任务，通信保障就要往前移，我和一排长张中柏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张中柏背着一部电话单机和一拐被复线，从团前线指挥所顺战壕沟一直架到步兵二连抓“舌头”的巴蕉林旁，距离约700米。当时的电话机，无论是台式机还是便携式的都比较笨重。当时二连副连长刘正彬已睡着了，张中柏用他随身带的祖传小刀，剥开被复线皮，架设安通好电话后才叫醒了刘正彬（战中牺牲），交给他使用。当晚有一名越军离安装电话机的地方只有6到7米，刘正彬请示团长是否开枪，团长答复不许开枪，抓活的。过一会儿那名越军就留走了，就没有抓住“舌头”。过了好几天（11月3日），团长一直想了解越军在我前沿阵地的兵力部署，知己知比方能百战百胜，就形成了由团特务连侦察排再次在敌汉杨地区A1据点抓捕越军的作战计划。

抓捕战斗由特务连指导员贺正祥带侦察排指挥，步兵二连一排负责掩护，六连三排战斗支援。11月3日下午5点半侦察排趁越军266团5营6连1排2班不防，侦察人员多数己跳进越军2班的战壕里。这时团炮兵观察所向团前指报告，发现越军在堑壕里蠢蠢欲动，当时团长听到炮兵观察所传来情报，担心我方抓捕人员吃亏，命令团100迫击炮连和八二无后坐力炮作战分队直射敌A1据点。

我们的战士在强行抓捕敌俘虏中，为了捕俘行动更加灵活方便，将头上戴的钢盔甩掉，这时，敌我双方的炮火都集中袭击覆盖这个阵地，由于我方伤亡过大，抬伤员和烈士遗体的兵力不够，我方困在敌A1据点阵地上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团长十分着急，命令我组织一副担架抬伤员，我说坚决执行团长的命令，请团长在通信记录本上签字，注明我离开团指通信指挥战位，电台通信中断与王树安无责。因当时在此团指阵地上只有4个人，无法分兵，团长命令特务连警卫排组织的一副担架，命令我负责装牺牲烈士的遗体，在我的记忆中装了九位烈士遗体，由负责前送后运的军工，抬下8号阵地，到团后勤指挥所后，用两辆军车送往西畴烈士陵园的。

　　在整个防御、拔点、进攻、炮击、侦察、捕俘、佯动等系列战斗中，我连有效的保障了团指的安全。越军为了炸毁团指挥所，实施了导弹袭击，主要跟踪无线通信电波，只要电台开机工作就有无线信号，此导弹穿山越岭到达无线区摧毁我指挥系统，造成指挥机关“瘫痪”。有一天，我在指挥所洞内侦听到敌人导弹“咄咄”的声音，立即命令电台关机，关机后此导弹就在指挥所洞外爆炸。任何炸弹要爆炸前都有“咄咄”的音响，如是“嘘嘘”的声音，说明离我们较远。指导员最后对我说，以上是我个人的记忆，必定这么久了，有不妥地方，请战友们纠正。

时任二排代理排长陈怀银回忆说，在漫长的战斗日子里，为了保证通信质量，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由于地形复杂，信号干扰严重，常常出现信号不稳定、杂音过大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调整电台的频率、优化天线的位置。在无数次的试验和摸索中，我们逐渐掌握了一套适合战场环境的通信技巧，确保了信息的准确传递。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炮火如雨点般倾泄而下。阵地上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每一次炮击都可能破坏我们精心布置的通信线路，电台设备也时刻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但我们没有丝毫退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一次次抢修被炸毁的线路，调试受损的电台。

　　我团1984年在“上甘岭”以南地区的最后一次出击作战是在11月3日，主要作战目标是强行捕俘，搞清楚敌人在汉杨地区的兵力部署，作战地点在敌军汉杨地区A1据点，因战场情况变化，转为袭击战。敌我双方密集的炮火袭击，将我方通信线路多处炸断，一度造成前沿阵地与团指挥所的通信突然中断，情况万分紧急，指挥所的作战指令无法传达，前线的战况也无法及时反馈。

紧要关头，陈怀银5 次向团前指请战，得到团参谋长批准后，和本排六班报话员李文亮一起，携带硅两瓦电台，冒着敌人的炮火，从8号阵地运动到敌军最前沿，通过紧急故障处理，无线电波再次出现在老山前线“上甘岭”高地，及时开通与团指的无线通信联络，为团长及时掌握战斗情况，攻击分队脱离险境和撤回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一刻，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我们又一次成功守护了这条战场生命线，战后荣立三等功。

　　吴治宏是1981年从贵州印江县入伍的老兵，1983年底7班和8班合并组建为7班的时候，担任了新组建的7班班长，1984年8月23日，奉命率本班战士杨继初、李春林，随连队通信保障分队一起开进至1175.4高地，执行徒步通信保障任务，和我一道坚守在负9号阵地。

9月中下旬的一天上午，连长派我和他，从8号阵地送信到驻在八里河村的一、二营连队，信安全送到返回途中，由于天气热，途经八里河边时，准备到河里洗澡解热，因为1175.4高地无水源，已经有1个多月没洗澡了，刚脱掉衣服下到水里，我抬头往山上观察，离我们约600米的岩脚边，有一名穿着瑶族服装的青年妇女，正往我们洗澡的地方看，我们立即上岸离开返回。

因为八里河东山防区敌社情比较复杂，过去越军经常来这边搞“助民劳动”。边民中与越南有亲戚关系的不少，好人坏人难以区分。据通报，近来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农村妇女，经常提着篮子到阵地卖东西，行动有些可疑。我国不能像越南那样搞“边境净化”，将老百姓全部搬往后方。敌特工钻我们这个空子，在这一带活动比较猖獗。一有大的行动，我军的电线、电缆就被剪断、砍断，我们的炮阵地和其它重要目标也时而遭敌炮击。7月6日，我军“辛柏林”雷达遭越军821特工团406营7连一个排的袭击事件，就发生在离这里不远的白石岩地区。

　　吴治宏说，1984年8月27日下午三点，夺取东山敌人炮兵观察所的战斗打响，担任无线通信保障任务的一排二班架线员傅舒良，在执行线路维护任务时，炮弹击中腰部，失血过多，牺牲在阵地上。当时我就在傅舒良牺牲地点上面约200米的地方，我们赶到时，他腰上的血还在往外流，嘴中没有吃下去的干粮（压缩饼干），已和嘴里冒出的血浸在一起。时隔41年，对此我与他都还记忆犹新。他也一直坚守到我团12月初撤离1175.4高地。

通信兵分为无线通信、有线通信和运动通信三类。作战期间的通信联络，是保障作战胜利的关键，也是各级指挥员、指挥机关高度重视的作战保障之一。上至军、师和军区,下至团、营、连、排或班、哨主要方向，点多、线长、面广。加之作战持续时间长,指挥关系复杂,隶属转换频繁，军兵种协调要求高，作战样式多，对抗强度大，地形天候条件恶劣，保障难度增大，战线相对固定，对通信保障的隐蔽性、保密性降低。我们采取多手段并用，架空与地面相结合，有线与无线接力相结合，跟进架设与维护相结合，军队网与地方网相结合，以既设有线设施为主，按炮击、进攻、防御三大阶段，实行了超常保障。

进攻作战，在战前通信准备的基础上，主要是保通，对主、助攻一线营连排班实施跟进保障，团以上电台以报为主，团以下10瓦单边带、硅两瓦、884、861电台以通密语话为主，大部分线路、网络中断10分钟后就能恢复通信，确保了通信畅通。

　　无线电通信根据各分队不同的攻击时间，电台在炮火准备前1-2小时开机守听，打响前10分钟开始联络，战斗打响后，各网（专）均要在20分钟内沟通，并随叫随应。在进攻战阶段，采取灵活组网，网专结合，大小功率电台结合，不同程式电台并用的方法，做到了此断彼通，始终保持了稳定性。战中，广泛使用密语通话，明密结合，以密为主的方式，提高了时效。广泛采取了对主要作战分队网（专）实行旁听旁抄，越级插叫，为指挥员实施正确指挥起到重要作用。

无线电台值班室是连队最神秘的地方，里面总是传出嘀嗒嘀嗒的发报声，平时大家打开收音机调谐电台时也会听到这种嘀嘀嘀声音，那就是发报声。报务员是通信兵中的白领，专业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较高，所以电台台长虽然只管几个兵，却是正排级干部。通信连共有两个电台，负责与师部及军区联系的叫对上台，负责与各营联系的叫对下台，还有一个是装载在吉普车上的机动电台。报务员将一份份文件转为摩尔斯电码，又从空中接收电波，将电码变成一组组的数字。

　　报话员也是无线通信兵，每天清晨都要背密码，四个数字一组，代表一个字或一个词。通信兵读阿拉伯数字，有五个数码的读音和常人不同，1读作妖，2读作两，7读作拐，9读作勾，0读作洞，为何这样读，我理解是为了将一些读音相近的数码区别开来，比如1和7。报话员是自己记密码，当场将电文转为文字，而报务员的电文是送到机要室由机要员翻译。

报话员使用的电台都是很小功率的硅二瓦电台，直接背在身上。报话员发报时直接在电台上口头读数码或用发报键发送摩尔斯码。为了保密，密码还每隔一段时间要轮流更换，所以他们要不停地记密码。虽然报话员的电台功率只有两瓦，但那时空中信号干扰少，如果发送话语可以发送到一二十公里外，发送电报可以上百公里。

八十年代初期，部队的通信器材还是比较落后的传统装备，有一种叫“班排机”的算是新式装备了，是班排长向战士发送指令的单向信号接收机，一个和肥皂盒大小的机器，挂在战士腰带上接收指令。

　　电话兵是有线通信兵，负责架设接通电话线路，是通信兵中身体最强壮的。个个都身轻如燕，徒手攀爬电线杆如履平地，背负几十公斤的叫作被复线的电话线收放线时，比常人空身跑步还快，3mm粗的铁丝，徒手就能拗断，不需要钳子。日常训练和作业大都在野外，遇到野外巡查和维修，要步行十几甚至几十里路。要在一千米距离外架设电话线，接通便携式总机和电话机，电话线要用埋在地下和架在空中等多种方式，在20分钟内完成。

总机班也是有线兵，全团的电话都在总机室接转，守机员对上百门电话的位置、部队名称和首长名字倒背如流，无论有多少电话同时打进，都能不慌不忙快速转接，为适应战时需要，还要蒙着双眼训练接转电话。那时的电话设备，最先进的就是团以上才装备的载波电话，就是在同一路电话线上可以有多路电话同时通话互不干扰，但总机接转电话还是人工插拔式的。

　　负责运动通信的叫通信员。通信员用旗语、灯光短距离和信号枪传递信息，旗语和灯光也是模仿报务员发送数码。远距离就用摩托车或徒步递送实物文件。通信班使用军用地图，绘制简单的地形图和野外识别位置和方向是必修课。有一个训练科目叫“找点”，比如晚上到数公里外的坟墓的石碑下找一份文件。手中的工具是地图、指北针和手电筒，要先计算出到石碑附近村庄的方位、距离和路径，绘制好简易地图，然后出发。计算距离首先是找到参照物，比如桥梁、铁塔、河流等，然后用脚步丈量，一步大概75公分，一个复步1.5米。墓碑周边上百个土坟墓碑耸立，半夜时分一片静寂，令人毛骨束然。

通信兵是一个以执勤保障为主的兵种，全年90个训练日，同时要全天候保障部队的通信畅通。全团的通信兵每年由通信股组织两个月左右时间的专业集训。

通信连还有个修理室，全连学历最高的工程师和技工就在这里工作，全团的通信器材都靠他们维修。

连队的炊事班，每天起得比别人早，每日换着花样让战友们吃饱吃好，在野外条件下不需要炉灶，只要在地上挖几个土坑就是无烟灶，半个小时内保证全连每人吃上热菜饭。连里另外还抽调两个人负责养猪种菜。

通信连战士配备的都是冲锋枪，干部配备的是54式手枪。全连每年集中安排一次实弹射击，先训练三四天，然后考核。新兵连时训练的是第一练习，在100米处卧姿有依托打胸环靶，通信连每年训练的是第二练习打全身靶，在200米处卧姿、跪姿无依托打和100米处立姿无依托打。

　　在1175.4高地作战，我们通信兵除了技术上的挑战，生活条件的艰苦也超乎想象。经受着生死观、苦乐观、荣耻观、得失观的考验和洗礼，练就战胜困难、战胜疲劳、战胜疾病、战胜敌人的信心和担当，我们常常在猫耳洞里、隐蔽部中一待就是10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潮湿的环境让衣物和装备都长满了霉菌。水和饭菜，每天要从山下8号阵地去背，但我们从未抱怨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坚守和付出，是为了战友们能够更好地战斗，是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在这次作战中，全体通信兵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与通信工作的优良作风，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分秒必争，团结协作，不怕牺牲，不怕苦累，克服了种种困难，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造了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化作了一束永不消失的电波，誓死保障了作战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圆满地完成了战时通信保障任务，为全团作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在这 136 天的时间里，步兵第 91 团的有线、无线、运动通信兵们用顽强的意志、精湛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让电波在老山前线“上甘岭”高地永不消失。我们的每一次电波传递，都承载着作战指令和战友们的生死安危；每一次通信畅通，都为胜利增添了一份保障。这段经历，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也让我深刻理解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如今，岁月流转，但老山前线“上甘岭”的那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那永不消失的电波，将永远在我心中回响。

（41年了，确实记不太清楚，请当年参战的我连战友，回忆补充完整。作者陈应洋，1983年11月27日从贵州习水入伍，1989年2月20日退伍。1984年7月23日至1989年2月20日，曾任步兵第九十一团通信连二排五班报话员、连部通信员、炊事班长兼上士、文书兼军械员、一排三班班长。1988年9月我军恢复军衔制度时，授予陆军士兵上士军衔。兼任团支部副书记、《春晖报》编辑，战时曾临时担任前指总机守机员、徒步通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