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回忆录——忆杨闇公同志（续四）

ning寧

1921年我四十三岁。4月1日在渝召开全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声势甚盛大。为避免军阀利用，决议从制定省宪权交省省议会后立刻结束。更深感到需要有个彻底革命理论与铁的纪律政党。后被省议会选举为省宪起草委员。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7月中国共产党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恽代英到四川秘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四十四岁。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恽代英被监禁于泸州，设法救出并约往高师任教。1923年四十五岁。因被封锁消息隔绝，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与杨訚公等在成都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办《赤心评论》组织工会、农会。滇桂军阀败陈炯明，孙中山返粤组织大本营，广州成为革命根据地。1月1日发表国民党宣言，计划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

1924年四十六岁。1月，被迫辞职高师校长。继续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五一节召开劳动大会，为驻军镇压所以我险遭逮捕，乃与刘伯承离川，经贵州、湖南、上海而后去北京。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后，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斗争对象。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三大政策是为新三民主义之开始，革命运动飞速发展造成北伐胜利。

1925年我四十七岁。2月到了北京，得晤赵世炎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乃坚决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曾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掀起了革命浪潮。5月，五卅运动发生，大革命开始。8月，返川办理国民党务，以过去全川自治联合会代表为基础，建立四川省国民党组织。并在渝办中法学校。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日益猖獗，暗杀了左派领袖廖仲凯企图破坏统一战线。11月出任国民党四川省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秘书长，积极筹备大会。

大会结束后，我与杨闇公同志各自踏上归途。他先行一步回到四川，而我随后也启程返川。然而，国民党右派的气焰愈发嚣张，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在5月提出“整理党部案”，其反动面目已昭然若揭。四川的右派势力也趁势抬头，西山会议派的头目石青阳等人回到重庆，另立了一个伪省党部，设于“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他们与我们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针锋相对，时常派人前来滋事，甚至动手打人，不少同志因此受伤。面对右派的挑衅，杨闇公同志坚定主张坚决斗争，同时强调要讲究策略，不可盲目冲动。那是一段充满紧张与压抑的日子。我们走在湿漉漉的木质栈道上，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仿佛也映照出我们内心的沉重。但即便如此，我们心中仍燃着希望的火光，就像那被拉长的影子，虽被黑暗笼罩，却始终坚定地指向前方。

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我们进行了明确分工。他负责我党的组织工作，推动工农运动；而我因曾留学日本，与同盟会的老同志较为熟悉，便承担起整顿国民党组织的任务，重点在中上层和军队中开展活动。杨闇公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时，特别注重扩大与整顿并重，他曾言：“两者万不可偏废。”那时我暂住在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中，而他仍住在二府衙，我们经常在彼此家中开会，讨论工作进展。我们的工作推进顺利，无论是策动军队、整顿国民党，还是发动群众，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常说：“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军阀那几杆烂枪，又能奈何得了谁呢？”我们曾在海边的草地上坐过一个傍晚，夕阳将海面染成橙红，远处的海浪轻轻拍打岸边，仿佛也在为我们加油鼓劲。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仿佛那片海就是我们即将掀起的革命浪潮，虽有风浪，但终将奔向光明。

不过，他对军阀武装的反动作用估计得还是有些偏低。军阀刘湘对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极为忌惮，他害怕“赤化群众”，便暗中支持“总土地党部”与我们作对。他曾直言：“莲花池这批人太厉害了，他们是想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啊！”确实，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正是为了铲除军阀势力。为了壮大国民党左派力量，我们计划在8月召开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我和刘伯承同志再次前往广州后，由杨闇公同志等人具体组织，并如期召开。我们曾在海边嬉戏，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映照着我们心中的热情。但我们也知道，现实远比这海浪复杂得多。军阀的阴影仍在，我们只能㇏更加谨慎地前行，像那海浪一样，看似温柔，实则暗藏力量。

1926年9月，以杨闇公同志为首的重庆地方委员会，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暴行，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军舰和所有英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撤离四川。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并于10月攻克武汉。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的独裁野心也日益膨胀。为了遏制其专权，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实行“二五减租”等决议案。

此时，四川军阀中仍效忠北洋军阀的杨森，竟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严重威胁北伐军的进展。此前，朱德同志已被党派往杨森部担任党代表，试图争取他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杨森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表面上答应加入，暗地里却奉北洋军阀密令，对武汉发动攻击。就在这时，邓演达与我讨论二次北伐的问题，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等人也提出，希望设法接应冯玉祥的军队从陕西出兵，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考虑到冯玉祥部被困西北、杨森部侧击武汉等复杂局势，我根据党的指示，在会上提议派刘伯承同志回川，策划军事工作，以应对局势变化。

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以“特派员”名义派遣刘伯承同志回川。同去者还有欧阳钦同志。接着，我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伯承同志等则返回四川。向杨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并由杨闇公同志兼任书记一职。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军阀，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我们曾在岩石上眺望远方，海天一色，仿佛整个世界都尽收眼底。但我们也明白，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杨闇公同志始终坚定，他像那远方的山，沉稳而有力，而我们，则是那海浪，不断向前，只为迎接那即将到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