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刊情缘

天下齐观

我的报刊情缘 我的报刊情缘吴萃伦 日前，上海虹口一家报刊门市部贴出告示，将于年底关闭。在那里卖了一辈子书报的姜骏先生，也即将退休。前来采访的记者称，这已是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而姜先生，便是这片天地最后的坚守者。 　　闻此消息，我不由想起当年街头报亭林立、书刊满架的情景。作为一名曾经的热忱读者、踊跃订阅者，心头不禁泛起几分落寞与怅惘。 　　六十多年前一个冬日，寒假在家，门口传来自行车铃声——邮递员送来了我订阅的《中国少年报》。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亲手从邮差手中接过报刊。订阅的钱，是捡拾破铜烂铁一点点攒下的。捧着那份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报纸，小学生的我雀跃不已。后来，我还邮寄了报上征答的谜语答案，竟真的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奖品。自那时起，我便与报纸杂志结下了心心相印、难舍难分的情缘。往后，《儿童时代》与《少年文艺》也陆续递送到手。或许我的作家梦，正悄然萌芽于此吧。 一发不可收，这个订阅报刊的习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彼时，我同时订阅的报刊多达十几种，每年花费三四百元以上——而当时的月薪尚不足百元，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连邮递员也告诉我：“你是城里自费订阅最多的人。”因报结缘，几位投递员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订阅过的杂志有《民主与法制》《新体育》《大众电影》《半月谈》《随笔》《书屋》《人物传记》《炎黄春秋》《小说月报》《杂文》《译林》《钟山》《围棋》《人物》《中学生与逻辑》《黄梅戏艺术》和《阅读与欣赏》等；报纸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杂文报》和《中国电视报》等。 它们犹如一位位相伴多年的老友，陪我走过少年、青年、中年，直至步入老年。日积月累，书刊堆积如丘，迁居时装了二十多个纸箱，为此惹来夫人的嘀咕。 　　在我订阅过的众多报刊中，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当数《民主与法制》《随笔》《书屋》，其次为《南方周末》与《炎黄春秋》。 《民主与法制》1979年8月创刊于上海，由华东政法学院与上海市法学会合办。它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法制刊物之一，影响深远，于普法教育功不可没。当年菜鸟警员的我，正是靠着研读它才渐入门道的。1990年，该刊迁至北京，转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而我的最爱，莫过于《随笔》和《书屋》。 《随笔》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其办刊理念执着于人文关怀，致力于思想启蒙，关注民生，思考未来。 《书屋》则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发行，以“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为宗旨，深深吸引了一代求知者。 正是在这两本刊物中，我有幸邂逅了诸多思想巨擘与人文大家。夜深人静，灯下展卷，一篇篇思辨深邃、结构缜密、文笔凝练、气韵生动的文章便跃入眼帘。字里行间流淌的真知灼见与文化底蕴，常令我屏息凝神，犹如隔空聆听一场场思想的交响。姬中军先生对社会脉搏的精准把握与温厚笔触下的犀利洞见；王学泰先生对历史长河中世态人情的深刻剖析；王充闾先生笔下厚重隽永的文化思考；李国文先生小说世界里的百态人生；魏明伦先生杂文中的智慧火花；白先勇先生文字里流淌的乡愁与人性幽微；冯骥才先生对文化传承的执着守望；任东来、陈伟先生在国际视角下的精辟论述；易中天先生对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解读……这些名字，早已超越了铅字符号，成为滋养我精神土壤的丰沛源泉。尤其姬先生，其文字闪烁着清醒而优雅的光芒，在思想领域发出独特而坚定的声音，那份睿智与风骨，令人由衷敬仰，每每捧读，总能感受到一种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到周末，为了能第一时间读到《南方周末》，书报亭前常排起蜿蜒长队。那份期待新知的焦灼与最终捧读在手的满足喜悦，是如今指尖划过冰冷屏幕难以替代的温热体验。世纪之交，《半月谈》异军突起，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将报刊的辉煌推向了顶峰。 　　近日，我将部分杂志从储藏室捡出，码放到书橱的C位。看着它们整齐队伍，看着当年留在书页上的眉批，如老朋友重逢。 今天，随着电子化、网络化与数字化的浪潮汹涌席卷，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然悄然远去。它们如同秋风中的落叶，无声地飘入记忆的河床。墨香淡去，报亭无踪，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怀，终成追忆。回望那段与报刊紧密相依的岁月，恍若隔世，却又清晰得恍如昨日。 　　拙文写罢，眼见报刊高光不再，虽是无奈，但心有不甘，追补一句。读书看报，始终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追寻文明的一盏灯，亦是心灵不可或缺的滋养。电子文档与网络文章虽便捷，却总如浮云过眼，难以沉淀；不如纸质书刊一卷在手，踏实厚重、余韵绵长。我想，报纸杂志会不会有逆袭重生的一天呢？2025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