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场记忆

丛中笑

　　“养猪场”位于李庄东边约莫三四里地的地方，是我的初中学校。其实学校的真实名字是李庄联中，这里承载着我初中难忘的岁月。那时候提起“李庄联中”知道的人不多，可一说“养猪场”，大家便心领神会。我一度不知道为何叫“养猪场”，只听大人说这儿曾是专门养猪的地方。所以，每当提及自己的初中学校是养猪场，我都羞于启齿，除了感觉有种臭烘烘的味道外，还有种被鄙视的感觉——学校是养猪场，我们在里面上学不就是猪了吗？

直到偶然间，我翻开庄严年老师编写的《李庄记忆》，才知道原来母校和一段特殊的历史相关联：六七十年代，这里是文革时期的“五七”干校，是下放的机关干部，以及文艺界、教育界权威人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由于当时这里着重发展养猪，久而久之，便被大家称为“养猪场”了。原来这里曾经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我不禁对自己的母校刮目相看，进而肃然起敬，没想到学校还有这份渊源。

　　我初中开始是在青山中学上的，初二的时候是在李庄联中上的。李庄联中也就是“养猪场”是青山中学和附近的其他中学合并成的一个“杂牌”学校。

那时候最出名学校的是李庄中学（现在的李庄四中），这所学校可谓我们这里的“小清华”，只有小学毕业成绩非常突出的学生才能考到这里。小学时候我的成绩还可以，本有机会考到“小清华”，却因毕业复习的时候痴迷于小说《呼杨合兵》，上课不认真听讲，与李庄中学失之交臂，最后考入青山中学。记得当时我们班中有孙文祥、王秀珍、高闻三名尖子生考到了李庄中学，我和部分同学考上青山中学，还有部分学生没考上，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初中的。

好在青山中学就在我家附近，上学放学非常方便。可是到李庄联中上学后，离家远了，一切就不那么方便了。但恰恰就是这些不方便，让我有了更丰富而难忘的人生经历。

　　一、猪咪的“猪圈”

记忆中的“养猪场”非常的荒凉，坐落在广袤的原野上，周围看不到一户人家。一圈矮矮的石头墙把学校围起来。学校前面是一条大路，路边长着高大的杨树。西边有一道浅浅的水沟，东边是大片绿油油的田野，后面则是一个三角形的大池塘。池塘南边是一个斜坡，斜坡临近水边，有几块大青石一半在地上，一半在水里。没事的时候，我会和同学一块蹲在大青石上撩水玩。池塘周围长满芦苇，北边是一片果园，春天花开时节，这里就成了世外桃源。

学校前面有两排教室，后面靠东边的位置是宿舍。宿舍有两排，前面是教师宿舍，后面则是学生宿舍。女生宿舍在东边，男生宿舍在西边。东边围墙上还有有个小铁门，铁门用铁栓子栓着。通过这个小铁门可以出去到外面的田野。

学校中间还有一口水井，井口不大，井水很深，井壁是用石头砌成的。水井周围经常蹲着好多同学，井水里面倒映着一个个小脑袋。那时的我身形瘦小，动作灵活，常常像一些男生样踩着井壁上的石头，一步步移到水井下去用搪瓷缸子舀水，有时候也帮同学舀水，舀上来的井水清凉可口。

　　二、猪咪的“猪窝”

从我家到学校接近十里的路程，今天感觉很近，但是在那个大多用脚步丈量地面的人们的来说，路途就遥远了，所以我们全都住校，住校需要有床。

我们的床是什么呢？开始就是地铺。所谓地铺就和睡在地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地面和苫子中间多了一层砖头。有一次，我无意中掀开苫子，竟发现砖头下面爬满了潮虫子，小肉东西在下面慢慢蠕动着，吓得我尖叫起来。想想这么长时间居然和潮虫子共眠，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用笤帚把潮虫子全部扫走。

为了用上真正的床，开学第一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模子做基块。所谓的模子就是一个四边都是木片的长方形框框，上下都是空的。学校找人提前和好泥，我们把模板放在地上，再把泥铲在模子里，然后用抹子把模子上面多余的泥抹平，最后把模板往上轻轻一提，模板从泥巴里面分离出来，这样地上就像变魔术一样出现了一个和模板一样的长方形的基块。用同样的方法做下一个基块。做好的基块整齐地摆在地上接受阳光的照射，晒干后垒在宿舍的地上，上面铺上苫子，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张基块床，一张张基块床连接起来就像东北人用的炕一样。基块床虽然比不上木头床，但是比睡在砖头上面舒服多了，至少不用担心苫子下面会有潮虫子了。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双扇门，门上有把小锁。白天很少锁门，主要晚上锁门。为了安全，都是在里面反锁着门，钥匙挂在锁上。

　　宿舍里潮，总藏着潮虫子，身上也难免招上虱子。在那个年月，几乎人人身上都带着这小东西，没人觉得稀奇。

那时有种专门的虱子棍，往衣服缝里一抹，就能药死虱子。一个周末回家，母亲翻我衣服，一眼就看见缝里爬着的虱子。逮了半天，逮不干净，可家里没有虱子棍。后来母亲找出一小包六六粉，小心地撒进了我的衣缝里。我没多想，穿上衣服就赶回了学校。

谁知道六六粉的劲儿那么大，刚穿没多久，肩膀就火辣辣地疼。掀开衣服一看，皮肤上已经起了一串小燎泡，后来泡破了，连带着一层皮都脱了下来，疼得我连胳膊都不敢抬。不光是身上，头也被那药味熏得昏昏沉沉，又胀又疼。

好歹等到回家，我跟母亲一说，母亲赶紧把我衣服拿去洗了，眼神中都是后悔。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敢用六六粉给我药虱子了。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自己那时候真是命大——竟不知不觉和那样的毒药贴身待了那么久，还好好地过来了。

　　三、猪咪的交通工具

在养猪场上学，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开学第一天，是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的学校。母亲提前给我炒好咸菜，咸菜里面放了一点肉丝，炒好的咸菜放在一个铝制的菜盒子里。再把要带的煎饼一个个叠好，用笼布包着和咸菜一块挂在前面的车把上。父亲把苫子和其他行李一块绑在自行车后座旁边，我背着书包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一路上父亲骑得很慢，恐怕把我颠下来。尤其过不平坦地面的时候，父亲骑得就更慢了，他双脚缓缓地蹬着自行车脚扎子，车轱辘顺着地势缓缓地一上一下，就像谁用一双大手托着一样稳当，感觉不到颠簸。如今父亲去世33年，可是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的情景还依稀眼前。

　　那时候，周三是不上晚自习的，可以回家带饭。第一周我带的是一周的饭菜，所以不用回家，也没法回家，因为我是父亲送来上学的。

周三下午，其他同学都回家带饭去了，班级里面只剩下我一人，此刻，孤独感便如潮水般涌来。我独自在校园里徘徊，当走到低矮的石头墙边时，学校喇叭里突然响起《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唱着夜曲伴我入眠，心中时长把我牵挂……”妈妈这个词跟着旋律不停地出现，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那一刻，我突然非常想家，想家里的妈妈，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像决堤一样怎么也止不住。又怕被别人发现，只好不停地擦，可是越擦泪水越多。

　　后来，母亲让我独自骑着父亲的大金鹿自行车上学。大金鹿自行车是自行车中的大哥大，车身高，车梁长。由于那时候我个子矮，骑自行车的时候，踩着脚扎子总是骑不上去，只能踩着车拐顺着车的惯性才能骑到自行车上面。刚骑上去的时候，感觉身体就像悬空一样，需要往一侧使劲弯腰，用脚尖才能勉强蹬到脚扎子。身子歪来歪去，车把左拐右拐，车身摇摇晃晃。骑了一会，好歹控制住了车把，掌握了平衡，自行车才慢慢稳当起来。

骑自行车难免摔倒，尤其对我这种车技不怎么样的人来说。记得那是一个周三下午放学后，天色渐暗，我也加入到回家带饭的大部队的行列中。回家带了饭菜还要再赶回学校，不耽误第二天上课。为了赶时间，大家都骑着自行车飞速前行。我也拼命蹬着脚扎子，融入车流之中。

回家路上要经过五金一厂，那里到公路有个大拐弯。拐弯的时候，我没控制好车把，自行车猛地摔倒在路边，顿时感觉眼冒金星，膝盖疼得厉害。那一刻，我委屈极了，想哭却无人倾诉，大家都匆匆赶路，没人注意到摔倒在路边的我。我强忍着疼痛，把眼泪憋回去，心想：等回家见到母亲再哭吧，在这里哭是没有用的。

于是，我咬着牙，扶起自行车，发现车把摔歪了。学着父亲的样子，两条腿夹着自行车前轱辘，两个胳膊使劲正自行车的车把，因为劲不够大，车把没正直。同学都走远了，没办法，歪着骑吧。重新踩着车拐登上自行车，准备回家见到妈妈，大哭一场，哭诉自己受的委屈。

可是回到家，因为忙着再回校，差点忘了这件事，收拾完了，才想起来和母亲说起这件事。说的时候，眼泪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竟然描述得云淡风轻，说自己摔倒了，没有人扶，自己爬起来，重新骑上自行车回来的，那一刻居然感觉自己像英雄一样。看着我膝盖上的淤青和胳膊上的划伤，母亲满眼的爱怜。父亲也赶紧帮我把车把给弄直，后来怎么回到学校的就不记得了。

　　还有一次摔倒的印象比较深刻。那是一个冬天的周日，一夜的大雪让地面一片洁白，路边的树木都穿上了一层白色的棉袄。我和高明举一块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带着饭往学校去。

天很冷，手和脚几乎冻麻了。尤其是扶着车把的双手，感觉就像失去知觉一样。路很难走，好在路中间有一道压出来的车辙。于是我俩顺着车辙，一会推一会骑，小心翼翼地在雪地里前行。突然，我的自行车一滑，车把一扭，我俩几乎同时摔倒在地上，挂在车把上的煎饼和菜盒子摔到旁边。煎饼倒没事，有笼布包着，只是菜盒子摔在了雪地里，盒盖子开了，里面的咸菜大部分都撒在雪地里。我俩顾不上身体的疼痛，第一时间过去把菜盒子抢起来，看看里面还剩多少咸菜。再赶紧把掉在雪地里感觉不脏的咸菜小心捡到菜盒子里。还有一半咸菜掉在了泥里，实在捡不起来了，只好放弃了。一盒子咸菜只剩下不到半盒。我俩怔怔地盯着地上的咸菜发呆。高明举像个大人样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看看，我们每天吃什么饭，吃多少饭是一定的，对不对？”听了她的话突然有种释然的感觉。

高明举和我一个村庄，比我大一岁，但是按照辈分，她要喊我大姑。后来她考上了褚墩幼师。上师范的时候，我俩互相寄过明信片，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但是初中时候那次雪地捡咸菜的经历一直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每次遇到困难，我总会想起这次经历，也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四、猪咪的“猪饲料”

在“养猪场”上学时，我们带的饭大部分是煎饼咸菜。带的煎饼一怕老鼠偷吃，二怕夏天煎饼长毛。我们包饭的笼布经常被小老鼠咬的一个个小窟窿。于是我们便在宿舍里栓根绳子，把煎饼晾在上面。想着，这样做一可以防止长毛，二防止老鼠偷吃。但是煎饼晾干了就硬了，不好咬，还容易碎。我们就用开水泡着吃。但是老鼠却是防不胜防。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绳子上有动静，我们很纳闷，绳子怎么还会自己动，煎饼怎么还会自己发出声音。一个眼尖的女生说，小老鼠，老鼠爬绳子上吃我们的煎饼了。为了和我们争食物，宿舍里的老鼠居然练就了绳子上攀爬的杂技功夫。

　　那时候吃的还有炒面，就是把面放油炒好，到学校用开水冲开，喝起来香喷喷的。看同学带炒面，我回家和母亲说了，母亲也连忙按照我描述的样子给我做炒面。有时候饿了，来不及卷煎饼，还会抓把面直接放嘴里吃。除了带煎饼，还有个同学每次都带烤的很干的面饼，因为没有水分所以她的饼不长毛。

长毛厉害的煎饼不能吃了，只好扔掉。老鼠偷吃过的煎饼也不能吃了，只好扔掉。这样一来，到周末的时候，带的饭往往会不够吃的。这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借饭吃。借了是要还的，下次就会多带点饭，把吃别人的饭还回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同学之间的友谊也在一借一还中越来越深厚。

　　有一个周末，我带的饭不够吃了，那次其他同学们也都没有多余的。因为周五晚上就没吃饱，周六早晨肚子开始咕咕提意见。实在受不了了，我便跑到学校东边田野里，想找找有没有收漏的花生，可地里干净得像被水洗过一样，什么也没有。

周六上午，放学铃一响，我瘪着肚子骑着自行车终于回到家。到家时，院子里一地花生秧子，母亲正在院子里从花生秧上摘花生。于是停下自行车我一边帮母亲摘花生，一边剥花生不住地往嘴里塞。母亲煮的花生也熟了，我又吃了一通熟花生。接着吃饭，吃完饭还吃了西瓜，感觉肚子就像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结果吃多了，也吃杂了，肚子撑得难受。晚上我躺在床上，不住地哎哟。母亲轻轻给我揉着肚子，心疼地说：“在学校饿成啥样了呀。”

周末的日子总感觉那么短暂，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下来。我们那时候周末是没有作业的，星期天就赖在床上使劲睡觉，母亲干活就会轻手轻脚，恐怕打扰了我。朦胧中就听母亲心疼地对父亲说，让她睡个够吧，在学校吃不好，睡不好，上学不容易呀。下午母亲又像往常一样，给我装煎饼、炒咸菜，准备好下次的伙食。

　　生活虽然有点苦，但比起前辈们，我们早已身处蜜罐。记忆里，那时的校长王树玉，总爱给我们开校会，“忆苦思甜”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主题。他总说，自己小时候赶上兵荒马乱，常常连着几天找不到一口正经粮食，只能挖地瓜叶、捋野菜填肚子，饿的前胸贴后背，瘦的皮包骨头。

“你们现在多好啊，每天都能吃上煎饼，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他总这样笑着叮嘱我们，要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好好读书，等长大了，要把咱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

那些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一颗种子，深深种在了我们的心里。以后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苦难，就会想起老校长朴实的叮嘱，感觉有股劲儿推着自己，一步步前行。

　　五、猪咪的“饲养员”和“猪队友”

比起生活里的苦，上学的日子反倒藏着不少甜——因为一路上，我总能遇到把心掏给学生的好老师和志同道合的同学。

上学时，我偏爱语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后来到了青山中学，教我语文的是朱运力老师。朱老师和蔼可亲，非常慈祥。他教过我大娘家的四姐。四姐的作文写得很好，可惜读到初二就辍学了。朱老师非常惋惜，找人喊我四姐好几次，我四姐说怎么也不上了。或许是这份遗憾，或许是我作文写得更生动，朱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工工整整抄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让全班同学当范文读。

　　合并到李庄联中后，语文老师换成了刘从智老师。刘老师讲课严谨，说话总慢悠悠的，透着股沉稳劲儿。他早年还教过我大哥——大哥上学时，成绩常年是班里第一，是老师眼里的尖子生。我不如大哥拔尖，刘老师对我半点没放宽要求，严得很。没过多久，又换成李支配老师带我们语文。李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上课十分认真，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粉笔字。

李老师对我更是格外看重。课堂上总叫我起来回答问题，语文作业里常给我画满红勾，就连我写的作文，他都会用红笔逐字逐句地改，改完了还在班里大声念，让其他同学向我学。可这份偏爱，却惹了班里几个女生的不满。有天课后，我蹲在学校后面池塘边的青石板上发呆，一个女生悄悄走过来问我：“你爸跟李老师认识啊？”我愣了愣，摇头说不认识。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又说：“你长得也一般呀，为啥李老师对你这么好？”那句话像根小刺，扎得我心里又酸又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早读，我正埋着头背课文，后背上披的棉袄不知什么时候滑到了地上。李老师轻轻走了过来，轻轻捡起棉袄，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像父亲待孩子似的，把棉袄重新披在了我肩上。当时，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似乎周围的同学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我没考虑什么一把把棉袄扯了下来。余光里，我看见李老师的脸色顿了顿，那一刻，我心里又慌又悔——自己怎么像不懂事的孩子，把老师的好心当成了负担？

可我没来得及跟老师说句对不起。第二天，李老师给全校师生开完晨会就调走了，开会时他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满是内疚：是不是我昨天的不懂事，让老师寒了心？不然他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李老师走后，来教我们语文的是新庄（现在叫沂东）的李映会老师。他个子高，脖子细细的，讲课特别有意思，总能把枯燥的课文讲得活起来。有天课后，我正低着头做题，他突然走到我跟前，笑着跟旁边同学说：“你们看高素群的眼睫毛，又长又密，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我当时愣了愣——我的眼睫毛哪里长了？再说聪明跟眼睫毛也搭不上边呀。何况我眼睛得红眼病还没好利索，眼睛睁得不是很开，都是半闭着眼睛看书做题。我心里感到好笑，唉，老师欣赏一个学生，不会缺点也是优点吧。

那会儿班里正闹红眼病，这病有传染性，所以大家的眼睛都红通通的，像兔子眼似的，疼得睁都睁不开，试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后来不知是谁说，用蓖麻叶子上的露水洗眼睛能好。巧的是，学校院子里就种着几棵蓖麻，我们便搜集叶子上的露水小心地洗眼睛。没想到这土办法还真管用，没过多久，大家的眼睛竟都好了。现在想起这些事，连带着那时候的红眼病，都成了暖乎乎的回忆。

　　上初中时，我也很喜欢数学课，一直担任班里的数学课代表。那时候学数学，我喜欢提前预习——每次要学新知识，我都会先把课本翻一遍，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所以老师上课讲题时，我总能听得轻松，有时老师刚讲完当前的内容，我就忍不住翻着课本往后钻，想早点摸到下一节的门道。

初一教我数学的是屈德杰老师，数学测试经常考班级第一。

　　后来到了李庄联中，数学老师换成了田老师，我依旧当着数学课代表。田老师讲课非常细致，恐怕讲不明白，学生听不懂，所以课堂上语言比较多。有一回上数学课，田老师在讲台上讲新课，新课的内容我早就预习过，感觉非常简单，可是老师还在翻来覆去地讲。我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一边冲着老师翻白眼，一边把课本往后翻，希望老师讲快点。这下可把田老师惹生气了，他停下讲的课，点了我的名，让我到教室外面站着。

站在教室外面，我心里又委屈又不服气，巧的是这天母亲居然提着笼布包着煎饼步行到学校给我送饭。看到母亲的影子，我走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可怎么办？正好下课的铃声响了，田老师走出教室，看见我母亲，主动走了过去，把我母亲喊到办公室，并让我回教室等着。当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里想，这下完了，老师肯定说我的坏话，母亲肯定会很生气。可没想到，田老师不但没提我被罚站的事，反倒一个劲地夸我：“这孩子脑袋灵光，数学一点就透，好好培养，将来肯定能考上好学校。”

母亲满意地走后，我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脸上又热又烫。田老师明明生了我的气，却在母亲面前护着我，还给我留着体面。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不敢不认真听讲了，因为自己学得再好，也不如老师讲得透彻。

　　再后来，数学老师又换成了唐开华老师。唐老师有一双特别亮的大眼睛，眼睫毛长长的，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月牙。他讲数学题最有一套，思路清得像开了灯，再绕的难题，经他一拆解，我们心里就豁然开朗。那时候我迷上了几何证明题，连下课都舍不得出去玩，趴在桌子上，和魏宝芬一起握着笔在草稿纸上画辅助线、写推导过程，越做越上瘾。

　　魏宝芬是我亦师亦友的好朋友，她比我大点，个子不高，身形胖乎乎的，像颗圆滚滚的小皮球，很喜欢人。一头短发，圆圆的脸蛋上，脑门又大又亮，一双圆溜溜的双眼皮眼睛，透着股挡不住的自信劲儿。只是她皮肤怕冻，一到冬天，双手总会冻得发紫，肿得像小馒头，还会裂出口子，看着让人揪心。

我们俩是出了名的“数学搭档”，总爱凑在一起钻研难题。我遇到卡壳的题目，她总会像大姐姐似的，耐心细致地帮我梳理思路。就连下课铃响，其他同学都跑出去玩耍时，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座位——常常拿同一道题比赛，看谁能先算出证明过程。碰到绕人的几何证明题，当从已知条件往前推走不通时，我就试着从结论倒推，找找前后衔接需要的关键条件。那种终于解开难题的酣畅感，就像大热天渴得嗓子冒烟时，灌下一杯冰汽水，比考试拿高分还要让人兴奋。

记得有次课后，我们又比着做题，魏宝芬很快就解出来了，我却对着题目绞尽脑汁，怎么也找不到头绪。抬头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再一看题目，我自己先笑出了声——原来我一直盯着上一道题的图，却用着第二道题的条件解题，这哪儿能算对呢？魏宝芬凑过来一看，也跟着哈哈大笑，我俩笑得直不起腰，肚子都疼了。

　　比起语文和数学，英语曾是我的“老大难”。我在青山中学读书时，学校没像其他学校那样早开英语课，直到初二才接触，比别人晚了整整一年。合并到李庄联中后，学校为了补进度，统一从初一开始教，但课程推进得飞快，像我这样没基础的学生，学起来格外吃力。我们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是王艳秋老师，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听说高中毕业就来教我们了。那时候记英语单词的发音特别难，我们就偷偷在单词旁边标注相似的汉语读音，王老师发现了，一再和我们说这样不行，发音不标准，可是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不过我的英语成绩，在一个秋假后迎来了“逆袭”。那时秋收时节有三周秋假，老师从不布置作业，我就给自己定了“英语学习计划”。白天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晚上就坐在灯下学英语——用最笨的办法，把每个单词、每句话都抄下来死记硬背。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学后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总成绩也跟着提升，从放假前的班级二十多名，一下子冲到了第八名，进步了十多个名次。同学们都纳闷我怎么突然“开窍”了，只有我知道，这背后是整个秋假的坚持。

后来我们的英语老师换了两次：先是年轻帅气的徐老师，最后是张广平老师。张老师长得特别精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肤白皙，高高的鼻梁，眼睛里满是智慧的光芒，在李庄联中的英语老师里，他绝对是教学的“天花板”。

　　除了英语老师，其他科目的老师也各有特色。物理王老师个子不高，眼睛却很大，嗓门洪亮，只是声音有点沙哑。我至今记得他教我们记电路的方法——用拳头当模型，把复杂的电路知识变得简单好懂，特别好记。化学老师叫刘容锌，他的名字自带“化学感”，我一直没忘。听说他是高学历的大学生，身上透着儒雅的气质。刚开始学化学时，我总分不清分子和原子，刘老师就在课堂上一遍遍帮我们梳理；记不住元素周期表，他就编出口诀教我们背。

有件事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一天下午没课，我们几个女生蹲在宿舍前看报纸，上面有篇科幻小说，说有个人不爱学习，发明了个机器，把脑袋和书连在一起，就能直接“吸收”书本内容，不用死记硬背。我们当时都羡慕地说“要是真有这东西就好了”，没成想这话被住在宿舍前的刘老师听到了。上课的时候，刘老师没点名批评我们，却语重心长地说：“学习没有捷径，可别总想‘走歪路’。”

教我们动物、植物和生理卫生的老师始终是徐老师，徐老师个子又高又瘦，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丝毫不乱。他上课特别注重“直观教学”，为了让我们明白青蛙的大脑和脊椎互不影响，会戴着眼镜在课堂上给我们做解剖青蛙的实验。他对我们要求也格外严格，会把课本上的知识点全部画出来，上课就让我们背诵，还一个个检查，背不下来就不让下课。

从小学到初中，我遇到的都是这样敬业的好老师。他们不仅是我学习路上的引路人，更成了我后来从事教师工作的“标杆”。只是后来，我先后听说朱运力老师和李映会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心里一下子沉了下去，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曾经照亮我求学路的两位恩师，就这样永远离开了。

　　六、有惊无险的住宿时光

初三那年的宿舍，像个藏着细碎秘密的小匣子，有些年长些的女同学，悄悄把青涩的情愫藏进了日子里。那时候“早恋”是讳莫如深的词，谁都不敢轻易触碰，可有人也会把这份小心思，折进了情书里。

宿舍里有个格外老实的女生，把收到的情书偷偷塞在枕头下，原以为是独属于自己的小秘密，没成想被同宿舍的女生翻了出来。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个女生不仅在宿舍里大声念出信里的字句，还把藏在枕头里面的书信交给老师。老实女生的脸涨得通红，羞愧像潮水一样把她裹住，没过多久，她就收拾了东西退学了；写情书的男生，也渐渐没再出现在教室里。如今再想起这事，心里满是惋惜——他们不过是情窦初开，互相倾慕着，连一次正经的约会都没有，只是用几封信，小心翼翼地装着少年人的欢喜，却因为这个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当众公布情书的女生，自己才是真正在谈恋爱的人。她和班里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走得很近，夜里常偷偷溜出去约会。为了回来时能顺利进门，她每次出去都会把宿舍的锁拿走，说等她回来再锁门。那时我们只觉得她胆子大，却没料到，这份任性后来酿成了惊吓。

有天半夜，因为没锁门，宿舍里进了小偷。我是被满屋子惊恐的呼喊声惊醒的，一睁眼就看见黑影在宿舍里晃，瞬间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跟着大家一起，使劲拍打着床铺，扯着嗓子喊“啊——”“逮小偷”，声音里带着止不住的颤抖。惊恐的声音把住在前面的男教师惊醒了，他们跑出来追小偷。小偷慌了神，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夜色，没有了踪影。

第一个发现小偷的是王秀梅，她后来跟我们说，睡着时感觉有人碰她的脸，一下子就吓醒了。那次之后，王秀梅吓得整整一周没敢来上课；我们剩下的人，也被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屋顶不敢闭。哪怕到了白天，走在路上也总觉得背后有人，心一直悬着。幸好学校知道后，反复跟我们说“放心休息”，每天夜里都有老师在宿舍外站岗，那股子提心吊胆的劲儿，才慢慢淡下去。

后来听说，那个谈恋爱的女生，毕业后没考上学，回了家种地；和她约会的男生，去部队当了兵。他们后来还联系过一阵，可终究没能熬过距离和时光，慢慢断了往来，成了青春里一场有缘无分的遗憾。

　　七、“猪咪”的第一次中考

那时候我们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考上中专，彻底跳出农门，再也不用像父辈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地。

平时学得累了，我就约上三两个同学，一起走到学校前面的田野里。脚踩在松软的田埂上，看着地里刚冒头的嫩草，风里带着泥土的潮气，心里就忍不住憧憬未来：考上中专多好呀，就不用打庄户了。

母亲也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一定得考上学，干农活太苦了，妈不想你一辈子这样。”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悄悄落在我心里，慢慢发了芽。那时候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拿着中专录取通知书，走出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身后是母亲笑着抹眼泪的样子。

那时候的升学规矩和现在不一样，是中专先考，考不上中专的，才再去考高中。一个班里能考上中专的，真是百里挑一，比现在考重点大学还难。

我中考的第一年，郯城一中破例在全县选学生，要求得是原班在读、年龄小、成绩好的。学校选了我和李秀花一起去参加选拔。最后李秀花考上了，我落了榜。但我没怎么灰心——我的目标不是高中，而是能直接跳出农门的中专。

可没想到，第一年中专预选名单里面没有我的名字。有个同学替我打抱不平，在班级里面对全班学生说：“预选上的不让去考，没预选上的让去考，真不公平。”，后来有同学私下对我说：“说的就是你，学校说你是原班生，考上的把握不大，就让一个复习生替你考了。”我听了心里愣了愣，感觉这不可能，或许他们认为，我都能参加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中专预选能选不上吗？所以就认定我预选上了，具体的真相是什么，我不知道。

说这句话的是我们班级个子最矮的一个男生，也是最聪明的一个男生。只是他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上课的时间没有请假的时间长。关键他个子不高还喜欢坐在教室的后面。有一次上课，老师点他名字让他起来回答问题，点了好几遍，他还没站起来，老师生气了，大声吼道：“为什么不站起来，你眼里还有老师吗？”

“老师，我站起来了呀。”老师这次发现，原来他站在地上还没有坐在座位上高，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那年我还收到过褚墩幼师的录取通知书，我不知道该不该去上。二哥带着我到当时的教育局打听了一圈，说：“这个学校毕业不带户口，还是当不了‘公家人’。”于是就没去上，我决定复读也要跳出农门。

　　八、猪咪的第二次中考

那时候还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像现在卡着学籍不让复读，只要家里愿意供，想复习多少年都能继续考。身边有个老乡复习了六年，最后总算考上中专，圆了跳出农门的梦。

我想接着复习时，庄上有人和我母亲说：“女孩子家早晚要嫁出去，读那么多书有啥用？不如拽回家帮你干活实在。”母亲却没动摇，只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孩子想读书，我就供她读。”

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和肖丽兰、张士美一块蹲在学校东边的田埂上不敢进学校，不知道该找谁才能到学校复习，后来决定找唐开华老师。在学校找到唐老师后，没想到唐老师干脆地答应了“在我现在的班里复习吧”。就带着我们进了他的班，我们的复习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那年中考还是老规矩：中专先考，落榜了再考高中；考中专还是要先预选。这一年，我很顺利地预选上了。预选上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由全校最好的老师专门辅导，再参加最终考试。后来唐庄中学有两个预选上的学生也转来了我们班，说为了“保险”，特意送到“养猪场”——他俩一个叫王正义，一个叫王玉杰，老师让王玉杰坐在我座位的后面。

记得当时上数学课，老师让我们做题，做完后前后桌对答案。我一向对数学很有底气，可王玉杰改完我的题，错的竟有好几道。在新同学面前丢了面子，我感到既不服气又有点不好意思。

中考数学的时候，附加题是道几何题，得画五条辅助线才能解出来。巧的是，唐开华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过这道题，我早就摸透了思路；考试前还有同学问起，唐老师又特意讲了一遍，我记得更牢了——没想到真就考到了这道题！

现在想想，我的运气真好：要是没做对那道附加题，能不能考上中专还真不好说，联中的老师就是牛！而王玉杰能拿到录取通知书，也多亏了我提醒他写名字。

中考时我和王玉杰一个考场，他做题快，交卷后就先出去了。我刚要走出考场，监考老师突然喊：“这是谁的试卷没写名字？”我顺着座位数了数，正是王玉杰的位置。出去一看，他正蹲在地上和几个男生说得眉飞色舞。我赶紧喊他：“王玉杰，你试卷没写名字！”他一听，撒腿就往考场跑，一看果然是自己漏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监考老师是真厚道——换作现在，交了卷就定局，忘了写名字，哪还能让你回去补？所以王玉杰能考上，最该感谢的是那个喊他回去的老师。

那年我们班一起考上的，除了我、王玉杰，还有王正义、肖丽兰等大约七八个同学吧。和我们一起复习的张士美，后来又接着考了两年，最后也考上了幼儿师范，也实现了她的梦想。

　　那时候，全县也考不到一百个中专生，有的学校也就考一两个，还有的学校一个也考不上，我们学校一下子能考七八个在当时是很厉害的。

王树玉在联中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李庄联中年年能考出去不少中专生，升学率很高，比当时被称作“小清华”的李庄中学还强，因此“养猪场”的名声传开来，周围没考上的学生都慕名来复读。我小学时的同学高闻就是其中一个——她当年成绩比我好，考上了李庄中学，初三复习一年没考上，后来也来李庄联中接着复读了一年，最后考进了郯城师范。这么算下来，我们也算“殊途同归”了。

记得当年我考上郯城师范后，每年新生报到，老乡们都会聚在一起拍照留念。每次聚会，都能遇到新的、从李庄联中考来的学弟学妹。我的母校一直没停下脚步，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往更高的学府输送着人才。

参加工作后，有天我骑自行车上班，在路上遇到了魏宝芬。她往北走，我往南走，中间隔着如今的205国道，可我们还是一眼认出了对方。她告诉我，她和对象在临沂开了家照相馆，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太懂她的遗憾了——我们曾是一起备考的“战友”。第一年没考上时，我和肖丽兰，张士美到她家喊她一块到学校复习，可她家里不同意，说她已经复习过一年，没闲钱再供她读书，她只能无奈辍学。我总觉得，要是家里能再支持她一把，她肯定能考上的。

我们四个好朋友，当年属她的成绩最好，我们三个都考上了，只有她下学了，我能想象到她心底的落寞。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通往临沂的路上，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怅然，说不出的酸涩。

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没能留下联系方式。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盼着能再见到魏宝芬，想知道，那次分别后，她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九、猪咪回来了，猪圈没有了

离开母校，因为种种原因，我再也没回去过。后来听说母校改名为李庄镇中心中学，建成了教学楼，铺设了操场，还有学校食堂。养猪场旧貌换新颜，教学水平也蒸蒸日上，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一度成为郯城教育的一颗明星。

岁月最是不留情，承载记忆的地方，也悄悄换了模样。如今李庄中学（四中）还在，可我的母校——“养猪场”早已没了踪影。

《李庄记忆》书中这样写到：“……连续五年，获县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多次承接兄弟单位前来学习。尤其于庚坤任校长期间，教师学生获奖无数……可惜在2004年到2006年，因为种种原因，学校解体了，师生分流到其他学校。”我不禁对母校升腾出无限的骄傲和惋惜之情。

去年母亲节，我对象开车带着我沿着青山东边田野里的柏油路往南走，到了李庄东边，停在一片建筑前的路口问我：“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望着周围陌生的建筑、不熟悉的树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摇头。他笑着打趣：“母亲节，你连自己的母校都不认得了？”我这才猛然惊醒——原来脚下的土地，就是曾经的“养猪场”啊！

可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和记忆对不上号了。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什么时候立起了这么多楼房？路边原本高大的杨树，怎么换成了我叫不出名字的树？还有我们的教室、挤着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学校中间那口能打出清甜井水的老井、屋后芦苇摇曳的池塘、春天开花秋天结果的果园……它们都去哪了？那些曾经教我知识、待我如亲人的老师，那些一起刷题、一起哭一起笑的同学，你们如今又在何方？

养猪场，当年的小猪咪回来了，可您在哪啊？为什么我翻遍了眼前的景象，都找不到您的一丝痕迹，只有在记忆的最深处，才能摸见您曾经的模样？多想再回到您的怀抱里，再听一次上课铃，再做一回您的“小猪咪”啊……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校“养猪场”

——李庄联中

高素群于2025年8月2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