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求学路

和煦阳光

　　1964年的春天，学龄6周已到，我同一些小朋友一起入本村耕读班就读。教室借用的是一村民闲置的两间房：北房是公立班教室，西房是教师宿办室。一、二年级教学环境还算稳定，可依据教材按部就班地学习。

1966年，全国各地开始了“文革运动”，小学生也卷入其中。校园游行呼口号，各种批斗会、批判会已司空见惯。当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1970年春，我稀里糊涂升入邻村尹里初中。当时学习环境没有任何改观，没有什么正式的教材，《数学》借以前的旧教材；《语文》则是学写应用文、批判文章、心得体会、家史、访贫问苦，有时课堂上还听收音机里八大样板戏等。至于劳动课，学校有学农基地，学生们拔草、喂猪、参加生产队劳动。体育课则以学军为主，“全民皆兵”，自制红缨枪、木枪、打背包、练刺杀、攻碉堡。或许正因如此，我们那一代很少有戴眼镜的。

当时，学校的管理比较随意，上了一年后，不知什么原因，我与低一年级的学生调到了一个班。再上一段时间，又分成了两个班，原本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在半年后竟然提前一年进入了乡高中学习。

1972年秋季开学后，尹里中学撤销，又把我们调到乡中学完成半年的学业。

1973年春节后，40%学生需村里推荐才能入乡高中学习，我是可望而不可及。考虑自身条件，我又在南岭踪复习了一年，第二年仍以同样的状况而告终。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为你开了另一扇窗”，但我看到的只是被关上的大门，窗，却无处寻觅。

1974年，我开始务农，春冬季节外出做一些修路、修闸、修桥、挖海河的工作。

1977年，那年我19岁。秋后，由生产队派出本村几个人去冀州清淤滏东排河。早上推车出发，夜晚借宿殷庄一农夫家的柴草棚，第二天继续西行至冀县新城，然后又一路往北，穿过老城墙遗址与碧波荡漾的千倾洼围堤路，中午时分才到达目的地——南良公社良心庄大队村西。我们住在半阴半阳的工棚里，木床上铺垫着麦秸，身下全是湿泥，每人每天的任务是清运八方淤泥土。

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全国恢复了高考，大哥骑自行车去工地替我劳动，换我回家安排报名事宜。当时报名需要近期免冠照片3张，因临时照相错过了报名时间，所以无功而返。

1978年是社会青年可参加高考的最后一年，农忙之余开始复习。没有教材和资料无从下手，就同本村准备参考的小学老师及在乡高中学习的发小一起交流学习。8月1号进考场，语文、数学、理化一共三场，分别为一百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那一年，我再次落榜。再往后，生产队对外出打工逐渐放开，我加入了西半屯成立的建筑队，主要在石家庄第一印染厂做识图加工钢筋的工作。

1985年8月，在收入天壤之别，人们不可理解的情况下，我当了代课教师，在邻村蒋召村小学，新成立的五年级任教。“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本人在邻村教学代课，学生的家长，除了挖河的就是打工的，大家都知道我是放下小推车当的教师。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凭实力才能站住脚。倍感压力但又别无选择，只能负重前行。

1986年，新乡校长上任，代课教师可考编为民办教师。正值县教师进修学校开班，我也有幸加入了进修培训学习。

在蒋召小学任教这几年，所教语文学科，五年级升级考试成绩排名全乡第二，到第二年六年级毕业时，成绩排名一定可稳居第一。

　　1990年秋，我成了一名教研员。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业务学习不能松懈，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办公室有初三年级的住宿学生，一些复习资料随手可得，这也方便了我的学习。

1994年，我的教龄已满十年，于是义无反顾地报考了“枣强县师范学校”。早在1983年，经考试，我县选聘了一批优秀高中生任教，其实力不容小觑。考试残酷无情，虽然我的语文、政治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却因数学的薄弱而名落孙山。

1995年，我专攻数学继续参考，正值麦收，也只能多多学习少干农活。我专门买了一本《数学模拟试题》，归类复习，查漏补缺。当年，尽管有一个“夫妇同为教师加20分”的政策，但考试结束后，我无需加分政策已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我成功了！上帝关门21年后，终于又开了一扇窗！1995年9月，我踏入了枣强师范的校园，38岁成了一名中师生，那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