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面铜镜引发的思考

乔山愚翁

从一面铜镜引发的思考

从一面铜镜引发的思考

原创：扶风周原视窗丶袁银波

记得我少小的时候，是在扶风县东街小学（俗称东小）上学，那是一座由古庙改建的学校，建筑均古香古色，校院里石碑遍布，就连我们的锻炼设施——乒乓球台，也是石碑铺就。这样，打乒乓球时，你最好不要抽球，一抽，那乒乓球会蹦得好远好远，你捡乒乓球的时间，以至比打乒乓球的时间还要长。

出得校门，便是街道。那街道，全是青青的石板铺的。每块石板，足有一米多宽、三米多长、半米多厚，我闹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年代，我们的祖先，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么多青石板，把个扶风县街道，全铺了起来。

好在，扶风县街道不长，东西也就一里多长的样子。宽也不是很宽，也就十几米宽吧！这街道，虽然长不是很长，宽不是很宽，可全部用青石板来铺，那也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可是这条街道，除了用石板来铺，别无更好的办法，因为它为陡坡形，是一个过水道，不是说水往东流吗？这样，那西边周原上的水，都从西边流了下来，流进了扶风县城，沿陡坡形街道西来东下，如没有这青石板街道，扶风县城恐怕早成大水沟了。我记得有好几次，我雨天在街道上行走，总会被大水冲倒滚出好远，这也是我儿时不灭的记忆。

顺我们东小往东，再走约三二百米，那便是城隍庙了，庙院坐落于三级夯土台上，地势北高南低，整个建筑群为一进三院落，主要建筑物沿中轴线依次排列，附属建筑置于左右两侧，形成对称布局。自南而北依次有戏楼、山门、木牌坊、八卦亭、献楼、正殿、寝殿、藏经楼等。戏楼与城隍庙山门隔街相望。对此，扶风人已形成了俗语，假若你说“对着呢”，对方即会说“城隍庙对戏楼——对着呢”。

据说这山门，乃是鲁班修的，只惜已经被毁，这不能不是扶风憾事一桩。山门虽然毁了，可其他建筑还在，这又不能不是扶风的一件幸事。扶风城隍庙的附属建筑还包括厢房、配殿、钟鼓楼等。钟鼓楼建于明嘉靖十三年，位于八卦亭两侧，为重檐亭台式建筑歇山顶。两侧厢房，即被扶风县博物馆所利用，陈列着海量的扶风出土文物。

这是今年春天的一天，桃红柳绿的季节，春光明媚的日子，因有几个文友相约，我又约得几位扶风文友，我们一起来到扶风县博物馆参观。眼见，那西一侧厢房即第一展室的展品，全都是些陶瓷器，这并非扶风文物之所长。所以，在这个展室，我们看得挺粗，溜得挺快。

紧接着，我们来到北一侧第二展室，这里所展出的，全都是青铜器文物。比如那件1978年5月5日从扶风县法门镇齐村陂塘出土的西周青铜㝬簋，重达140多斤，内有百余字铭文，它自然属于国宝了。据说，它刚从齐村出土时，成了上百块碎片，是老文物工作者罗西章先生挨家逐户，把那些碎片收了回来，又拼了起来，再精心修复，才恢复了这件珍贵文物。

对此，我们对扶风文物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可窥见一斑。听得此说，一位文友对我说：“想不到，你们扶风，还有这样珍贵文物呢！”“你才知道，我们扶风出土的珍贵文物，有好多件呢！”我不无自豪地说，“别的不说，咱先说这五件珍贵文物，它们均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第一件是大克鼎，属西周晚期，1890年出土于扶风法门镇任村。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是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原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第二件是墙盘，属西周中期，1976年出土于扶风庄白家村，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是微氏家族中一个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名，盘铭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原件现藏于宝鸡周原博物院；第三件是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唐代文物，1987年出土于扶风法门寺地宫，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它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原件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第四件是八重宝函，唐代文物，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它由八重不同材质、工艺精美的宝函组成，最外一重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最内一重为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用于盛放佛指舍利，是密宗文化艺术的瑰宝，原件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第五件是铜浮屠，唐代文物，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银棺的棺盖内，原件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此外，我们扶风出土的丰邢叔簋、刖人守门鼎、父辛爵等也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听我说完这些，一位扶风文友又补充说：“现在，我们扶风一个县，就有三个博物馆，一个是周原博物院，一个是法门寺博物馆，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扶风县博物馆。很快，这个馆还有乔迁之喜，它就要搬迁至扶风新区了，那里会有一个很大很阔气的展馆，将有更多扶风出土文物在那里展示，会很震撼呢！”一位扶风文友又接过话说着：“我们扶风县文物资源极为丰富，素有‘周礼之乡’‘青铜器之乡’等美誉。县内共有文物保护点453处，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

周原遗址与扶风县出土文物万余件，法门寺地宫曾出土2499件大唐珍宝，还有举世仅存的佛指舍利等。真可谓数不胜数，蔚为壮观呢！”一位西安的文友听得惊讶，他说：“那，扶风县是不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县呢？”“不，不是！”一位专业知识丰富的文友说，“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县是浙江省安吉县。人家安吉县采取‘一个中心馆＋12个专题馆＋村落展示馆’的馆群建设模式，于2012年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据安吉县人民政府2023年发布的内容表明，其已构建起县博物馆、吴昌硕纪念馆、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与82家乡村生态博物馆共同构成的博物馆集群。所以，根据当前公开的信息，安吉县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县。”听得此说，我心里暗想：其实，多建扶风博物馆，尤其是创建多个扶风民间博物馆，未必不是扶风文旅事业的一条思路。

参观完第二展室，我们又来到东一侧厢房的第三展室。这个展厅因外部施工原因已经关闭，原来是一个扶风出土铜镜的专题展，所展出的有周秦时期的折线纹镜、橄榄纽素面镜、重环纹镜、铜华铭文镜、四乳四螭纹镜、四乳四神镜等；两汉时期的清白铭文镜、发花流彩镜、光流素日铭镜、秦王镜、菱花舞风镜、海兽葡萄镜等；隋唐时期的双鸾双雀镜、莲花纹镜、人物故事镜、带栖双鱼纹镜等；宋时的航海镜；明代的芦雁莲枝镜、达摩单苇渡海镜等；清时的清人物镜、富贵双全铭镜、双龙戏珠镜等。据说，扶风县博物馆珍藏历代铜镜达500余面，曾有过一个窖藏有13面铜镜的记录，这也不能不是扶风人引以为骄傲的事件之一。在宣传册上，有一面铜镜深深地吸引了我。文友都深以为奇，有人问我：“这面铜镜，并不是什么镇馆之宝，更不是什么国宝，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可你看着它，就像丢了魂似的，怎么就不走了呢？”我说：“你们仔细看，看那铜镜下面的说明文字。”他们一看，不由大一惊，有人一字一句念道：“1956年出土于扶风城关南台。”南台即为兰台，它以班固曾在这里撰写《汉书》并担任兰台令史而得名。此地又名班家谷、班家沟、班家台、龙湾等。这里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生我养我的故居地啊！由这面铜镜，我想起了这样一件往事：1956年盛夏，一场大暴雨之后，我的叔父袁周芳之家，他们家院子由雨水冲出一个大坑，雨后挖时发现了一个周墓。当时，生产队长袁金玉组织社员进行挖掘，共挖出二十多件青铜器文物，里面裤币数以百计。这些文物刚一挖出，他们无一人一件私藏，而是推着推车、挑着担子把这些青铜器，全都送到了县文化馆。那个时候，县里没有博物馆，文物统归文化馆管理。也不知那时的文化馆干部姓甚名谁，反正这些东西送就送了，交就交了，挖掘的人一件未留。但对于送文物的人，文化馆一没给他们奖金，二没给他们证书，甚至连登记的片纸也没有给。这些人，他们送文物归来后，社员们问他们：“怎么，文化馆没奖励你们？”送文物领头人薛黑季说：“奖励个屁，这大热的天，如给咱买个西瓜解解渴，人也不觉得冤枉。早知如此，咱还不如去废品收购站卖了铜，少说也卖它个千把元。”可不，那批青铜器，有好几百斤呢！这件事，对我一直是一个谜，我始终不知，这批文物，它们最终的命运如何，今见到这面铜镜，我方才得知，它们至今，还是有幸存者的，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据县博物馆有关人员讲，那批东西，有的被调至北京、西安或宝鸡文物部门展览，有的还在县内保存，新博物馆建成后，还是要予以展览的。对此，我们应拭目以待。

由此，我想到了一系列与我们兰台出土文物有关的故事：那是1965年秋天的一天，我和村民薛万长、薛黑季、袁家乐等人给生产队浇玉米，但是，水渠里的水流着流着，全流进一个水坑里。对此，我们深感奇怪，在请示生产队长袁金玉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们便在那里挖了起来。结果，挖出一个石墓。我们钻到石墓里去看，因石墓大半被淤泥所填，什么东西也没有见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叫刘家坟，它是兰台刘氏祖先长眠的地方。刘氏汉代是班氏的家人，清代进入鼎盛时期，诞生过多位刘氏名人，而这个石墓之中，长眠的便是其中一位。

1966年，我家门前有个高大巍峨的石牌坊，那是清乾隆年间名人刘天锦为自己的夫人陈氏立的。可就因为那时的政治运动，这个石牌坊被毁于一旦。其主要部分，都被拉到石灰楼上烧了石灰，但其部分残存，还保留在我们的班固书院内。同时被毁的，还有八岔堡伏波祠门口的石牌坊，这两个扶风历史光辉的标志——两座巨大的石牌坊，也就是那个时候，刘天锦还修了湋河桥，并在湋河边小山上修建了湋峰塔，实实的扶风大功臣一位、大善人一个。1970年前后，位于班家谷沟下的胜利机械厂一区施工，他们欲在那里盖家属楼，结果挖出了一块《重修兴龙寺碑记》的石碑。据碑文记载，唐代的时候，这里有寺叫兴龙寺，是因有龙出现而建的寺。后来此寺被毁，清道光216年由兰台社重修，此碑撰文为刘世瑞，书丹为刘汉翼，篆额为刘三甲，监修为宋喜、冯作材、袁文炳、吴宗仁等。刘、宋、冯、袁、吴均为现今兰台的大户人家，他们能得以生息繁衍，不能不与老祖先的桩桩善举有很大关系。再缩小一点讲，也就是说，在清道光年间，我的祖先是袁文炳了，他也是位大善人呢！

据说，与这块石碑一起出土的，还有瓷碗等物。我想，待县新博物馆展品全部陈列时，这些展品也会展现，那自然就更有说服力了。所幸的是，这块石碑，今仍屹立在县博物馆的碑廊内，是东一排碑群北数第二块16号石碑，今人证物证碑证俱在，那我们兰台班家谷的历史，难道会是胡编乱造的吗？

1985年前后，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灰头土脸的中老年男子，突然住进了紧依我家的刘家的窑洞。那个时候，班家谷人全部搬迁，那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但是，谁也搞不明白，此人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呢？几日后的一个夜间，班家谷刘家院内突然灯火通明，人们谁也不知，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次日清晨，有位小朋友跑着下坡去上学时，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他有些生气，便欲将那石头扔进沟里。可掂那石头还挺重，细看它黄澄澄的……又有小朋友在跑了过来，他们都对那石头感到奇怪。这个时候，那个灰头土脸的人出现了，他对那被绊倒的小朋友说：“这是块废铜，废铜每斤两元钱，你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最多能卖三二十元，叔给你一百元。”小朋友听了自然高兴，他便以一百元的价格卖了那块石头，他发了财了。他发财，人家更发财，那并不是什么废铜，而是块金元宝呢！到了天明，村里人到原刘家院去看，那里的窑门之前有一大坑，大坑内有一个瓮状的小坑，这可是一个藏宝坑，整整一瓮金元宝，都被那些盗宝者盗走了，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