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路上的长歌《：一九六九，我们的战备疏散》

王炳元

(一) 朔风起，号令急

1969年的冬天，格外凛冽。北方的寒风不仅卷着雪粒，更裹挟着边境珍宝岛冲突后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三月里中苏交恶的枪炮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到了年底，“一号命令”的肃杀之气已穿透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要求所有研究所、大学立即疏散到农村。山雨欲来，我们这个平静的山西矿业学院，瞬间被推向了时代洪流的浪尖。

革委会主任李振国、武装部长孟文林临危受命，成为这支特殊“行军”的总指挥。命令如山倒，容不得半点迟疑。除去实习工厂、实验室这些实在无法挪动的“家当”，全校教职工及家属，无论老少，都成了这支疏散大军的一员。目标：山西霍县，上乐平公社那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村落——窑子头村。没有汽车，没有火车专列，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我们每个人的双脚。一场近200公里的徒步迁徙，就在滴水成冰的十冬腊月，仓促拉开了序幕。

(二) 七昼夜，冰与火的征程

出发那日，太原的天空阴沉得厉害。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在眉毛、帽檐上。队伍拉得很长，背着简单的铺盖卷，提着生活必需，拖家带口。一眼望去，“近看像疏散的，远看像逃难的”——这句当时无心的感慨，如今想来，竟是最贴切也最心酸的写照。我那年刚满三十，血气方刚，被编入了自行车队，骑着一辆结实耐用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这车，成了我们这支队伍里少有的“机动力量”，我记得好几次给体弱的沈鹤庭老师全家带行李。

第一天，宿晋祠。离太原不远，但初尝行军的疲惫与寒冷已让人印象深刻。带的行李多了，肩膀被勒得生疼；带少了，夜里蜷缩在临时借宿的冰冷房间里，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矛盾，无奈，却无人抱怨。第二天，抵清徐。 脚步沉重了些，呼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第三天，到汾阳。巨大的汾酒厂大礼堂成了临时的“营房”，酒香混杂着汗味和尘土气，是那个夜晚独特的记忆。第四天，落脚介休两渡矿。矿区的灯火让人感到一丝工业文明的慰藉，但前路依旧漫漫。

第五天，翻越韩信岭，抵达灵石。 这一天，是行军路上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永生难忘的烙印。韩信岭，山如其名，险峻异常。山路狭窄崎岖，一边是陡峭的山壁，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凛冽的寒风在山谷间呼啸，卷起地上的冻土和残雪，抽打着行人的脸颊。每一步都需格外小心，脚下的碎石在冰冻中变得异常滑溜。沉重的行李此刻成了巨大的负担，队伍行进缓慢而艰难。我骑着自行车更是心惊胆战，稍有不慎就可能连人带车滑落深渊。收容队默默地跟在最后，搀扶着实在走不动的同志，无声地承担着压力。就在这冰天雪地、险象环生的山岭上，我们迎来了1970年的新年。没有丰盛的年夜饭，没有温暖的炉火，只有相互依偎的体温和共克时艰的决心。那顿在寒风中吞咽的简单饭食，那份在绝壁上迎接新年的复杂心境，成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最特别的“年味”。

第七天，终于抵达目的地——霍县上乐平公社窑子头村。 整整七天的跋涉，双脚早已麻木，身心俱疲。当看到那些低矮的土坯房、窑洞时，心中涌起的不是抵达终点的喜悦，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茫然。机电系被安排在了窑子头村，其他系则分散在上乐平村。简陋的农舍、冰冷的土炕，取代了熟悉的教室和宿舍。冰路上的长歌，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三) 窑子头村的“斗、批、改”与“宣传队”

安顿下来，并不意味着回归平静。霍县的日子，核心任务就是“斗、批、改”。工宣队、军宣队早已进驻，学校被彻底军事化整编：学校是团，各个系是连队。我们机电系，成了一个战斗的“连”。

日常充斥着政治学习、批判会。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肃穆。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也并非只有灰色的调子。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连队组织了宣传队，连长王正书亲自带队。我有幸参与其中。这支小小的队伍，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的一抹亮色。

我们排练节目：编快板词儿，写对口相声，激情朗诵革命诗篇，合唱激昂的革命歌曲。王波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闲言碎浯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引来一阵阵捧腹大笑。为了更贴近当地老乡，我们还特意学习了晋南地方戏——眉户，演出了了《梁秋燕》，《十二把镰刀》等。没有像样的舞台，村头的打谷场、小学的破教室就是我们的阵地。煤油灯下排练，寒风中演出。当我们的快板声在寂静的山村响起，当熟悉的眉户调引来老乡们会心的笑容，甚至稀稀拉拉的掌声时，那一刻，仿佛暂时驱散了政治运动的压抑和离乡背井的愁绪。宣传队，不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们这群知识分子在陌生环境里寻求精神慰藉和彼此联结的一种方式。那些在油灯下推敲词句、在寒风中练习唱腔的日子，反而留下了一丝温暖的回忆。

还记得有一次演出太晚，在老乡家吃的饭是"包子”，不知是太饿了，还是包子太好吃了，一口气吃了八个，结果晚上肚胀，难受了好几天，当晚没地方睡我就睡在一个长条凳上，渡过一晚，土坑倒有但跳蚤太多。

(四) 归途与回响

在窑子头村住了大约半年，生活的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国家号召“用实验室设备办工厂”，自力更生。我因工作需要，响应号召，提前离开了霍县，带着使命返回太原，参与筹建学校的电子工厂。当我踏上归程时，回望那片承载了我们半年艰辛与复杂的黄土地，心中百感交集。其他大部分老师和家属，则在那里继续生活、劳动，直到将近一年后才最终返回太原。

(五) 半个世纪后的回望

五十四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骑行的二八永久早已锈蚀，韩信岭的险路或许已通坦途，窑子头村的土坯房也许换了新颜。但1969年那个寒冬的七昼夜行军，灵石韩信岭悬崖边的新年夜，霍县窑洞里的煤油灯光，以及宣传队那带着乡音的眉户调……这些画面，如同刀刻斧凿般印在记忆深处。

那是一次在特殊历史节点下，被政治与战备裹挟的集体迁徙。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紧张、无奈与坚韧。我们像一粒粒尘埃，被时代的飓风吹向远方。没有汽车，靠双脚丈量200公里；天寒地冻，靠意志抵御严寒；任务繁重，靠纪律维系运转。没有怨言，没有牢骚，这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集体烙印，其中包含着可贵的奉献精神，也隐含着无法言说的个人牺牲。

我的那辆二八永久，在冰路上往返穿梭一，驮载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同伴的信任与互助的情谊。那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韧性与集体力量的强大。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段生命历程，更是共和国高等教育史、社会史中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如何响应国家召唤、如何在困苦中坚持、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沉浮的微观样本。

回望那条冰封的长路，它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精神世界中的一道刻痕，时时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在严寒中前行的坚韧，那份在困境中互助的温情，永远值得铭记。

苏联把几千辆坦克大炮对准了中国

准备打仗

我的二八自行车

住过的窑洞

斗丶批丶改的地方

在院里排文艺节目

现在的霍州

韩家岭隧道

几十年的变化

雄伟的韩家岭

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