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湘军早期大佬王錱的纠葛

刘言

湘军早期大佬王錱后来成长为令太平军闻风丧胆的“王老虎”。胡林翼赞曰：“湘军除迪庵一二营外，以此为最雄。”骆秉章赞叹王錱：两粤、江西、湖北之民，无不争思倚重。贼众闻风骇惧，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之谣。其纪律严肃，机神敏妙，求之古名将，亦概少见。可就是这么一个老湘军重要骨干、运动战战神，却被曾国藩当成“刺头”拉黑了。

王錱何许人？字璞山，湖南湘乡县人，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他三岁时能背诵经书，十岁读书家塾，十四岁时在自家墙壁书写“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以明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成为罗泽南最得意的门生。咸丰二年（1852年），与县令朱孙诒、刘蓉开办湘勇，因镇压兴宁农民起义，擢同知直隶州。他治军极严，采用特种兵训练方式，以戚继军阵法编列阵式，闲时教士卒习字，学习《孝经》《四书》（他的营地被人误以为是村塾），还撰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等。他主张“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1852年11月，曾国藩受命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后，王錱作为湘勇资深骨干的他，一度随老师罗泽南纳入曾国藩主导的湘勇麾下，但因理念和做派不同等原由而被迫离开，转投巡抚骆秉章，创建战力强悍的老湘营。咸丰四年（1854年），他与广西清军合力镇压胡有禄起义。2月，率部与太平军接战，溃返岳州，后被太平军包围，所部精锐被歼近千人，受削职处分，留营效力。咸丰六年（1856年），罗泽南被击杀后，他率军协助李续宾，进屯岳州，加按察使衔。咸丰七年（1857年），他奉命增援江西，于临江、水东、宁都、广昌等地，屡出奇兵，常以极少精兵打得数万太平军一败涂地，相继杀死太平军将领多人，因功赐号“给什兰巴图鲁”。骆秉章评道：“（王錱）身经数百战，前后杀贼不下十余万，克复城池二十余，而所将勇少仅数百，多亦不过三千，所向有功，威名甚震。”1857年7月15日（据《王錱集•卷二十二•日记四•咸丰丁巳日记》），王錱感热病（注：应为痢疾），月底发返回乐安，8月4日去世于行营，时年32岁。清廷追赠其布政使衔、骑都尉世职，赐谥“壮武”。传说，王錱死后，他的坐骑飞云宛转哀鸣，不肯进食，几天后死去。连一贯颇有傲气的左宗棠，也这样悼念英年早逝的王錱：“独念吾乡物望及当时治兵诸公，无有能及璞山者。今弱一个，岂徒江、楚之忧乎？痛璞山者，实为天下痛也。天下亦尚有璞山其人乎？痛当奈何！当复奈何”。而王錱辞世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其实，曾国藩一度对王錱颇为欣赏，而且还差一点在曾大帅的战略布局中成为湘军东征的急先锋。若非有人劝阻曾国藩，曾王携手战太平的格局定能形成。咸丰三年(1853)正月，王錱组建的湘乡勇首次衡阳剿匪大胜。曾国藩当时为之赞叹。王錱从桂东平定江西会党起事后，经骆秉章举荐，王錱得旨以知县即选，并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赏戴蓝翎。可是王錱反而萌生了退意，想回乡继续钻研学问。他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批准。曾国藩复信劝留。后王錱得知湘勇增援南昌兵败城下、好些好友阵亡的消息传来，王錱下定决心留在营伍报仇。曾国藩正筹划增募乡勇，交给江忠源平定东南。曾国藩与从茶陵剿匪赶过来的王錱在衡州议定后，由王錱负责增募三千人。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盛赞王錱，说他是“忠勇男子”。曾国藩还把王錱的信抄了一份给江忠源，说此信中可以看出王錱“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可就是募兵成了导致两人的矛盾和分裂的主要导火索（咸丰四年三月曾王岳州之败属雪上加霜），这也是湘军早期发展史上一次非常关键的内部分歧。

他们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战略理念、建军思想、性格特质和权力控制上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是战略战术理念的根本分歧： “拙” 与“巧”。曾国藩主导“拙”的战略（主稳）。 他用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他极度反对浪战，强调步步为营，先求不败，再求胜。这种思想源于他对清军（八旗、绿营）浪战屡败和自己率军蒙受的靖港惨败的深刻反思，主张依靠坚固的营垒和严格的纪律，逐步消耗对手。他用兵求“拙”，喜欢用那些执行力强、服从命令、看似笨拙但可靠的将领（如罗泽南、李续宾）。他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如臂使指。王錱（比曾国藩小16岁）主导“巧”战略（主速）。王錱是是军事天才型人物，也是极具才华将领。他看不起曾国藩那种看似缓慢笨重的打法，认为这贻误战机。他的风格更偏向于 “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名将模式。这种战略分歧使他们在具体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在曾国藩看来，王錱的战术风险太高，而且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和作风注定与强调忠诚和服从的曾国藩体系格格不入。这种战略分歧导致两人在具体军事行动上屡有矛盾。

二是性格大相径庭：藏与露。曾国藩是谦谦君子，出了名的理学大师。而王錱没有在体制内混过，是志存高远、无拘无束的伢子。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由于他是湘乡人，他首先想到借重湘乡勇王錱等人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但是王錱作为湘乡勇的一个头目，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感冒。团练骨干在一起议论曾国藩时，王錱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信中多次批评王錱“气敛不够”、“锋芒太露”。他感觉到王錱不喜欢自己，他提出要收王錱为弟子，王錱却说：“吾师只罗山（注：罗泽南）一人！”王錱认为曾国藩保守迂腐，曾国藩则认为王錱轻浮冒进，会坏了全局大事。王錱性格张扬，喜欢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也极为高调。

三是对湘军控制权的争夺： “唯一首脑” 与“潜在山头”。这是最核心的原因。曾国藩创建湘军，其根本目的是打造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区别于八旗绿营的私人武装。他绝不能容忍军中出现第二个声音或另一个权力中心。曾国藩见王錱不买账，担心他不好领导，所以不想让他多领兵。于是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王錱追求独立性。他才华横溢，且极具个人魅力，能轻易地吸引一批人追随他。他甚至在未经曾国藩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就扩军三千人，还违背曾国藩的意见，擅自领取省里的粮饷，并打出了“老湘营”的旗号，这彻底触犯了曾国藩的大忌。在王錱身上，曾国藩看到了一个未来可能难以掌控的“军阀”雏形。如果放任王錱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湘军很可能在初期就分裂成“曾部”和“王部”。这是曾国藩的绝对红线。他需要的是像塔齐布、彭玉麟这样的追随者，而不是王錱这样有自己想法的“合伙人”。

王錱的“不听话”和“另立山头”的倾向，严重威胁了曾国藩对湘军的绝对指挥权，这是曾国藩绝不能容忍的。虽然多方友人劝说二人，但曾王都没有退让。曾国藩打出“组合拳”：一是拒绝供应饷粮。这是最致命的一招。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资金、人才与精力转移到了迫在眉睫的水师建设方面。对于不听话的王錱，拒绝为其扩编的军队提供粮饷这直接扼杀了王錱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二是强令压制扩编。曾国藩当时把水师摆在首位，而陆军要合并为十营，只有五千人的名，他要把王錱的部队淘汰为七百人，也避免王錱尾大不掉。虽然，最终骆秉章为地方自保，收留了王錱的部队，但王錱最终奔波在二线战场上，未能像同为湘乡勇团练创始人之一的李续兵一样在清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曾国藩而言，他失去了一员天才大将，但成功消除了湘军内部第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分裂隐患，确保了湘军在其后十几年里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只听命于他及其核心圈子（如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早期也是其幕僚）。这是他能够成就“中兴伟业”的组织基础。但这件事深刻地揭示了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德重于才，忠诚大于能力。他可以重用才能平平但忠心耿耿的李元度（虽然后来也有矛盾），也愿意提拔朴实无华的鲍超，但绝不能容忍一个不听指挥的天才。这正是他能够驾驭庞大湘军集团的关键权术。

这场矛盾的实质是：一位力求全局掌控、强调纪律和统一性的组织领袖，与一位才华横溢、富有独立性且试图打破规则的军事天才之间的必然冲突。曾国藩对“刺头”王錱用狠招，是一场组织领袖对内部“异质”力量和潜在分裂苗头的无情清洗。它源于战略分歧，但本质是权力斗争。曾国藩通过打压王錱，向所有湘军将领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这支军队只有一个大脑，一个核心，任何试图另立山头的行为都将被坚决扼杀。这是他维护自身绝对权威和湘军组织统一性的必要之举，充分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组织者的冷酷权术与深谋远虑。

很多人对王錱的离开甚为可惜，他是位悲剧性的天才将领，后世甚至有人认为若他不早死，成就或许不在左宗棠之下。如果曾国藩襟怀像后来一样更宽广一点，领导方法更圆融一点，手下能有这么一名善于出奇制胜的大将配合“扎硬寨、打呆仗”的攻坚战，曾国藩可能会更快立下更显赫的军功。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人生也总是充满阴差阳错。

参考资料：1.《清史稿》(中华古籍国学文库)

2．《晚清湘军十大将帅》（王纪卿）

3.《湘军志》（王闿运）

4.《胡林翼系列》（杨怀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