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那荒诞狂热时代的殚精竭虑和卓越组织指挥能力一一伟人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台前幕后故事（副本）

潘立

今年的8月18日，离毛泽东1966年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过去了60年。

现在75岁以上的耄耋老人中，当年大都是大中学生，至少有几千万人经历过大串联，其中，又至少有千万人以上到过北京，以见到伟人毛泽东为荣。1966年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到了1968年，转瞬变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历史的反差让人目瞪口呆！

笔者当年也到过北京，见到过伟人。近日，在微信公众号《思想操练》上，见到张辉灿先生的口述历史/慕安整理的文章《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现略加删编，以飨读者。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删编此文，是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也是为了告诫活着的人们，当年的“十年浩劫”有多荒诞！祈祷那段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以下是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原文（经删编）：

文革初期，毛主席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工作组的指挥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

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几个学生写的一张小字报的署名。6月2日，由清华附中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的100多名学生签名，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毛泽东看到后，写了回信。毛泽东的这封信，将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月18日。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了话。接见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为准备接见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1时，吃过夜餐，休息一会儿，不到6时，我们就驱车抵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正要步入城楼正厅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我小声说：“主席在里面休息，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给主席试穿，一试正合身！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后，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广场的群众队伍中，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反差很大。8月12日八届一中新选出来的中央领导，林彪位列第二，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常委，陈云也降为常委。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

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休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𠆤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为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更是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对这天出现的城楼上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交由傅崇碧实施。傅按总理指示将红卫兵分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东西平台上，等候主席接见。

总理先给两个红卫兵方队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指挥他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陪同主席前来接见。这打破了原先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响彻广场上空。

被毛主席接见后的红卫兵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窜。当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他们拿出“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签上“毛泽东”的姓名，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跳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附中的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这个袖章。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欢腾，他们高呼：“毛主席参加我们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也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8.18”后，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红卫兵“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红卫兵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时，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对接见方式做了调整。他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声响彻广场上空。车队驶过金水桥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时的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我们也参与具体工作。

进入9月，首都接待工作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了一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3次接见工作已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撞死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为保证主席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增加到了100万。

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一窝蜂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的涌来，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𣈱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3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𣈱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布置第五次接见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

接着，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总理，在我带的10000：1的丝绸北京市地图上，将目光顺着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段观察分析两边建筑物分布情况。然后，他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际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警卫方案，明晚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表示认可，立即决定准备。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主席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采取了军警民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与制高点警卫相结合，对沿街两边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全方位警卫监控。卫戍区四个师中的机动兵力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借调了部分力量。18日上午，离接见不到1小时了，周总理又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我边记边整理，总理叫我把稿子念给他听后说：“一定要在主席的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随后沿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驶进。红卫兵按广播通知的要求，都在原地有准备，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检阅接见，只用了一个小时，接见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后，蜂涌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𣈱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眼疾手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仍死死地拽住不放。这时围观圈越来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𣈱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让红卫兵以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不多，要在三天内运筹到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过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规划的任务交给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又亲自审查这一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为防备林彪江青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太难当了。

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我们知道，独自在大会堂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和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6路车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

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边人拼命往车厢北面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都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随时有翻车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北京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快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

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联”。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回去，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这次接见因人数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缓慢。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和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过后，周总理设想在

25日、26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啊。”主席说：“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6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街的150万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接见后发生了两起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

在1966年70天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

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