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第一次给部长写材料

耕耘者

1997年浙江衢州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湿润的软冷，悄无声息地渗进衣衫。办公室的老齐早已打开了电暖器，送出融融暖风。窗外偶尔飘下细雪，刚贴上窗玻璃，就化作一道淡淡的水痕。

我刚把当年的党员年报按乡镇、街道和部门单位逐一整理整齐，指尖还沾着纸张的微潮，周樟树副部长推门进来，微笑着对我说：“小缪，跟我去一趟徐部长办公室。”

心里顿时“咯噔”一响，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档案夹的牛皮封面。徐朝今部长三个月前刚从市委办调来任职，三十出头年纪，据说是全市最年轻的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刚上任几天就去省委党校参加新任组织部长培训，这几日方回，所以我至今还没与他搭过话，在楼道里我曾碰见过他几回——总是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暗红色领带一丝不苟，连袖口的纽扣都严谨扣好。即便只是匆匆照面、点头问好，他眼中也透着一股沉稳干练。

走进徐部长办公室，阳光从窗棂间隙漏入，照亮书架上那排深蓝色封面的《党建研究》，让房间里的严肃气氛稍显柔和。周副部长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己则在沙发就座，语气温和含笑：“部里研究决定，调你转任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你在组织科这些年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你的能力和为人，组织是信任的。”

我一怔，手里的档案夹险些没拿稳——办公室主任不仅要处理行政杂事、协调各科室关系、做好与区委区政府各部门的沟通，还要负责牵头写部里的综合材料，远比组织科的工作复杂得多。还未理清思绪，徐部长已从办公桌后走了过来，西装衣角轻擦过桌沿。他注视着我，声音沉稳而踏实：“办公室是组织部的‘中枢’，承上启下。你做事认真，肯动脑筋，文字基础也不错，我们信得过你。刚转岗不用急，有不明白的地方，多请示周副部长，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这番话，像一杯刚沏好的龙井，暖意自心口向下蔓延。我连忙握紧拳头点头：“谢谢部长，谢谢周部！我一定努力学习，尽快适应，绝不拖部里工作后腿！”

“正好，眼下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徐部长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折叠整齐的通知，递到我手中。暗红色的领带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他指了指通知上“重点发言单位”那行字，目光郑重：“下月初，市委组织部要召开改制企业党建工作部长例会，我们柯城需要做交流发言。这份材料，就由你负责撰写。”他顿了顿，继续说：“这是你转岗后第一次牵头写重要材料，也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全市组织部长例会。材料不仅要写出柯城的实招，还要经得起推敲——你要多用心。”

我接过通知，指尖摩挲到纸张上微微凸起的油墨印，刚刚落回肚子里的心又提了起来。办公室主任的担子还没熟悉，就要准备这么重要的材料？我仔细将通知叠好收进衣兜，连边角都抚得平整：“请部长放心，我一定好好研究，争取把材料写扎实！”

走出部长办公室，电暖器低声嗡鸣。我摸了摸口袋里尚存温度的通知，想起徐部长那身挺括的西装、一丝不苟的领带，还有周副部长拍我肩膀时传来的暖意，心里悄悄憋足一股劲：绝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自己埋进了资料堆。旧档案柜里的改制企业名单蒙着一层灰，桌上垒起《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条例》和来自长三角的案例汇编。就连食堂打饭时，我都在琢磨“员工思想动态怎么写得实在”。同事小李经过我的工位，笑着递来一块烤红薯：“缪主任，你这茉莉花茶都凉透了，快吃点热的。”我这才回过神来，杯子里的茶早已没了热气。红薯外皮焦香，一股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心里——而我中午只匆匆啃了个肉包。

初稿是手写在方格稿纸上的。写完那天，我反复读了三遍，连标点都逐一核对，自觉对得起“办公室主任”这个新身份。下班时，我捧着稿纸走向徐部长办公室，脚步轻快，仿佛小时候捧着满分的试卷，心里藏着几分小小的得意。

第二天一早，我正期待部长能说几句肯定的话，没想到徐部长亲自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将那叠稿纸递还给我——指尖还沾着些红墨水的痕迹。我接过来的刹那，脸颊顿时发热：稿纸上密密麻麻全是红色手写批注，横线、竖线、圈画，红墨几乎盖过了我原来的字迹。就连“党建”二字的字间距，他都用红笔标注着“稍宽些”。

“重新誊写一遍吧。”他语气平静，却像一粒石子投入我心里，漾开一圈圈慌乱。我捏着稿纸的手有些发颤，低头细看那些红字：“需补充老员工对改制安置的顾虑分析”“线上党建平台要写清操作流程，比如每月2次线上党课的具体时间”“措施部分须明确责任科室和完成时限”……每一条批注都点出了我的不足——我只顾搭好“框架”，却忽略了部长要的是能落地的“细节”。

徐部长离开后，我坐在办公桌前，玻璃杯里的水凉得浸手。“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这个岗位？”“部长会不会觉得看错人了？”种种自责涌上心头，鼻子忍不住发酸。正发愣时，周副部长端着茶杯走过来，看到我手中的稿子，拍了拍我的肩：“徐部长对材料一向严格。替你，他以前是负责叶继革市长材料撰写的，叶市长对材料的严格是出名的。你看他的批注，每一条都是在教你如何把工作做细，这是在帮你成长啊。”

我慢慢平静下来，将红色批注一条条抄录到新的稿纸上，如同学生认真整理错题。夜晚的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台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我对照案例汇编逐字推敲，将“员工思想动态”拆解成“老员工安置顾虑”“青年员工发展诉求”，把“线上党建”明确写成“每月1号、15号晚7点开展线上党课，同步开通党员信箱意见征集通道”。累了，就泡一杯浓茶，抬头望见窗外的路灯。忽然想起白天路过会议室，看见徐部长提前半小时到场，正蹲在地上认真拾起散落的会议材料——藏青色西装的裤脚沾了灰，他也毫不在意，只细心将每一张纸片抚得平整。

整整三天之后，我把第二版手写稿交了上去。心里依然没底，却比之前多了几分踏实——每一个观点都有案例支撑，每一条措施都写清了“谁来做、怎么做、何时完成”。徐部长翻了五分钟，抬起头说：“这一稿比上次好。但‘责任分工’部分还可以再细化，比如明确企业党委和组织部的具体对接人。”没有满篇红批注，只有两处淡淡的铅笔标记。他说这话时，暗红色的领带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又过了两天，我把第三版手写稿递了上去。那天下午阳光正好，透过窗户落在纸页上，字里行间明亮而清晰。徐部长翻到最后一页，指尖在纸上停顿片刻，抬头笑了笑：“可以了，拿去打印吧。”

仅仅八个字，却让我心里像揣了块刚出炉的热红薯，暖得发烫。后来才知道，在那次会议上，柯城的交流材料被市委组织部部长点名表扬，称其“接地气、可操作，能直接作为参考”。再回想起那段改稿的日子，那些红批注哪里是批评，分明是徐部长手把手地教我：搞组织工作，就得像缝衣服，针脚要密，线要拉实，半点都马虎不得。

时光悄然流逝，一年的光阴如花开花落。这一年，我撰写的每一份材料都凝着心血与汗水。每次提交前，我都像一位细心的裁缝，反复检查、修改，不放过一个字、一个标点，对每一处用词再三斟酌，仿佛工匠打磨一件珍品。当我再次把材料交到部长手中时，心中不再如从前那般忐忑，而是多了几分自信与从容。这一回，稿纸上那些曾经刺眼的红批注，已如潮水退去般几乎不见踪影。一股清泉般的欣慰与喜悦，在我心中静静流淌。

两年的时光，在奋笔疾书与反复推敲中匆匆而过。我像一棵曾在风雨中倔强挺立的小树，将部长的严格要求视作阳光与雨露，拼命汲取、默默生长。当我再次接到材料任务时，已能用更成熟、更稳重的笔触书写思考。我把自己的理解与建议如织锦般细细编入字里行间。部长翻阅完毕，微笑着颔首：“可以了，拿去打印吧。”

那句简单的话，于我如同天籁，成为对我两年努力最深沉的肯定。

回首这段历程，心中感慨万千。那第一次写材料的经历，像一座高耸险峻的山横亘眼前，那些红色的批注如丛丛荆棘，曾刺痛我的彷徨，却也教我直面不足、迎难而上。攀登虽苦，却让我终于看见顶峰的辽阔风光。而部长严谨细致的作风，一如灯塔，始终在我工作的海面上清晰照亮前路，指引我不偏不倚、持续向前。

如今早已离开组织部多年，我仍珍藏着当年那份布满红批注的手稿。纸页早已泛黄，那些红色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如昨。恍惚间，又看见1997年的冬天，办公室里电暖器的温度、浓茶的余香，徐部长那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暗红色的领带，以及那句举重若轻却让我铭记一生的——

“可以了”。

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一次“第一次”。它不只意味着一份材料的完成，更是一段成长的开始，一种精神的传承。岁月流转，那份严谨与专注，早已如年轮一般，长进了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