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南京照相馆》有感

尹正龙

观《南京照相馆》有感

今天，同事和我没有可用的车，这样也好，不用长途跋涉去陌生的地方用吃饭打发闲暇，正值《南京照相馆》上演的黄金档期，我和同事走进了临夏金逸珠江国际影城。

虽不曾泪流满面，却让我义愤填膺，万恶的日本人带给中国人的伤痛罄竹难书，带给中国人的滔天伤害苍天永不可恕。

1937年南京城那凛冽的寒风与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似乎依然缠绕在感官周围。长达137分钟的《南京照相馆》，早已超脱一部电影的范畴，它更像是一部沉重的历史教科书，一台时光穿梭机，将我无情地抛置于那场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浩劫之中。影片聚焦于南京沦陷时期那间不起眼的“吉祥照相馆”——这名字在日军屠刀下早已沦为莫大的讽刺。正是在这方逼仄、幽暗的天地里，一群身份各异、萍水相逢的普通人，被裹挟进历史的滔天巨浪。邮差阿昌的惶恐瑟缩，日语翻译王广海表面的顺从与内心的挣扎，戏曲演员林毓秀的刚烈与不屈，警察宋存义的隐忍与爆发，照相馆老金沉默中的坚守，还有小女孩稚嫩眼神中的不解与创伤……他们从最初在屠城中求生的本能挣扎，到后来为守护记录日军暴行的罪证底片而甘冒生死的勇气，其心路历程的转变，构成了影片《南京照相馆》的最核心意象与戏剧张力，就凝练在暗房那微弱的红灯与显影液中慢慢浮现的影像里。日寇一边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边却又通过随军摄影师拍摄所谓的“亲善照片”，试图用影像的谎言粉饰其灭绝人性的暴行。吉祥照相馆的暗房，意外成了戳穿这虚伪面具的场所。当阿昌（被迫）冲洗出一张张无法直视的照片——砍头、活埋、奸淫、虐杀……那些凝固在底片上的影像，不再是冰冷的画面，而是同胞浸透血泪的无声控诉，是侵略者无法抵赖的铁证！影片极为高明地抓住了“照相术”这把双刃剑。日本人妄图用它来编织谎言，掩饰罪行；而这些被他们随意丢弃的罪证底片，却在暗房中如同鬼魅般重现天日，成为钉死他们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它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件之中。正如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罗瑾、吴旋两位爱国青年冒死守护的16张照片组成的相册，成为了审判战犯谷寿夫的有力证据。《南京照相馆》正是对这一沉重历史细节的艺术性重述与升华。影片不依赖宏大的战争场面刻意渲染血腥，这些无声的照片本身所携带的震撼力与控诉力，已足以撕裂一切伪装，让观众的良知受到最直接、最猛烈的冲击。每一声显影液里的气泡破裂声，都仿佛是对灵魂的叩问。

影片的成功，更在于它摒弃了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塑造，而是将镜头深深扎进乱世中普通人的挣扎与觉醒。主角阿昌的塑造堪称经典。他出场时不过是一个为一口饭食、为一线生机东躲西藏、甚至有些胆小怯懦的邮差。被迫进入照相馆后，他的不安与恐惧肉眼可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见证了一桩桩暴行，尤其是亲眼看到日军为掩盖罪行而屠杀无辜平民后，内心的良知开始燃烧。影片巧妙借助老金教授阿昌冲印技术的契机，不仅让阿昌掌握了技能，更仿佛是一种精神的交接——守护真相的使命开始在心间生根。他从最初的躲避、恐惧，到后来与林毓秀默契配合假扮夫妻迷惑敌人，再到最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藏匿、运送出那些能证明日军罪行的底片。这个转变过程细腻、自然又充满力量感，让人深刻理解到：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在绝境中，被良知和责任召唤出来的普通人。

林毓秀对日军翻译掷地有声的“我从小学习唱戏，不做秦桧的妻子”；赵宜芳面对伤兵的犹豫与最终递出的食物；老金不动声色的布局与引导；宋存义作为警察身份破灭后的血性爆发……每一个角色都在至暗时刻闪耀出人性的微光，这些光芒汇聚起来，便是在无边黑暗中刺破长夜的火种。

《南京照相馆》的震撼，不仅在于它对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原和对人性深刻的刻画，更在于它对历史记忆价值的直白拷问与对和平的终极箴言。影片没有仅仅停留在呈现苦难本身，它更致力于揭示苦难背后的意义——“为了遗忘的铭记”。影评中提到：“我不会忘，更不敢忘。”这句话道出了所有观影者共同的心声。影片最后定格在“吾辈自强”四字之上（许多观众提及此处潸然泪下），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历史责任最凝练的表达。它提醒着我们：铭记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今天的和平，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在炼狱中挣扎抗争、用生命守护真相与尊严换来的，何其珍贵，又承载着多么沉重的责任！

走出影院，望向临夏市的繁华与人们安宁的脸庞，那份观影后沉重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南京照相馆》以其独特的视角、深沉的情感和不容置疑的力量，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深的绝望里，守护真相的责任感和对家国的深情也能点燃抗争的勇气。它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凿刻在当代观众的心中，警示我们：唯有铭记，才能告慰逝者；唯有自强，才能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尊严。这间小小的南京照相馆，已然成为照亮历史暗夜、映照民族良心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