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庙堂印记</p><p class="ql-block"> 梁栋</p><p class="ql-block"> 那座大庙，像一幅洇了水的老画，总在记忆深处浮沉着。它蹲踞在村子的最南端，东、南两面是深沟。风自沟底旋起，裹挟着粗砺的土腥，掠过庙檐下悬垂的铃铛时，便发出悠长而沙哑的声响，恍若谁在远处咳喘。西边是无垠的田野，春日里绿意浓稠得似要流淌，秋日则金黄刺目，铺天盖地。北边那条土路，是村子伸展而来的臂膀，路旁的老树佝偻着腰，落叶簌簌，厚厚地铺满了土坯垒成的课桌。</p><p class="ql-block"> 大殿是南北走向的，神像早已无踪，供桌成了讲台。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娃娃们面朝北，对着糊满旧报纸的土墙；五年级的大孩子们则背对着殿门朝南而坐，风大的日子，能将他们摊开的书页吹得哗哗作响。那时我不过三四岁，像一颗被风随意播撒的蒲公英种子，兴之所至，便溜进庙里。课桌是粗粝的木板架在土坯上，棱角分明，硌得小臂生疼；凳子亦是土坯堆砌，搭着窄窄的木条，坐久了，屁股便麻得没了知觉。座位本无定规，我便随意“流窜”——今日混迹于五年级的队列，懵懂地跟着念诵“九九八十一”；明日又挤在三年级的孩子堆里，看他们如何在石板上笨拙地描摹“红”。老师是位清瘦的长者，是沟对面魏洛村的第五先生，总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他需得同时周旋于几个年级：给一年级的我们咿呀讲解“人、口、手”时，五年级的便伏案演算；待他转身去教五年级背诵课文，一年级的我们便伏在泥地上，用树枝勾勒出歪歪扭扭的小人儿。我就这般游荡其间，鹦鹉学舌，没心没肺地跟着笑闹。无人盘问我是谁家的崽，也无人向我索要那纸报名凭证，也有几位女生抱着二三岁的弟弟或妹妹在上课。</p><p class="ql-block"> 日子如沟畔的野草，漫不经心地滋长着。有时贪睡起晚，便趴在自家炕头，呆望窗外流云舒卷；忽闻庙里那铁疙瘩敲响的“钟声”，便撒开脚丫向南狂奔，裤管上沾满冰凉的露珠与调皮的草籽。老师偶尔瞥见我，也只是嘴角微扬，从不驱赶。我的“一年级”便这样断断续续、不知春秋地“上”着。直到某一天，似乎是在一个草长莺飞或落叶纷飞的季节，大殿里忽然排起了长队，说是要考试。我也懵懂地凑上前，接过老师递来的纸，歪歪扭扭划拉了几个字，竟也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关”。</p><p class="ql-block"> 老师淡淡一句：“去二年级吧。”</p><p class="ql-block"> 二年级蜷缩在大殿南边一间逼仄的小屋里，由本村的一位邻居执教。十八个孩子挤作一团。我才坐下没几日，便被那位老师锐利的目光捕捉。“你咋没报名？”他眉头紧锁。我哑然，看着他哗啦啦翻动名册的手指，最终在门槛处将我拦住：“回吧，报了名再来。”</p><p class="ql-block"> 我复又折返大殿。这次，掌心紧紧攥着一块钱报名费——那是母亲用手帕层层包裹的温热，递到我手中时，犹带着她的体温。我指节攥得发白，仿佛生怕这枚小小的“通行证”会生出翅膀飞去。当那张薄薄的收据终于落回掌心，我重新坐上那硌人的土坯凳时，忽觉眼前粗粝的木板竟也顺眼起来，连土墙上剥落的旧报纸，字缝里似乎都跳跃着新鲜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后来辗转，我在省城正经上过两个一年级，在京城也坐过一个一年级的课堂。窗明几净的教室，光滑的木桌，整齐的课本，一切都规矩周正，却总少了些什么。那些按部就班的晨读与演算里，没有庙檐下风铃的呜咽，没有土坯桌凳泛着的潮霉气，更没有在泥地上用树枝画小人的自在。</p><p class="ql-block"> 多年以后，风依旧在沟壑间盘旋，庙檐下的铁疙瘩仍被敲响，路旁的老树岁岁枯荣。唯有在村里大庙里的那段“一年级”，如同一条没有源头亦无归宿的溪流，无声无息地漫漶了四五年光阴。它将老师沙哑断续的讲解声、孩子们混在风里的笑闹声，都浸泡得愈发饱满、沉实，最终沉淀在记忆的河床最深处。只需轻轻一触，便浮泛起田埂青草的辛辣与沟边泥土的腥甜。而那一元钱的重量，总在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悄然复压上心头，宛如一枚小巧而温润的印章，稳稳地钤盖在那段散漫无羁、却弥足珍贵的时光之上——那是所有“一年级”里，最有趣、也最刻骨的一段。那是所有“一年级”里，最有趣、也最刻骨的一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