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一一我的所知所悟

傅

武汉抗战——我的所知所悟

我出生于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的烽火岁月。老母亲曾告诉我，那时日寇飞机常突袭武汉，刺耳的防空警报一响，她就抱着襁褓中的我奔逃躲藏。据史料记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的一年间，这座城市先后遭日机空袭61次，敌机投弹3000余枚，3437栋房屋被炸毁，1651人被炸死，3000余人受伤。轰炸过后，火光冲天、屋倒人亡，惨状令人不忍卒视。

武汉沦陷前，母亲带我加入逃难人流，投奔浙江乡下的外婆家。途中屡遭敌机轰炸扫射，几位同行的逃难者倒在旷野中再也没能起身。历经艰险抵达外婆家时，我已瘦得像只小猫，外婆见此情景，与母亲抱头痛哭，那一幕成为我对抗战岁月的童年印记。

解放后，我考入武汉一中，毕业后留校担任图书室管理员。整理校史时，我意外发现母校也曾在抗战中留下不屈的足迹——为保存教育火种，武汉一中加入中国教育界“抗战西迁”行列，师生们顶着轰炸、忍着疾病与饥饿，最终迁至湖北恩施继续办学。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不仅坚持授课，还积极投身当地抗日救亡宣传。

而武汉沦陷期间，母校的校园被日军霸占，昔日书声琅琅的文化殿堂，沦为无恶不作的法西斯巢穴。校门口的日军岗哨旁，常有抗日志士乃至无辜市民被拖拽而入，不时传来令人心悸的凄厉惨叫。离学校不远的吉庆里，日军强占8栋民房，建起慰安所，280名慰安妇在此遭受蹂躏与残害。我的一中老同学赵瑞泰，后来以这些受难女性为原型创作话剧《别忘了我》，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全国巡演。记得在中南剧场首演那天，他邀我一起观剧，剧中悲惨的情节让我不禁潸然泪下，“铭记历史”深刻我的心间。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觉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在中山大道旁，有一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陈怀民路”，纪念的是1938年4月空战中壮烈牺牲的飞行员陈怀民。那天恰逢日本天皇生日，日军妄图偷袭武汉为天皇“祝寿”，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手迎敌，共击落敌机21架，让日军的“祝寿”变成“报丧”。空战中，陈怀民先击落一架敌机，却遭到五架敌机围攻，战机多处中弹,他本可跳伞求生，却毅然驾机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如今每次路过陈怀民路，我都会驻足凝望路牌，向人讲述他血洒长空的壮举；武汉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烈士墓，也是我每次游园必去瞻仰的地方。

1962年，我考取华中师范学院（现华师大），中文系当时仍在昙华林原中华大学的所在地，在昙华林求学的四年，让我对武汉抗战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昙华林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抗战时期武汉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当年我们的教室和男生宿舍都在文华楼，而体育馆则是当年的翟雅阁健身房。没想到，我们身处中西合璧古朴的校舍和那古树参天幽静的校园，在抗战期间竞是一片抗日的热土。1935年，北平学生率先发起“一二·九”运动。武汉地区的响应，正是从昙华林开始的——12月12日，中华大学（华师前身之一）召集武汉40余所学校的100余名学生代表，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声援北平学生运动；12月17日，中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千名学生举行首次抗日游行；12月20日，7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昙华林出发的华中大学学生起了组织带头作用，沿途市民纷纷加入，最终形成两万人的游行队伍。抗日歌声与口号声震天动地，不仅唤醒了更多民众，更将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期间，武汉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齐聚武汉，在汉口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此办公；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尤为特别的是，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领导下属负责抗日宣传的第三厅，因昙华林学校与文化机构密集，三厅的办公和主要活动场地就定在昙华林。三厅的办公地点就在老华师的近鄰武汉十四中校内，那是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房，后来十四中开设了校史馆，修复了三厅旧址，我曾专程前去参观，走进三厅，又有了更深切的体验。

在中共领导下，三厅以合法身份聚集爱国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郭沫若任厅长，田汉、冼星海、徐悲鸿等分别负责戏剧、音乐、美术工作。三厅组织戏剧团体、音乐团体，带动数百支歌咏队、宣传队活跃在武汉三镇，抗日歌声在工厂学校传唱，街头广场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墙壁上满是巨幅抗日壁画；1938年4月，三厅组织抗战扩大宣传周，冼星海在昙华林的阁楼上创作《我们在太行山上》，并指挥上千人歌咏队演唱，台儿庄大捷传来时，武汉举行火炬歌咏游行，数万人手持火炬从昙华林出发，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声势浩大，震撼全城。这一时期武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火如荼，成为全国的中心。

1938年7月7日至11日，在周恩来策划领导下，三厅联合各民众团体发起“七七献金”活动。组织了几十支宣传队通过唱歌、演街头剧、演讲等形式动员民众。周恩来捐出自己240元月薪，600名人力车夫捐出一天血汗钱，农民背着粮食折算捐款，商人捐出店铺盈利，甚至一位断腿老兵拄着拐杖捐出2元“买颗子弹打鬼子”，乞丐也将乞讨所得投入献金台。这场活动共有50万民众参与，筹款达100万元，不仅为前线提供了物资支持，更成为“全民抗战”的生动实践。

求学昙华林时，我常想象当年学生奔走呼号的身影；在翟雅阁活动，仿佛听见救亡歌曲仍在回响。后来重访三厅旧址，踏进白色小楼，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1962年，华师中文系戏剧队演出话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讲述李玉和一家三代为游击队送密电码、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饰演李玉和、鸠山的演员都是我的好友，这部戏轰动全校，至今我仍保存着当年的剧照。“革命自有后来人”这句话，也成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信念。如今，我们62级同学大多已年过八旬，后来多数成为教师，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教育事业，其中两人获评全国优秀教师，一人成为湖北省特级教师。

当年饰演鸠山的同学李富生，后来改名黎笙，成为知名编剧、导演。他晚年创作的武汉城市形象系列宣传片“武汉三部曲”，第一部《大城崛起》被誉为“一千五百字浓缩武汉三千五百年”，获国务院全国特等奖，还被译成六种语言对外传播，仅美国电视台就公开播放17次。看到昔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屹立于世界东方，英雄武汉的名号传遍全球，我由衷感到扬眉吐气——这正是无数抗战先烈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