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曾经，有一小女孩把委屈写进信里，盼着爸爸能拆穿妈妈的偏心。可信纸转了个圈，落到妈妈手里，换来的是更冷的脸色。她才懂：原来爸爸和妈妈是一边的，她的委屈成了不必当真的小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份“对立想象”与“立场真相”的落差，我在行政救济里也遇见过。第一次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听证会见到法制股长时，我认他是中立的主持人——毕竟听证会该是辩理的地方，他该像天平支点，平衡行政机关与我的诉求。直到我走进行政复议中心，看见他坐在被申请人位置上，才惊觉支点歪了：前几日还听我陈述的“裁判”，转眼成了行政机关的“代言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更让人心沉的是行政诉讼的法庭。一审、二审里，被告席上坐着行政复议中心的主持人。按说复议是“纠错第一道关”，可当复议决定也站不住脚，我诉至法院时，复议机关竟和原机关站到了同一侧，辩解“我们没错”。这像极了小女孩的遭遇：本想找“邻居阿姨”评理，却见她也站在妈妈身边，说“你妈妈没错”。所有盼着说理的地方，原是同一套立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两种“一边的”，藏着相似的逻辑。小女孩的爸爸或许怕伤了夫妻和气，把“家庭稳定”放在了孩子的公平之上；行政程序里的角色重合，看似是“高效”，实则是行政系统把“维护自身权威”摆在前头——法制股长熟案情，让他参与复议、应诉“省事”；复议机关与原机关同属一个系统，“自家纠错”本就难，到了法庭自然“抱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可当事人的希望，就困在这“一边的”闭环里。小女孩再想诉说，抬头仍是爸妈一致的眼神；我想证明行政行为不公，对面是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同一群人。这不是某个人的恶意，是默认的规则：家庭里“大人说了算”，行政里“系统优先”，被委屈的个体只能收起期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原来他们是一边的”，从不是突然的发现，是无数次期待落空后的确认。小女孩的信、听证会上的陈述、复议时的辩解，都在试着打破这“一边的”想象，可现实总把人拉回原地。就像盼着避寒的屋檐，走近才知四面漏风——那些曾以为能依靠的“公正”，早和不公站在了同一侧，挡住了要走的路。</span></p><p class="ql-block"> 舒志平</p><p class="ql-block"> 2025年8月23日写于湖南涟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