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下的山村事

班贺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特殊的时期，以其独特的印记，深深刻在亲历者的生命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这样一段让无数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对于生活在偏僻山村的我来说，那场风暴虽隔着层层山峦，却依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课堂骤变：初识风波影

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骤然来临。那时，我不过是个年仅十岁的孩童，正处在对世界充满好奇与懵懂的时期，在本村小学读着三年级。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之前，学校生活简单而又规律，每天跟着老师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憧憬着未来。然而，这一年的某一天，平静被彻底打破。

老师一脸严肃地走进教室，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指令：“书本上的几篇课文，像《一条军毯》《朱德的扁担》……不能再读了，大家必须用浆糊把它们封住。” 我们这些孩子满脸疑惑，七嘴八舌地问老师原因。老师无奈地摇摇头，只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说是毒草。” 这让我们更加不解，以前大哥哥、大姐姐们读这些课文时都好好的，怎么轮到我们就成了毒草呢？老师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那之后，正常的授课内容逐渐被读报纸、看新闻所取代。

当时，报纸和新闻里最常出现的，便是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 这样的字眼。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晦涩难懂的词语，却在耳边不断回响。学校还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不管会不会写毛笔字，都要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稿，然后张贴在校院的墙上。那时的我，只觉得这一切像是一场新奇的游戏，充满了热闹和好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破四旧潮：古迹与无奈

冬季的一天，大雪过后，整个世界银装素裹。学校的院子里，同学们都在忙着扫雪，堆起了一个个高高的雪堆。就在这时，同学安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拿起一根木棍，在雪堆上贸然写下了 “打倒刘少奇” 五个大字。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顿时目瞪口呆，一片愕然。

班主任王文瑞老师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凝重，他急忙让安某马上把字涂掉，并严厉地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安某怯生生地回答，说是从红卫兵传单上看到的口号。老师听后，立刻对他进行了批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单不可信，报纸上没有说的就不能瞎写。” 这件事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隐隐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大事。

与此同时，村子里也掀起了 “破四旧” 的热潮。所谓 “破四旧”，就是破除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演变成了对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的一场大破坏。村里的真武庙、老爷庙、龙王庙、三官庙、观音堂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庙宇，其中的泥塑像被村里的年轻人一股脑儿全部砸毁。那些木质雕刻的塑像，则被集中到六戏台大院，熊熊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天一夜，火光映红了夜空，也刺痛了村里老人们的心。

六戏台是我们村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房檐前雕刻得那栩栩如生的大龙头和大象头在这场风暴中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锯掉。看着那被破坏的龙头、象头，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们心疼得直叹息，他们眼中满是无奈和不舍，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却又无能为力。

这场破坏还蔓延到了家家户户的古瓦房。房檐上的猫头，这些原本为房屋增添古朴韵味的装饰，也成了被破坏的对象。记得我们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院是四合院，西半部是我二爷的，东半部是我本家 “罩帘叔” 的，我们家租住在东房。“罩帘叔” 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拿着工具就上房去砸瓦猫头，“噼里啪啦” 的声音在院子里格外刺耳。这时，从街上回来的二爷看到了这一幕，顿时火冒三丈，大声骂他 “败家子”，说着就要上房去打他。“罩帘叔” 吓得赶紧向二爷认错。后来，二爷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用土泥将房上的瓦猫头逐个抹住，这样既表面上响应了 “破四旧” 的要求，又保住了瓦猫头。我当时看着二爷的举动，心中满是佩服。

还有一次，和我们同住一条街的孙爷爷家，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不知被谁告发，说他家供奉着灶王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村子里的民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孙爷爷家搜查，结果把供品全部扔到了街上。孙爷爷看着自己家的供品被糟蹋，悲痛万分，嚎啕大哭着在街上追着捡这些食物。邻居大妈大婶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都很难受，可谁也不敢吭声，只能把同情和无奈藏在心底。

听我四叔讲，我太爷曾在清朝时期考中秀才，相当于七品官位，家中一直保留着太爷的顶戴花翎帽。在 “破四旧” 的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四叔担心这顶帽子一旦被民兵搜查出来，会给家里带来大祸。思来想去，他狠下心，把这顶承载着家族荣耀的顶戴花翎帽给烧了。几十年过去了，四叔每当谈起这件事，脸上依然会流露出惋惜和内疚的神情。

阶级烙印：斗争场之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 这句歌词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对于家庭出身是上中农的我来说，这句歌词却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虽然上中农也算团结对象，但已经处在边缘地带，还被认为有 “轻微剥削”。小小的我，心中总是充满了自卑和惶恐，非常羡慕那些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根红苗正，干什么都被优先考虑。

尽管我父亲是50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而且常年在外从事行政工作，那也冲淡不了家庭出身“上中农”对我的影响。

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那些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遭受的待遇越发不公。我们同姓本家的一些爷爷、伯伯和叔叔们，被戴上了 “地富分子” 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他们的家门口和衣服上，都被缀上了白色的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 “地富分子” 四个字。白天，村里只要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就会被集中到南墙根，遭受一轮又一轮的批斗，甚至还会被拳打脚踢。

有一次批斗本村富农张某的大会，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张某的长子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上台发言批判自己的父亲，表示要与其划清界线。可谁能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揪上了台进行批斗。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原来他在批判父亲之后，看到 “革命群众” 把自己的母亲从家中揪来，老太太披头散发，被押着跌跌撞撞。作为儿子，他本能地上前保护母亲，可这一行为却被认为刚才的表态是假的，是欺骗群众，结果遭到了更严厉的批斗。看着他被批斗时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既害怕又困惑，这难道就是所谓的 “革命行动” 吗？

学校组织我们去邻村水沟村参加阶级教育活动，到了那里我才发现，所谓的阶级教育活动，竟然是参加批斗地富分子的大会。大会刚开始没多久，场面就变得混乱起来。只见人们挥舞着拳头，高呼着口号，将一位老者推来推去。最后，老者被推倒在泥坑之中，他艰难地爬起来，又被无情地推倒，身上沾满了泥土。看着这一幕，我的心在颤抖，我偷偷观察老师的表情，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答案，可老师冰冷的表情让我明白，在这场运动中，人性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扭曲。

风云之变：争论场转向

随着运动的持续推进，村里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工作队进驻村子后，所有村干部一夜之间都靠边站，被打成了走资派，还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代理人。曾经在村里有着重要地位的村干部们，就这样和 “地、富、反、坏、右” 站在了一起，遭受着揭发和批斗。

记得有一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群众们振臂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热烈。然而，一位住村的公社干部却没有跟着喊口号。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没把喊口号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没想到，这一行为被村子里几个调皮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们随即给他后背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一下可闹出了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字报贴上就不能撕，否则会被视为反革命行为。于是，这位公社干部走到哪里，身后的大字报就跟到哪里，人们看到后都忍不住发笑，弄得他尴尬不已，颜面尽失。

196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村子里像往常一样召开批斗 “走资派” 大会。批斗会的流程和以往一样，由村革委会指定几位有文化的年轻人和本村小学的几位教师提前写好批判稿，上台对 “靠边站” 的村干部进行批判。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被批判的村干部们像是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默默忍受，而是开始奋起反抗，与发言批判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当时在台上发言的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她是一位才二十几岁的女教师。她刚发言不到两句，就被对方顶得哑口无言，满脸通红，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本校姓孙的男教师赶紧上台帮忙辩论。一时间，台上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会场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最后只能不欢而散。但他们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转移到了大队队部继续进行。由于大队部紧挨着我家院子，深夜我躺在炕上，还能清晰地听到他们互相辩驳的声音。当时，我心里既为这几位被批斗的叔叔的大胆表现捏了一把汗，又对这场运动的走向感到迷茫。后来听说，这件事反映到公社后，公社也没了办法，原来是中央提出搞革命大联合，在农村不再搞揪斗走资派了。而这几位 “靠边站” 的村干部平日里经常听新闻、看报纸，吃透了上级精神，这才敢于和批判者据理力争，弄得在任的村革委会成员反而陷入了被动。

血色记忆：批斗与终局

1969年春天，我已经十三岁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受。有一天，村子里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大卡车上站着六、七个人，他们脖子上都挎着大牌子，上面写着 “反革命分子某某”“地富分子某某” 等字样，被警察押着，说是从县城来的，要进行沿村游行批斗。一位警察拿着喇叭，在车上不停地高声宣讲着。

在这些被批斗的人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高大个子，四方脸，大眼睛，名叫闫洪德，原在天津某厂工作。他的主要 “罪行” 是被指控有投靠苏修的言论和行动，后来被遣送回原籍涿鹿。他被捆绑得最紧，看起来 “罪行” 也是最重的。看着他那被束缚的样子，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没过多久，我到县城去找父亲，正巧碰上县里处决 “犯人”。让我震惊的是，被处决的正是那个闫洪德。那天，县城大街上的门市全部关闭，街道两旁站满了人。不一会儿，车队缓缓驶来，车上的高音喇叭响个不停。第一辆卡车车顶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第二辆卡车押着的就是闫洪德。他的头被摁在车前顶棚上，脸部侧向我站的这一方。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嘴被铁丝勒着，满脸都是血沫，两只眼睛瞪得有鸡蛋那么大，充满了恐惧和绝望。面对这一残酷的场景，我吓得心怦怦直跳，那场面实在是太恐怖了。处决闫洪德的场地在桑干河沙滩上，那个时代处决犯人不管收尸，还允许人们围观。据说，他的亲属怕受牵连，迟迟不敢去收尸。后来还听说，闫洪德临刑前满脸血沫，是因为他不服判决，张口申辩，被人用改锥从腮帮扎进将嘴撬开，再用铁丝将嘴勒住才导致的。

粉碎 “四人帮” 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推翻了给闫洪德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给他彻底平反昭雪，还据说国家给他的子女全部安排了工作。这虽然是后来的好消息，但每当想起闫洪德被处决时的惨状，我的心里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荒唐百态：反思与警示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发生的荒唐事还很多。文革之初，县里电影队来我们村放映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毛主席那魁梧的身影、挥舞巨手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时，场子里的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然而，我们的一位邻居王大婶，平时大大咧咧，爱开玩笑。这时，她无意中冒出一句话：“毛主席怎么不说话呀？是哑巴？” 这本是一句无心之语，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了一场大祸的导火索。后来，她被人告发工作队，第二天夫妻俩就遭到了连续批判，罪名是谩骂伟大领袖。他们不得不写了一份又一份交代材料，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文革年代的春节，也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家家户户贴的春联都是激进的政治口号。我们村有两户人家就因为贴春联惹了祸。其中一家对联写的是：“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要专政”。另一家对联写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从字句和内容上看，这些对联并没有什么问题，可问题就出在他们的家庭成分上。由于他们都是富农成分，工作队就给他们上纲上线。第一家的对联被曲解为 “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家的对联虽然内容没错，但站在地富分子的立场上，被认为是要跟无产阶级记仇，要反攻倒算。这样一分析，性质就变得十分严重，这对联也被当成了反动标语。大年三十，这两户人家被关了起来，遭受了无数次的交待和批斗，本该欢乐祥和的春节，却充满了恐惧和痛苦。

还有一次，一位外乡讨饭的老人，手拿一把二胡来到我们院。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不停地唱着，唱的自然都是文革歌曲。老人虽然衣衫褴褛，满脸污垢，但自伴自唱的声调却很有韵味。母亲看他十分可怜，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家里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救济他，只能挖了一碗玉米面给他。老人非常感激，说什么还要再唱一段歌曲表示感谢。当他唱到 “……穿得暖，吃得饱，人民生活提高了……” 时，我和母亲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看着老人那瘦弱的身躯和破旧的衣服，再听着他唱的这些歌词，现实与歌词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心酸和无奈。

回顾文革这十年，那无疑是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浩劫。它祸害了整整一个时代，让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被无情碾碎，毁掉了一代青年。它给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是空前的，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必须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时刻警醒自己，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

　　六戏台在文革中被锯掉前檐龙头、大象头后的模样

2025年夏村委会对六戏台重新装修，恢复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