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月蝉鸣，岁月不老

五月阳光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五十年代末，那时还依稀记得上过幼儿园，每次母亲抱着我去幼儿园的时候，我都哭着叫着不愿意去，却也无法改变。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大人们要去“大办钢铁”了，孩子没人管，必须送到几里外的幼儿园，那是“政策”，也是没办法的事。

慢慢长到七八岁就开始上学了，一二年级就在我们村里上，三四年级去了大队小学上。记得开学时，大队学校还没建好，我们同学们都集中在大队部后边的几棵柿子树下，老师就一个，他就是周老师，听说他原是县城高中体育老师，不知为何把他下放到我们这里成了我们的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他时常都叼着一个大烟斗，快五十岁了，还能平地倒立几分钟。他还会吹笛子，拉二胡，他边拉二胡边教我们唱“革命风雷激荡,战士胸有朝阳”，我们都很佩服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老师，他说什么我们都言听计从，从令如流。后来受他的影响，我自己用竹筒也做了一个“二胡”，周老师发现我对二胡很感兴趣，就主动教我。后来学校建好了，我们结束了野外上课，都回到了用茅草盖的教室里，还增加了10来个老师，这些老师有的是刚毕业的中学生，有的是下乡知青。

我的足迹也就是从学校到村里，一年四季，偶尔也跟着大人去七八里外的集市上“赶集”，那算是那个时候我们见过的最大的“世面”了（直到我后来读了初中高中才到过县城，见过外面更大的世界）。

平时一放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在村里，哪儿也不去，哪儿也去不了。但我们总也闲不住，每天过的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我们用牛尾巴做一个套系在竹竿上套“知了”（蝉），爬上树梢去逮斑鸠，到河里捉鱼，玩老鹰捉小鸡，玩跳房子，抓石子，丢沙包，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滑滑板，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个小木车在山坡上飞快的下滑，虽然有时被摔得遍体鳞伤，也从不叫疼。 更让人更难忘的还是一些恶作剧。中间院有个瞎子老头，我们都叫他“四伯”，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选择他的必经之路，用樟樟苔（类似月季的植物，长很长的带刺的杆子），把两头分别插在道路两边，远远看着“四伯”捣着棍子走来，棍子自然是插进那个设计好的刺圈，这时“四伯”就会去用手拔樟樟苔杆子，不用说他的手被扎得哇哇大叫，开始一阵大骂，我们几个被他的“气急败坏”乐得屁颠屁颠的散去。

有时收麦子季节，大人也会让我们去田里拾麦子，还常说“好好捡麦子，明儿给你买桃子买冰棍儿”，其实这话年年说但也从未兑现。那时我们吃不饱，油水小，常常饿肚子，我们干的最多就是下菜园偷黄瓜摘茄子，或者到后洼儿偷果子，后洼儿是个独户人家，那里房前屋后有毛桃杏子梨子，平时看得很严，我们就选择半晌他们都下地干活时下手，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偷摘了好多水果，但最后还是被人家发现，告之家长，自然少不了一顿揍。

　　我们的童年生活，估计让现在的孩子一天也待不下去。但那个年代，我们却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小的村庄，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大人去了姑姑家，吃过饭我就闹着赶快回家。因为离开那个小村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没了依托，心里不踏实，也不快乐，回来后还没到家就和几个伙伴们玩起来了。

现在的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他们要啥有啥，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小时的自由！我们小时从未听说过家庭作业，大人也没时间过问我们学习，那时就几本书或挟在腋窝下，或直接拿在手里，没有现在沉沉的书包。我们小时候把吃苦视为正常，因为都是如此，没有攀比，夏天就穿一个裤头，浑身上下被晒成一个颜色，黑不溜秋，但那时我们很皮实，也很开心！

回归儿童天性，回归教育本真，多少人在呐喊，如今我们真正给了孩子多少快乐的童年？从现代社会的物资条件上看，每个孩子都是幸福的，但他们每天从学校到特长班或辅导班，再到家里的书桌，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们应该拥有远远超过我们这代人十万八千里的幸福与快乐！但他们的童年多半在路上，在课堂，在作业堆里。

呼吁天下父母，搬掉压在孩子身上的负担，解放孩子的天性，还他们一个欢乐美好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