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与我的回忆

苏小妹

邓丽君与我的回忆

20岁那年，风裹着乌龙小学的粉笔灰还没散，我就被抽调到公社，成了广播站的广播员。从满是孩子笑声的教室，换到这藏着红地板与白墙、亮着电灯的小空间，日子像翻了页暖融融的书，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鲜又踏实的滋味。

我们办公室位于四合院的西北角，这方小天地满是烟火气：外间摆着三张办公桌，头顶的电灯垂着浅黄的光晕，站长和李师傅的桌子相对而放，我的桌子在中间，刚好对着他们俩的方向——站长桌角总压着待办的纸条，李师傅桌上常摊着半截电线和螺丝刀；里间三张灰漆工作台擦得锃亮，朝东的窗户一早就漏进金晃晃的晨光，电灯的光与天光交织，把墙面、地板染得软乎乎的，连隔出的小卧室里，我的蓝布衫都叠得方方正正。付师傅常背着鼓囊囊的工具包进出，包里的零件还沾着村路的泥土，他总笑着喊我“小姑娘”，修线路时会特意凑到我桌边，教我认不同型号的线包。而我，每日的工作从一句清亮的播报开始，对着话筒轻声说“梨树公社广播放大站，现在开始播音……”，把早中晚三档新闻、通知播得清清楚楚；闲时把屋子擦得一尘不染，还管着乡下各户的喇叭——里间工作台上常堆着几十个旧喇叭，铜线圈露着线头，我得一个个拆、换线包、仔细检查。修好后不用特意喊，总有来公社办事的大队干部顺道过来取，他们笑着接过喇叭，说“替乡亲们谢啦”，回去再分给等着的农民，倒省了农户们多跑一趟，这份省心的默契，也让日子多了份熨帖的暖。

每日凌晨四点，天还蒙着墨蓝，我从卧室起身，随手拉开电灯，暖黄的光瞬间填满屋子。先把外间三张办公桌擦一遍，站长的纸条轻轻挪开，李师傅的工具归拢整齐，再擦里间的工作台，红地板被抹布蹭过，木纹里都透着亮；接着把堆在桌角的喇叭挪到窗边，等着天亮检修。调试完三台旧广播机，那句“梨树公社广播放大站，现在开始播音……”伴着露水味飘出去时，窗外的槐树叶刚好晃起第一缕光，电灯的光与晨光叠在一起，格外温柔。白天忙完播音，我就坐在里间窗边修喇叭，拆下线包沾了铜屑，李师傅会从对面递来干净的布：“擦手，别蹭到衣服上”；付师傅路过，会凑过来教我听线圈的“嗡嗡”声：“这声儿才对，准能响”；站长偶尔抬头，见我忙得满头汗，会递来一杯凉白开：“歇会儿再弄”。

遇上上层领导来检查，我提前把广播站里外擦得锃亮，连喇叭的铜网都擦得能反光，电灯也擦得干干净净，再换上干净的白衬衫端茶。站长在对面桌点头：“咱们这儿最干净利索”；李师傅帮着整理桌上的工具，付师傅帮着搬凳子，怕我忙不过来。春夏秋冬开农忙会议时，会议室里本就配着扩音器，不用我额外扛运，我只需提前去调试好音量，李师傅会跟着检查线路，付师傅在旁叮嘱“别让杂音影响讲话”；等领导入座，我守在设备旁留意动静，添茶水时眼疾手快，公社书记总说“这小姑娘干事让人放心”。偶尔想起乌龙小学的日子，再看看眼前三张办公桌旁的热闹，连曾因同学嫉妒生出的小委屈，都被大队干部的道谢、师傅们的叮嘱冲淡了。

直到那台“大三阳”录音机来，日子更添了甜。宣传部长抱着黑布包进来时，站长、李师傅和付师傅都凑到我桌边，电灯的光落在漆黑的机身上，喇叭外圈的银亮光圈晃得人眼亮——“汕头港务局李局长送的，还带20盒磁带”。布包里邓丽君的磁带占了大半，忙完播音、修好喇叭后，我把录音机放在中间的办公桌上，按下播放键，《甜蜜蜜》的调子漫过红地板，飘到里间的工作台旁。李师傅停下手里的活：“这歌听着心里敞亮”；付师傅跟着哼两句，来取喇叭的大队干部也会多站会儿，说“这调子好听，回去跟乡亲们说说”。暮色里，《何日君再来》的婉转绕着白墙，和着窗外的蝉鸣，电灯的暖光裹着歌声，把这四合院西北角的小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如今再想起20岁的这段时光，满是晒过太阳的味道：乌龙小学的粉笔灰、电灯的暖黄、红地板的亮泽、修好的喇叭泛着的铜光，还有邓丽君的歌声里，混着那句“梨树公社广播放大站，现在开始播音……”的清亮、大队干部的道谢、三张办公桌旁的笑声、农户们接到喇叭时的欢喜。那些从教室到四合院西北角广播站的转变，那些认真播过的每一条新闻、擦过的每一张桌子、修好的每一个喇叭，都成了心里最软的念想——原来平凡的日子，只要认真过，就会比糖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