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 (我的知青岁月)

增广贤文

下乡

1968年9月21日是我上山下乡的日子。那一天丹东青年广场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市革委会在这里举行隆重大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广场上近百辆汽车整齐列队，上千名知青和送行家属人头攒动，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

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插队的地方是东沟县安民公社，离市内仅仅三十里，那里是鱼米之乡，比较富庶。附近有个军用机场，为了安全起见，上面规定走资派子女不准去，担心他们搞破坏。当时班里有几个干部子女的父母在“文革”中被打倒尚未解放，被安排到几百里外的凤城县叆阳公社，他们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有人甚至哭了。军训队为了安抚他们，决定选派一名班干部带队，和他们一起插队到叆阳。但是谁都知道凤城大山沟条件艰苦，没人愿意去，军训队曾指派一名班干部，结果家长找到学校死活不同意。

这件事本来与我无关，我既不是走资派子女，也不是班干部，当时已经被分配在安民公社金板三队。没想到军训队后来找到我头上，让我带队去凤城，理由很奇葩：我和这些同学关系好。我倒也无可无不可，只是担心父母不同意。于是军训队跑到我家做工作，爸爸妈妈都是老实人，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和六个男同学去了凤城叆阳。

上午九时车队出发，妈妈终究还是不放心，要亲眼看看自己儿子下乡的地方，也坐进汽车驾驶室跟我们一起走。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半路便下起瓢泼大雨，我们被浇成了落汤鸡，行李也被淋湿了。可是我们满不在乎，迎着风雨大声唱起歌来，真是年少不识愁滋味。风雨中司机迷了路，天黑才赶到目的地。

母亲下车后看到四周都是黑黢黢的大山，当时就不是心思了，一边给我晾行李一边流眼泪，这时我才发现哥哥也跟来了。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以前在爸妈身边十几年，好像并没有这种感觉。第二天送别母亲哥哥时，我也有些不是心思，想到自己即将与亲人分别，独自在这偏僻荒凉的大山里生活，将来还能再回到父母身边吗？心中茫然不知所措。

战场

叆阳后改名爱阳，解放战争时国共两党曾在这里打过一场恶仗，即著名的新开岭战役。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向我南满解放区发动进攻，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第25师，在进攻中恃强骄横，孤军冒进，进入了我军预定战场新开岭。四野4纵司令员胡奇才、副司令员韩先楚集中8个团的主力，将25师3个团8000余人包围，一举歼灭，生擒敌师长李正谊。战后李正谊等一批将校级军官被押送到民主联军防区，电影《逆风千里》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22年后，这里成为我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战场”。

秋收

下乡后不几天就开镰秋收了，我们凭着一股冲劲，割苞米时紧紧跟在社员后面没有被落下，休息时还精力充沛地和青年社员摔跤，结果全被摔趴下了。当地人力气大得惊人，有个社员一只手就能用铡刀切下冻得梆梆硬的猪头，我们试了一下，两只手一起上也只能切出一道白印。

没过几天我们就顶不住了，被落得越来越远。割豆子时就更惨了，人家早就到地头了，我们一垅地才割上一半。割豆子不同于割苞米，大豆植株很矮，得把腰弯得很低，像只大虾。一垅地割到头，腰像断了似的，不敢直起来，直接就趴在地上歇息。

繁重的劳动使我们饭量大增。刚下去时青年点房子还没开工，我们轮流到农户家吃饭。人家本来准备的是我们和自家人吃的量，结果我们七个男生就像七匹狼，上了桌风卷残云一般，转眼间吃了个锅净盆光，人家只好再另做。

温情

秋收时下了一场秋雨，我被淋感冒了，发烧41度，烧得天旋地转，站都站不起来。队里有个王大爷，外号“王大胡子”，看我病成那样很可怜我，把我接到他家，腾出热炕头给我睡，煮姜汤给我喝，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擀面条给我吃，一连照看我两三天，直到完全好了才把我送走。我非常感动，想起前不久我赶牛车玩，把他家院墙的墙角剐塌了，他不知道是谁干的，气得站在院门口大骂，我吓得也没敢站出来承认，想想真是不过意。

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曾回过三合青年点一次，我想去看望王大爷，可是一打听老人家已经作古了，我唏嘘良久。我觉得下乡的最大收获，就是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是当地农民朴实善良的温情，支撑我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扒车

我下乡后不久，父亲进了宽甸县灌水五七干校，离我插队的青年点有六、七十里地。有一次我去灌水看望父亲，起大早走了十五里路从青年点赶到叆阳公社所在地，然后乘坐小火车去灌水。结果晚到了几分钟，走到叆阳车站时，小火车已经迎面驶过来了。那种小火车是用汽车头牵引火车货厢，车速不是很快。我以为能扒上去，等到小火车来到跟前时，猛跑几步抓住车身往上爬，结果被甩了下来，摔得好疼，所幸命大，没有甩进车轱辘里。叆阳公社离灌水还有五十多里地，我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又走回青年点。

后来有拉煤的汽车经过我们三合大队直接到灌水，我便央求司机，搭乘了一辆拉煤车来到灌水，见到了父亲。父亲正在从山下往山上搬石头，像个劳改犯。那年父亲51岁，旁边有人称呼他老曾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心里很不是滋味。分别的时候父亲嘱咐我别学抽烟，但后来我还是抽烟了，因为干活时只有借口抽烟才能歇一歇。父亲后来又转到凤城县草河五七干校，我也去看过他。

严冬

叆阳地处丹东北部山区，冬天奇寒，极端最低气温曾接近零下40度，一般年份也都在零下20多度。插队的第一年由于时间仓促，严冬到来时青年点房子还没完全竣工，窗户和门都没安上。我们只好在门框上挂条毯子挡风遮雪，窗框上仅仅糊了一层旧报纸。屋里和室外温度其实差不了多少，晚上睡觉时，戴着棉帽子钻进被窝里老半天，仍冻得瑟瑟发抖。厨房墙上的霜足有半尺多厚，隔几天就得用铁锹铲一次。有一天睡到半夜，只听厨房里“咔嚓”一声响亮，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才发现是酸菜缸冻裂了。

如果是单纯猫冬倒还好过，最苦的是还要上山砍柴。站在没膝深的雪窝里挥动粗重的柴镰砍柴，不同于在庄稼地里割苞米，是当地农民都打怵的重体力活儿，砍不上一个钟头就累得满头大汗。身上倒是暖和了，可是下半截棉裤都被积雪湿透了，傍晚下山时很快又冻得梆梆硬，走起路来“咣当咣当”响，好像腿上挂了两个铁桶。几天下来，握镰刀的手已是血肉模糊，吃饭时都不敢握筷子。

春节

对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疲累，我们还不十分在意，只是想家想得厉害。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连参军的年龄都不够，第一次离开家那么久，想起家人心里就空落落的，天天掰着手指数日子，盼着春节回家。

好不容易等到春节临近了，上面却要求知青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大家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了社员大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安排知青春节期间的生活。经过讨论，决定实行“承包制”，就是把知青安排到社员家里过年，每家农户“承包”一名知青一天。到了春节，队里像赶庙会一样热闹，老百姓川流不息地到青年点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家家户户都摽着劲儿地比谁家的饭菜好。初四那天我轮到生产队长家吃饭，队长见我们连续几天吃腻了大鱼大肉，主食特意做了酸汤子。那是我头一次吃酸汤子，叫不上来名，事后有人问我在队长家吃的啥饭，我说是酸溜汤，结果被误传成酸菜汤。这下可把队长害苦了，被全队的老百姓嘲笑了好几天，硬说他给知识青年喝酸菜汤。

归户

1969年底，父亲作为“五七战士”，携母亲和妹妹也下乡插队了，落户在宽甸县双山子公社双山子大队，城里只留下哥哥孤身一人，一家五口分离三地。

父亲插队后的第二年，便到叆阳把我接到双山子归户。双山子距离我的青年点将近百里，我们父子俩推着手推车拉着行李，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家，累得筋疲力尽。进门时母亲正在厨房烀玉米面饼子，我站在锅台前没动地方，一口气吃了两个大饼子，把母亲惊呆了。父亲前一天去接我时已经独自推车走了一个单程，当然比我更累，但是第二天就下地干活去了。父亲也只允许我休息一天，第三天便到当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

我清楚记得归户那天是1970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 发表四周年，我和父亲就是以这种长途跋涉的方式践行“五七指示”的，那百里山路就是“五七道路”吗？

热土

我的新家双山子大队是公社所在地，有两座形状相同的平顶小山，并排立在公路边，因此得名。

双山子是一片热土，当年杨靖宇将军曾在这里的天桥沟建立宽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红色乡政权四平乡政府。当地群众向我讲述过当年抗联攻打崔家大院的故事: 1936年杨靖宇部队的300多名抗联战士曾攻打双山子伪警察署，伪警察署设在双山子村平坨屯荒沟甸子堡内的崔家大院，是地主崔兴恩的宅院。大院围墙高筑，碉堡坚固，易守难攻。抗联因为没有重武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仍未得手，还牺牲了22名战士。抗联队伍撤退时，因为敌人火力太猛，没法带走阵亡战友的遗体，惨无人道的日伪军把牺牲的抗联战士头颅割下，摆放在伪警察署的墙上示众。

当年杨靖宇战斗过的天桥沟现已开辟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内有莲花映日、天桥霁月、鹰岩积雪、天潭垂钓、层林红枫、双松飞瀑、晓月鸣禽、云海观涛等“天桥八景”，其中“层林红枫”最为著名，享誉全国，被中国旅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枫叶最红最艳的地方”。

那是抗联将士用鲜血染红的。

放蚕

归户后我在劳动中表现较好，受到贫下中农好评，被生产队安排上山放蚕。放蚕属于生产队的“俏活”，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挺自由的，但是也不轻松。先是要割场子，就是用钐镰把山上蚕场清理干净，是放蚕中最累的活。钐镰比一般镰刀大很多，刀身有一尺多长，刀把约一人高。挥舞巨大的钐镰把整整一面山坡蚕场的杂树丛草割扫干净，相当累人。那时是七月份，天气正热，我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连续干了三四天才割完。

割完场子后开始出蛾，把茧种串起来挂在蚕房里，等待茧蛹蜕变成蛾破壳而出。出蛾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飞蛾，振落的绒毛像下雪一样，呛得鼻子嗓子奇痒难受，呼吸都困难。老蚕农告诉我抓几只蛾子活吃了就会适应的，我哪里吃得下，只好强忍着。

出蛾后雌雄蚕蛾交配便产下幼蚕，小如蚂蚁，然后把它们拿到山上蚕场，集中放到几墩柞树上，叫作“破刈子”。这是放蚕最辛苦的阶段，必须“赶在鸟前，走在鸟后”，天不亮就得摸黑上山，天黑以后才能下山，否则小小的蚕蚁很快就会被鸟雀吃光。

大约半个月之后蚕蚁渐渐长大了，就把它们均匀分散到蚕场的每墩柞树上，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只需看住鸟雀就行了。为此生产队给我配了一杆来复杆子枪，听说这种枪容易炸膛，我不敢放，鸟雀来了只是漫山遍野地追撵哄赶，放了一季蚕一枪也没放。

虽然经过割场子蚕场地面干净了许多，但还是有蚂蚱蛇蛙会跑进来，它们也是蚕的天敌。特别是蛇，盘在树下用嘴一吸，就把蚕从树上吸下来吃掉了。我虽然胆小不敢放枪，却不怎么怕蛇，曾抓过好几条蛇，都是青绿色条纹的槽蛇，脖子上的条纹是红色的，当地老百姓叫它“野鸡脖子”，虽然不是剧毒蛇，但如果被它咬伤也不得了。我最怕的是昆虫，连毛毛虫甲壳虫都害怕，更不要说野蜂了。有一次我见有墩柞树中间有些枯叶，便去清理。哪知枯叶下面是个蜂窝，我刚伸手把枯叶拿开，便“轰”地涌出一群大马蜂，我吓得大叫一声，捂着脑袋就跑，三转两拐跑进大树林里躲起来，才没有被蜇伤。山上还有一种剧毒蜂叫地雷蜂，黑色的，个头很大，飞起来嗡嗡响，看着就恐怖，老百姓说被它叮上两三口就能致命，我每次见到它都战战兢兢，躲得远远的。

放蚕不仅要防鸟防蛇防虫，还得防人。大约到九月底，蚕宝宝开始作茧自缚，那时便有人上山偷茧，偷回家剥出茧蛹或煮或炒，十分美味。我在山上抓过两次偷茧贼，一次是清晨，我刚上山，便远远看见蚕场山岗上有几个女人身影。她们也看见了我，立刻四散逃跑。我大喊一声“站住”追上前去，有两个妇女跑得慢被我抓住了，经讯问得知她们是山岗那边平坨大队的社员。我要把她俩押回生产队交给队长处理，她俩死活不走，苦苦哀求，我磨不过她们，只好放人，只是没收了她们的箩筐。另一次是天快黑时，我正要下山，发现有人进场偷茧，见到我后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我从山上一直撵到山下河边才追上，却发现是我家邻居的小女孩。我也只好放人，连同她偷的一书包蚕茧也一起放行了。

患病

在双山子期间，我和母亲分别得过一次大病。有一次母亲和队里的几个妇女结伴去灌水公社的柏林川，忘记是去干什么了。柏林川离双山子很远，走大道有三四十里路。她们就抄小路从山岗翻过去，走不太远就到了。晚上回来后，母亲的脸就肿起来了，像个大气球，眼睛都睁不开，灼热难忍，自己说就像在火盆上烤一样。现在分析可能是漆树过敏，但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慌了，这个时间公社卫生院已经下班了，只好有病乱投医，先把大队赤脚医生请来救急。那个赤脚医生叫刘玉为，是个中医，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为人和善，每次见到我都称我“贤侄”。他家住在五队，和我家在一条街上，很快就请来了。一番望闻问切后，他沉吟道：这是在山林里中了邪气了，没事，我开几副药，吃了就能好。我们都不太相信，但是母亲吃了他的药，当天夜里就开始消肿了，又吃了两天就彻底好利索了。

我得的病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觉得浑身无力，食欲不振，面目赤黄，恶心腹胀。有了上次母亲治病的经验，我没去公社卫生院，直接去大队卫生所找刘医生诊治。他看过之后也没说是什么病，开了几副中药让我吃完再说。吃上药的第二天，我就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尿出的尿几乎是黑色的。又吃了几天，病症基本上消除了。父母不放心，让我回市里医院再看看。我坐着生产队的马车到灌水，再换乘火车回到丹东，到市立一院就诊，医生也没说出是什么病，开了些西药吃了。

多年以后工作单位组织体检，卫生所的小段看了我的体检报告，说我的血液检验有乙肝病毒抗体，说明得过肝炎，不过早就好了。我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得的是肝炎，不禁后怕。当年我家插队时先是住在老百姓家，房东的儿子叫刘玉学，岁数和我差不多，也是得了肝炎，因为救治不及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刘医生真是我的救命恩人。2017年，我和老伴带儿孙去天桥沟森林公园游玩，路过双山子五队时我特意停下车，打听刘医生的情况，得知他不在了，几个儿子在外地，都挺有出息的。

枪险

1971年，我入了团，当了民兵排长，大队民兵连给我配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虽说这种枪安全多了，不会炸膛，我还是不敢放，只是挂在家里墙上，很少动它。队里青年点的知青们知道后跑来跟我借枪玩，我想反正他们也没有子弹，不会出事，就借给了他们。他们借到枪后便踅摸着弄子弹，赶巧有一次公社武装部搬家，他们屁颠地跑去帮忙，干完活武装部副部长给了他们一些子弹算作酬劳。那个副部长和我一样大意，认为反正他们也没有枪，出不了事，结果枪弹一结合，很快就闹出两次险情。

这帮家伙拿到子弹后便急不可待地实弹操作起来，站在青年点的门口向天上打枪。不料有一枪打在路边电线杆上，把一个电力瓷瓶打爆了。正巧大队治保主任老阎打此路过，被吓了一大跳，事后好一顿追查。好在查无结果，便以为是电线短路自爆，不了了之。如果那次枪击把电线打断引起停电事故，或者电线断落造成人员触电伤亡，后果就严重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因此也没有及时把枪收回，结果不久后发生了更大的险情，差点闹出人命。一天晚饭后，知青甲坐在炕上摆弄枪玩，知青乙蹲在对面地上看。甲不知道枪膛里已经压上子弹，正摆弄着突然走火了，子弹打在知青乙裆下三寸的地面上，当时在场的人脸都吓白了。我得知后也惊骇不已，立刻把枪收回了。

学习

知青运动使我对中国社会底层有了了解和体验，学到了学校里没有的社会知识，但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憾，就是被迫中断了学业。文革开始那年我才上初二，所以名义上是知识青年，其实文化水平比小学生高不了多少。虽然劳动繁忙，但是渴望学习的心并未泯灭。只是苦于无书可读，供销社书柜上只有几本鲁迅杂文集，都买回来也看不上一个月，而且又看不大懂。好在我下乡时带了一本成语小词典，没事就拿出来翻一翻。

1973年父亲抽调回城，我插到本队青年点重过知青生活。点里的知青见我经常看成语小词典，也很感兴趣，我便带着他们一起学。吃过晚饭后，只要生产队不开会，大家便围坐在青年点的炕上，学习那本小词典。开始时采取的是竞赛式，即以成语字头为题，比赛谁答出相同字头的成语多。后来又改为考试式，主考者随便翻出词典上的一条成语作为考题，让大家解答这条成语的含义。开始时往往答得驴唇不对马嘴，“狗尾续貂”被说成是冒充大尾巴狼，“醍醐灌顶”被说成是喝得烂醉，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成语水平渐渐都有了提高。

情萌

插队几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青春期的男女知青们开始情感萌动，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抡马勺，朝夕相处，男女相悦自然是免不了的。问题是在那种封闭落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知青，虽然情窦初开却还是懵懵懂懂，加之听闻了农村里一些腌臜龌龊之事，往往把男欢女爱看成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结果当事情发生时，弄得十分尴尬。

我们青年点的一个男生Q看好了一个女生Z,可是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事先连封情书也没写，甚至连最起码的暗送秋波都不曾有过，在Z女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求爱，没有任何的铺垫和过渡。勇气固然可嘉，但手法未免太笨拙了。要命的是Z女也不含糊，惊愕之后立即严词拒绝，同样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的委婉与周旋，甚至还嘟囔了一句“不要脸”。其实Z女对Q男也并无恶感，只是事情来得太突兀，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Q男哪里受得了如此惨烈的打击，当天晚上一口气把一瓶白酒灌进肚里，顿时就“醍醐灌顶”了，大醉了两天两夜。

提亲

五七战士刚到农村时，老百姓都以为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下放劳动的，不免有些歧视。我父亲也是如此，开始时没人看得起，每天像老农民一样下地劳动，还得定期汇报思想，接受群众评议，有点像“四类分子”。后来父亲被安排到双山子供销社当主任，一些人便另眼相看了。

首先是供销社两个售货员小姑娘，以前看我们眼睛都翻到天上去了，现在一趟一趟往我家跑。后来连大队刘书记也来登门拜访，他以前和供销社有房产上的纠葛，请求父亲帮忙解决。最搞笑的是竟有人向我提亲，在农村都是男方向女方提亲，现在却倒过来了，笑死了。

向我提亲的是我们队会计的老爹，他在队里德高望重，大家都尊称他老八爷。我放蚕时老八爷也放蚕，蚕场和我紧挨着。有一天老八爷过来和我唠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说着说着话题就转了，问我对他亲家的小女儿印象怎么样。老八爷的亲家是后迁来不久的外来户，在队里赶马车，我和他女儿不熟悉，只是放蚕前在队里集体干活时见过几面，人长得挺好，老实巴交的，干活时不言不语，以至于我从没听过她说话的声音，甚至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我对老八爷说她人挺好，挺文静的。老八爷便提起亲来，说：她家想把姑娘嫁给你，也不要彩礼，只是家里有300多块钱饥荒，你们家帮着还上就行了。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绝才好，想了一下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或者招工回城，或者参军当兵，早晚是要走的，不可能留在这儿一辈子。老八爷听了很失望，“哦”了一声再没说什么。

查账

1972年我被大队抽调到“一打三反”工作队，主要工作是配合一位五七战士查账。那个五七战士叫王振环，是市糖茶烟酒公司的一个科员，老说自己被发配下来是小鱼穿大串了。

工作队首先进驻的是二队，查会计李尧富的账，因为群众对他反响最大。初始时我对会计账目不懂，主要是跑外调，到灌水运输站等地抄录该队马车拉脚收入的票据，回来后与本队的账本对照检查，看看有无瞒收行为。结果很快就查出问题，仅仅初查了两年的账目，便查出李尧富贪污金额达300多元，当时一个壮劳力全年出满勤也只能挣一、二百块钱。

时间长了我对查账工作渐渐熟悉了，也开始上手查账本。农村的土会计记账很不正规，随意乱记，有的账目记得古里古怪，让人看不懂。有一次老王遇到一笔糊涂账，始终搞不明白，以为是错账有问题。我看了后也懵圈，怎么捋也找不出正解，但经过反复思索，最后还是解开了。老王听了我的解释顿开茅塞，连连夸赞我。我便飘飘然起来，以为自己今后可以独挡一面了，结果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年底时老王回城探亲，我闲着无事，便自作主张把李尧富尚未核查的某年度账本要来，自己一个人查了起来。过完春节老王回来后，立刻发现缺了一本账本，而且是关键的年终账本，便向李尧富索要，不料他一口咬定全部账本都交给我了，是我给弄丢了。我当时就懵了，后悔当初交接账本没有办理正规手续，现在是有嘴说不清了。

工作队领导得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上报到公社。好在公社领导相信我，指令把李尧富送进公社“咬牙虎学习班”，作为重点对象攻克。李尧富进了学习班仍然死鸭子嘴硬，但遇到了比他更硬的硬茬，此人叫王明礼，也是五七战士，原是丹东银行的副行长，被结合到公社革委会担任第八副主任，大家戏称他“王八副主任”。王明礼老道干练，嘴茬子非常厉害，与李尧富一交手就把他镇住了。他严肃告诉李尧富：别以为没有物证就奈何不了你，我们起码有两个人证，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证，不算数的。如果死扛到底，那就移送公安机关审理，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那时你就不仅仅是贪污问题，而且涉嫌栽脏陷害，属于刑事犯罪，就等着蹲监狱吧。李尧富很快就认怂了，坦白账本藏在自家的煤堆里，领着我们挖了出来。我至今想起王明礼还心存感激，没有他，我很可能就栽在一个农村小队会计手里。

监督

和李尧富的这场较量，使我认识到农村阶级斗争还真是挺复杂挺激烈的。但没想到我与老党员老干部也会发生矛盾，而且也够激烈的。

1972年秋，我被派到一队当秋收监督员，监督秋粮入仓，防范瞒产私分。收割下来的苞米堆在场院里，像一座小山，社员一筐一筐地装筐过秤，然后抬进苞米仓贮存起来。我的职责是监督计量，对于这份工作，我并不十分尽职尽责，因为生产队为了少交点公粮，多留点余粮，往往耍点小心眼，使点小手段，这是公开的秘密，只要不出大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所以我并不始终在现场盯着，时不时的去趟厕所，抽个烟，或到附近老乡家喝口水。每当这时，称重者就会作弊，明明一筐苞米称重200多斤，便喊180斤，甚至150斤，然后记录在册。

中午时我回工作队驻地吃饭，临走前只是看了看苞米堆大概的样子，没做什么记号。吃完午饭回来后，我发现苞米堆明显凹进去一截，少说也有几百斤。我有些不高兴了，下午上工后便对队长石宝库说：中午你们是不是动苞米堆了？别太过份了。石宝库是个老党员，老队长，瘸了一条腿，我很尊重他，只想点到为止，让他以后收收手。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炸了，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什么意思？这不是说我瞒产私分吗？我可不背这个黑锅，今天你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清楚。这真是倒打一耙，他有错误反倒逼迫我认错道歉。我也火了，说：石队长，你有点抓唬人了。我不是三岁孩子，苞米堆凹进去那么一大块，我眼瞎看不出来啊！石宝库在一队向来是说一不二，如今被我当着群众的面顶撞，下不来台了，越发把事情往大了闹，气冲冲到大队告状去了。

大队书记叶成青来到现场后，问我确定苞米私自入仓吗，我点点头说确定。他把手一挥，说：重新过秤。石队长没想到会是这样，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一声不吭。我也十分震惊，虽然明白叶书记是在支持我，但是这工作量也太大了！于是把已经入仓的苞米又一筐筐抬出来过秤，一直干到天黑，仓里的苞米还没完全清仓，但已经涨出1000多斤了。叶书记又把手一挥，说不用称了，转身走了。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被公社知道了，石宝库至少得受个党纪处分，瞒产私分当时是个很重的罪名。

事后有群众跟我说，重新过秤別说涨秤，就是平秤都有问题，苞米这么捣腾一遍，至少得掉几百斤秤。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同情石队长了，心想怪不得他要做手脚，不然以后给群众分口粮时，苞米出仓掉秤找谁要去？他不过是为了让群众的口粮能足斤足两，吃得饱一点，其实也没什么错。但是我也没错呀，闹出这么大的矛盾，到底是谁错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错的是那个时代，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这类矛盾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过河

双山子有条牛毛生河，是丹东的母亲河叆河的发源河，源头在四平大队的摩天岭，河面很宽，约有五、六十米。有一年冬天雪特别大，青年点后河套的积雪竟有一米多深，人们过河不是走在踩出的雪道上，而是穿行在挖出来的雪壕里。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小脑袋，好像滚煤球似的在茫茫雪地上蠕动，煞是有趣。

但是有一次我过河却很无趣。那次我和工作队的五七战士小贾要过河去对岸办事，时值初春，冰封的河面开化后上面是水下面是冰。河上原来有座木杆架的便桥，夏天发洪水时被冲垮了，还没修复。如果绕到上游的平坨桥得走十多里路，而且都是铺满乱石的河滩，很不好走。为了赶时间，我俩决定趟过去。为了过河后能穿上干鞋，我俩把鞋子脱掉，光着脚就下水了。下水后脚踩在冰面上，像针扎一样钻心刺骨，走到河中间就坚持不住了，全身打冷颤，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但是回去也是那么远，前行也是那么远，只能咬牙继续走。到了对岸一下子就跪在地上起不来了，两脚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脚踝以下冻得通红，与小腿泾渭分明，用手搓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我还好，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贾是个女同志，三十多岁了，真是难为她了。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苦，虽然比不上当年杨靖宇他们在这里趴冰卧雪，但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我讲给小孙子听，他不解地问: 河水那么浅，你们怎么不开车呀？我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参军

1972年冬季征兵时，我报了名。体检那天我信心满满，中学时招飞行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通过体检，经过下乡这几年的锤炼，身体更棒实了。没想到第一关测量血压就把我刷下来了。领兵的人看到我，又看了看体检表，问了一句: 你就是曾广贤呀？我有点奇怪，问：是我，怎么了？他什么也没说，量完血压后告诉我高压150，低压100，不合格，回去吧。我一下子急了，说不可能，我血压从来都正常，是不是量错了？他说那你出去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量一次。我出去待了十几分钟，进去复测，他说更高了，高压180。这简直太离谱了！我明白这里面肯定有蹊跷，立刻跑到公社卫生院测试，结果血压80/120。我回来与领兵的人据理力争，要求第三次复测，他说不用了，你走不了的。

后来才搞清楚，是公社武装部刘部长搞的鬼。这个人非常排外，对五七战士抵触很深，对知青也冷眼看待，一贯利用征兵收受钱财，老百姓都知道，本地青年报名参军私下里都给他送礼，只有知青傻乎乎的不知道其中的门道。那次征兵，他早已和领兵的人打好招呼，谁走谁不走事先都已经定好了。那年双山子走了八九个兵，都是本地青年，没有一个知青。

入党

经过五年的奋斗，1973年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顺利通过了支部大会的讨论，只等公社党委批准了。按照组织程序，大队支部发展党员要事先预报到公社党委，经审核同意后才能填表讨论，所以只要过了大队这一关，公社那关只是履行手续而已。想到自己就要入党了，而且是全公社知青第一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只觉得天格外的蓝，山格外的绿，看什么都顺眼，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可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破灭了我的入党梦。

那年公社召开全体知识青年大会，号召我们学习知青典型柴春泽，扎根农村六十年，要求每个青年点派一个代表上台发言表态，我被指定为发言者之一。因为是代表青年点全体同学表态，我还是比较慎重的，头天晚上特意在点里开了个会，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第二天大会发言时，各个青年点的代表都慷慨激昂，有人甚至表态要争取奋斗一百年，死了也要把尸骨埋在农村。可是轮到我发言时却大煞风景，竟按照头天晚上大家的意见实话实说起来，说什么“柴春泽的思想觉悟实在是太高了，我们与他的差距太大了，只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让我们留在农村我们就留，让我们回城我们就走”云云，把主持会议的公社副主任王文波气得发昏，会后劈头盖脸把我好一顿批评，入党的事也拉倒了。

上学

1973年，双山子第一次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文件传达后我们都无动于衷，几乎没人报名。因为本来文化程度就低，又荒废了好几年，想要复习既没有时间也没人辅导，要想上大学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四队青年点的一名大连知青小邢却动了心，跑到公社中心校借来一摞书开始复习。书中夹了一套考试题，他试着去做，不会的就跑去学校求教。没想到那年的考试题正是那套题，这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把他砸懵了，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考上了，虽然最后录取学校只是个中专，也是喜不胜喜。

受他的鼓舞，第二年招生时大家纷纷报名，我也报了名。那时我已是大队团总支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第二次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不论是群众推荐还是领导批准，自信都没问题。而且因为头一年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74年的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我就更有信心了。没想到和报名参军一样，又出了岔头，大队公布的推荐名单竟没有我，而是四队的一名大连知青小赵。

后来大队叶书记找我谈话，说这是公社领导的意见，公社要把我留下来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要求我服从组织决定。而且大队也不愿让我走，想让我到大队当会计，因为叶书记原来就是大队会计，支部改选后选为新书记，还一直兼着会计，急需有人接替，我查过账，懂得会计业务，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坚辞不当大队会计，那样以后我也走不了啦。

谈话后我知道上学无望了，便放弃了念想，转而帮着小赵准备报名材料。但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有一天大队治保主任老阎通知我：北青沟大队的青年点解散了，公社准备把一名男知青安插到你们三队青年点，你征求一下青年点同学的意见。当天晚上我召集青年点全体同学开了个会，大家说最好来个女的，因为我们点男多女少，再来个男的睡都睡不下。第二天我去大队汇报，走到半路碰见阎主任领着一个男知青扛着行李走过来，看见我后介绍说: 这位同学就是分配到你们青年点的刘连岗，你领回去吧。我愣住了，问：你昨天不是让我征求青年点意见吗？怎么直接就把人送来了？这叫什么事？我们不接收。阎主任说: 公社已经定了，我说了也不算，你有意见找公社领导说去。我转身就去了公社，找到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刘臣秀，和他吵了起来。刘书记气坏了，连连说曾广贤呀曾广贤，没想到你会这样，太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了！

过了两天，大队通知我赶紧准备报名材料，公社决定送我上大学了。我明白这是公社领导伤心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包括大队领导，给了我坚定的支持，而我回报他们的却是失望和伤心。

1974年9月26日，我离开了双山子，走进大学校园，从此告别了知青生活，结束了我六年的苦乐年华。

2025年9月 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