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九）

凡夫

父亲长期在南通工作，总得半年多才能回家一趟。父子见面难且交流少，感情自然会生分了许多。说到感情话题，他还真不如我的茂良叔和兴理舅呢。茂良叔那时在江都县中读高中，每星期都会来看我，来了总会买些水果糖。兴理舅更不用说了，每天都朝夕相处。有一次我感冒了，一把抱起我就往医院里跑。

父亲回到家也总板着脸，吓得我更是敬而远之。母亲和外婆常催我去叫“爸爸”，可话到了喉咙口就是出不了声。我俩就像那油和水，实在是渗和不到一块的。有一次他还凭空无故打了我，更使我添了几分疏远。

那次我陪母亲去了裁缝店，见地上有把小刀就拣了回来。父亲发现我手里有把小刀，硬说是“偷”裁缝店的，逼我送回去并赔礼道歉。脾气一犟的我就顶了几句嘴，他不问青红皂白将我打了一顿。外婆当时心疼得泪水都流了下来：“你难得回来一趟，怎么下得了这个手呀。别把孩子吓着了。”

看到别人家父亲和儿女其乐融融的样子，我真是羡慕得要命。我也盼望父亲能经常陪伴我，可惜天高皇帝远，实在是够不着。这种话越说越难受，这都是两地分居给惹的祸啊。

两地分居也一直困扰着父亲。恰巧商业局办了糖果厂要招工，父亲为母亲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能碰到这样机会真是抽到了上上签。父亲想得也挺美，举家迁移到南通后，母亲到县办的“糖果厂”上班，全家人也就团聚在一起了。

母亲也盼望家人能早日团聚，更希望父亲能调回来工作。父亲现在为她争取了招工名额，全家人搬迁到南通，母亲也觉得挺好。谁知她静下心来想想，就有点打退堂鼓了。人在江都时，家里有什么事都有长辈罩着。母亲去镇上麻纺厂上班，外婆就帮助照顾我和建华妹。如果在金沙，大小事情都得自己亲力亲为，生活压力太大了。母亲顾虑也确实情有可原，我才四岁多，建华妹还在吃奶。要带着两个小孩，还要完成全部家务，再想赶到厂里去上班，这么多事就是神仙也难做好啊。

母亲又很重感情，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的衣胞之地，离开所有亲戚朋友，迁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定居，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她越想越难受，背地里还哭了好几回。

母亲下不了这个决心，时间却在一天天流逝，工厂报到的事实在拖不起了。厂里又打了招呼：“老家的事安排了快过来，招工期限快到了。”父亲隔一天就打长途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却是支支吾吾，急得父亲在那里直挠头。

闺女要迁移到南通，外公外婆心里也不好受。外公在一旁又埋怨了：“本来嫁到邵伯还嫌远，现在反而好了，一下子飞到南通去了。你要是想闺女了，以后有哭的时候。”

外公的话只是听听罢了，外婆虽有万般不舍，但为了闺女家庭的和睦、幸福，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外婆劝母亲说：“你还是赶快去南通吧，进工厂的好事不能浪费，你去了相互也有个照顾。”

“我舍不得离开你们。”

“傻孩子，父母怎好陪你一生一世？你有自己的家，有自己孩子，有自己要走的路和生活啊。”外婆又说，“你先带建华抓紧过去。建新就放这儿让我带着，等他上小学再送过来。”

1956年的秋季，母亲带着建华妹迁移到了金沙。父亲在镇上租了两间房，将家安顿了下来。招工这事估计黄了，父亲幻想着能否有法子补救，就去询问了厂领导。对方回答也很客气：“杨股长，你把具体困难和局里说清楚，请他们下一个指标，这事不就成了吗？”

父亲明白事情不会这样简单，也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他对母亲说：“糖果厂招工已结束了，我们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吧，等有机会我再申请。我家情况摆在这里，问题迟早总会解决的。”

父亲表态是蛮振奋人心，谁知到头来竟打了“空头支票”。1957年年底，母亲又生了小妹。1958年父亲调到农村工作，母亲带两个妹妹随父亲到了乡下。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又下放到了农村。到工厂里上班，成了她永远不可及的空想。

商业系统改革正在进行，原县百货公司与县商业局分立后，人员、资产等要进行再配置和分流。时间紧、任务重，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父亲主动放弃休息时间，经常加班加点。他和同事们一起，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肯定。1956年度，父亲被评为商业局的先进工作者。1957年4月，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时，心情无比的激动。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他这样写道：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不断加强学习，严格遵守党章，执行党的决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一切力量。

父亲心里就像揣了一团火，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折不扣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遇见不正之风和看不惯的事，他从不讲任何情面，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母亲劝慰道：“嘴里想说什么，脑子也要转个弯呀。你不能总是一根筋了。”

说起父亲一根筋，还真有个笑话。母亲生小妹时，做月子里需要红糖，父亲跑了好几家商店也没买着。一日商业局里开会，某商店经理恰巧坐在父亲旁边。父亲问道：“现在红糖紧张？我跑了几家商店都说没有。”

“要买多少？”

“三、四斤吧。”

“没问题，散会了你到店里来找我。”那位经理说。

父亲去了那里，经理叫保管员打开了仓库门。一看里面躺着好几麻袋红糖。父亲批评道：“你们这是什么思想？这么多糖不放门市销售，留在仓库里开后门？”

经理尴尬的站在那里，点头哈腰说：“虚心接受批评，马上改正，马上改正。”

可是啊，父亲以后想买什么紧俏商品，就再也买不到了。家里糖又吃完了，还是办公室的同事帮他买回来的。

听到母亲讲的这个笑话，我的腰都笑得直不起来。父亲还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说教：“现在的社会风气呀，就是你们这帮人给搞坏了。”

1957年11月份，母亲要生小妹妹了，外婆带着我忙赶了过来。我已七虚岁了，外婆是想把我留下来，明年在金沙上一年级。谁知母亲自生了小妹后，身体一直很虚弱，父亲这段时间又特别忙，经常开会到深夜，家里的事根本帮不上忙。外婆在想：素青身体这样虑弱，建华才一岁多，建平还刚满月，他们怎么弄呀？我还是把建新再带走吧。

外婆能作出这样决定很艰难。兴理舅在大鸣大放中提了些意见，结果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了边远乡村去劳动改造。外公在居委会算是有头有面人物，受到刺激脑子也出了问题，还胡言乱语起来。她把所有困难都压在心底，独自支撑着这个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舅舅被大鸣大放彻底打倒在地，父亲在运动中也受到了牵连。父亲爱党爱国，要他对党提什么意见，实在也提不出什么。主持人见父亲一直不发言，直接点兵了：“杨希庵来说说。提意见，就是帮助党来修正错误，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更大胜利。大家要畅所欲言。”

话已说到了这份上，父亲也就事论事的提了一些：“领导一言堂，局里民主氛围较差”，“在用人上面，有任人为亲的倾向。”谁知在秋后算账时，父亲这些话竟成了“恶毒攻击党的领导”。

亏得父亲真能深挖根源的本领，竟让他在运动中过了关。他在“检查书”中写到：“我虽受党教育多年，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受资产阶级的毒害较深。我表面上是说单位的现象，但我们党就是由无数基层党组织组成的。我否定了他们，无形中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因此我是有罪的……”

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需要大批干部充实到农村的第一线。为了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强化与群众的联系和支持农村建设，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农动锻炼的指示》。商业局党组作了宣传发动，动员大家下乡参农锻炼，期限为六个月。父亲积极响应，向商业局党组织递交了“下乡参农申请报告”。

单位上考虑到我家两个小孩太小，家庭负担较重，父亲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父亲一看不行，又跑回家中动员起母亲来。他大谈去农村去参农锻炼多么必要等等。他还“骗”母亲说，他一个人去农村，也不放心把母亲留在金沙。到了农村天天在一起，他随时都能帮助照顾。母亲本来就没多少主见，听父亲吹得花好稻高，竟稀里糊涂同意了。

父亲仿佛拿到了尚方宝剑，又向组织上提出了参农锻炼的申请。1958年3月，父亲的申请报终于得到了批难。参农锻炼期限为半年，1958年3月到同年的9月份。

父亲就这样携带着妻小，满怀激情背起了行囊，奔赴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