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光绪《诸暨县志·职官表》载：“郑光與，字以禄。莆田人，举人。弘治八年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兴化府莆田县志》载，郑光與为“成化庚子乡荐（即举人）”。说点题外话，莆田志曰，“是科中式三十三人”。庚子即成化十六年（1480），我特意查了这一年咱绍兴府中举人数，总计三十二人，最多的山阴县是十人，而诸暨仅两人（骆珑、郑钦）。莆田举业之盛，并非就此“昙花一现”，三十六年后的正德十一年，县志又骄傲地宣布，“是科中式三十四人”，且解元朱淛也是莆田人。而这一年的绍兴府，总计二十九人，会稽县独占鳌头，得十六人，萧山、余姚、诸暨是空白。数字会有偶然性，但数字摆在那里所说明的问题又是最直白有力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回到郑光與那里。“历天台知县。为政公廉勤慎，未尝妄费一钱，妄役一夫。听讼明决无偏，狥（同‘徇’）公税征之有节，徭役较产厚薄以为轻重，吏不得售其奸，导民以孝弟为先。遭谗谤去，老稚攀留遮道，相率立石以纪德政。”实事求是地说，一个书生当官，要想不钻进吏役赖以生存的圈套，也就“公廉勤慎”四个字。而让百姓满意的，无非就是公平审判、节制税赋（而不是一味讨好上司）、合理安排徭役（而不是在吏役操持下让豪强每每逃避或者少负担）。这些，郑知县都做到了，所以老百姓夸他。当然，不难理解，因为得罪有财有势之人，结果只能是一片谗言佞语中离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去的是天台，接替他的熊希古，则自天台来。光绪《台州府志》载，郑氏于弘治十年知天台，诸暨志则谓熊氏于十一年出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熊氏也是八年到天台的，任职时间并不久，是因为郑氏这边先有动议，所以须得郑氏到任后，熊氏才能赴任。《台州府志》除了莆田志所说的，另有一句“居官不扰”，这又是一条为官要诀，或者说是郑氏对此前工作准则的升华。天台百姓当然尊崇，离开时，“留靴表爱，树去思碑”。至于离去的原因，只有“坐罢”二字。这个“罢”应作“疲”解，我在《清实录》里屡屡读到，朝廷免去官员的名目繁多，有“年老官”“有疾官”“才力不及官”“不谨官”“浮躁官”等等，还有就是“罢软官”，谓执行力不强。问题在于，老百姓满意的官员，为何总是上司不满意的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