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三份蒋小学（一）

蒋世文

三份蒋小学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学校。

1975年元月，七岁的我背着姐姐留下的小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小学堂——三份蒋小学。其实我对这个小学堂并不陌生，因为二姐上学时，家里没有人照顾我，四岁就猫在二姐的小书桌底下，二姐叮嘱我上课不讲话，我就坐在地上乖乖的听老师上课，似乎听懂了些。一直跟着姐姐念书到三年级，等我到一年级正式读书时，觉得那些知识一点也不难，这就是我那时的学前教育。

小学启蒙老师也是姐姐的启蒙老师：王秀英老师。王老师很和蔼，她的孩子也和我一样大。王老师对我很熟悉，夸我乖巧，说我聪明，因为那时躲在姐姐桌底下的我能回答出学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时候老师很多是民办教师，王秀英老师，蒋世春老师，蒋世育老师，曹守金校长（后来我们也成为同事）。三份蒋小学是蒋氏祠堂改进的，小瓦房，教室很狭窄不足十几个平方却能容纳五十多人。一年级教室总是最大的，因为要收下七八十个学生，七到十一岁的学生不等。教室有窗户，冬天用化肥袋堵住窗户以防漏风。课桌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我家没有桌子，几个孩子围着一个50乘50的小方桌，没有板凳我就坐在地上学习。拥有小方桌的学生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是把他惹了就得趴在地上上课且没有空间，有时要站教室外面上课。每次上课前十分钟是最难熬的，教室地面的灰尘飞扬，学生的汗臭味混杂，坐在里面的学生必须先进教室，因为人多迟了就得从别人的桌子上，人头上踩过去，以至上课前哭声不断。

1976年的冬天特别冷，气温似乎零下二十度，学校大塘冻实了。女老师蒋家平把我们带到一个草堆前有阳光的地方早读。下课了老师让我们孩子们挤油渣（相互取暖）。我们几岁大的孩子只能带个小火坛上学，大孩子会边烤火边烧烤，于是教室里又多了黄豆，花生，蚕豆爆炸声，烧着布鞋和裤子的焦味。小孩子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自行处理，不敢报告老师和大人，否则招来一顿胖揍。那时的小孩羡慕力气大，有兄弟姐妹撑面的孩子，不敢惹也惹不起。于是用烤熟的豆巴结他们。那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万人悲痛，学校后面的凤凰公社大礼堂人来人往，二年级肖克凤老师带着我们也去悼念伟人。孩子们看到大人们悲痛也很伤心。

1977年学制改了，这个三年级我们都上了三个学期，以后都改为秋季招生入学了。在三份蒋小学，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打秧草为生产队积肥，采中药草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到伍份蒋村扫地，在三份蒋村拾粪。孩子们的劳动效益不高，却收获了很多幸福。夏天到三份蒋村的同学家喝凉水，摘菜瓜，摘生柿子吃。夏天时候，大点的学生中午到学校边洗澡，打漂花，扎猛子，大哥哥们光溜溜钻到水里，我们站在边上帮他们看衣服，看有没有老师来抓学生。我们也自学了各种游泳本领，倒也没有淹死（现在叫溺水）孩子的事件发生。

那时候的小学生没有过多的作业，课间操是必做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高年级蒋家武边做边喊操。做完操，学生们斗机，跑步，到后面大操场看老师们打篮球，蒋世春老师的中锋，林平老师带球突破，为防止把眼镜被对手打掉，扶着眼镜投篮。张先伦老师远投，不时迎来了师生的喝彩。我们小学生在人群后面打牌扎，小女生跳绳，大女生踢毽子。上学放学路上，大学生打架，几乎每天都有大男孩打架后流着鼻血上学。那时没有交通工具，上学途中爬拖拉机是最值得孩子们炫耀的事。孩子们没有娇气一说，因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适应自我生存能力。能不能读书对于孩子们是家庭的选择，很多女生成绩好也只能念到小学毕业回家挣工分去了。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分田到户，很多成绩优秀的女孩子都回家种地挣收入去了。

1980年，我小学毕业要到凤凰集参加升初中考试，我通过预选并录取到三份蒋小学戴帽子初中读书，烔炀中学初中尚未规划好，一个月后我就读于烔炀中学初中部，其他的同学到附近花集初中读书。三份蒋小学就此撤销了初中部。

三份蒋小学读书期间遇到我的好老师，王秀英老师的拼音，蒋世春老师的语文课，音乐课，林平老师的美术课，曹守金校长的数学课都使我受益匪浅。小学同学的李庆玖（合工大毕业，英年早逝），李庆泉（烔炀水务局局长），曹先彬（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某学院院长，拟进入中国科学院院士）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总会泛起一阵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学生对老师是言听计从的，家长对老师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和尊重。农村老师很辛苦，他们在忙着自家的生活，领着微薄的工资，却能全力以赴搞好教育。三份蒋小学——我的母校，不仅是我启蒙的地方，更是我童年的乐园，是我心中永远的情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