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和她的散文《髻》

中庸

琦君（1917年－2006年），原名潘希真。当代中国台湾女作家、散文家，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她的文字至纯至美，情怀至真至善，曾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 另外，成名作为《外婆的澎湖湾》的台湾民谣歌手潘安邦（1961-2013）是琦君的侄子。 　　在温州瓯海泽雅镇庙后村，曾经有所农村小学在民国时期闻名遐迩，这就是“潘师长潘鉴宗”在潘家老宅创办的庙后小学。那时候，周边的青田、文成、瑞安、永嘉等地的学子都不顾偏远，慕名而来。 上世纪40年代，琦君从之江大学（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还当过这所小学的挂名校长。如今，这里已经改建为琦君纪念馆。而琦君的童年时光，便是在这座老宅里度过的。1998年，82岁的琦君在书中首次披露了身世之谜——潘鉴宗夫妇其实是她的伯父伯母，她的生母是瑞安湖岭人。 庙后小学遗迹（现琦君纪念馆） 1母亲是瑞安湖岭人4岁那年成了孤儿 【写至此，我忍不住要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吐露一件心事：数十年来，我笔下的母亲，其实是对我天高地厚之爱的伯母，我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生母奄奄一息中，把哥哥和我这两个苦命的孤儿托付给伯母，是伯母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妹长大。】 《敬祝大妈妈您在天堂里生日快乐》琦君，原名潘希真（谱名殿君，号希真），小名春英，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改编自她的同名小说。1917年7月24日，琦君出生在温州纸山的瞿溪庙后村。在她的文章里，写有不少父亲母亲的文字，一直以来读者都以为那是潘鉴宗夫妇。其实，他们是她的伯父伯母。那么，琦君的亲生父母是谁呢？原来，潘鉴宗有一个亲弟弟，叫国康，字鉴卿，出生于1886年，比他小了4岁。1903年，潘鉴卿为兄挑行李相送至福建陆军武备学堂，曾任省立十中会计，行贾海外。在《张棡日记》中有这一段的记载，民国五年，“过养玉房听潘君介卿谈上年游历欧洲之事，娓娓可听。渠言法之巴黎，不及德之柏林繁华，而瑞士、挪威风景极佳，俄国则盗贼极多，旅行者颇有戒心。又言由哈尔滨趁西伯利亚一直可到德国，大约盘费中国洋银一百余元即够。”可见当时，潘鉴卿不仅见多识广，而且家境也不错。后来，潘鉴卿娶了瑞安朱山的卓氏。瑞安朱山，就是如今湖岭芳庄的卓庄（现纳入云溪村）。 卓庄村景（姚绍栋/摄） 1914年，两人生下一个儿子，叫潘长春。1917年，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潘春英。这个女孩子便是琦君。 潘氏族谱上琦君和父母、哥哥的记载 　　卓世绍，就是琦君的外公，根据族谱记载，他生有一儿两女，大女儿嫁给“庙后潘国康” 琦君在看族谱 但是，琦君生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底，潘鉴卿就因病去世了，年仅32岁。从此，兄妹两人的生活就落在了母亲卓氏一人身上。1919年正月，潘鉴宗回庙后料理弟弟的丧事，张棡日记上也有记载。1921年上半年，潘鉴宗托表叔在瞿溪租得房屋一间，安顿弟媳卓氏母子三人。没想到就在这一年，29岁的卓氏也因病去世。在病危之前，她将一对儿女托付给了潘鉴宗夫妇。那时，长春7岁，琦君4岁。从此，琦君和哥哥便称呼潘鉴宗夫妇为“爸爸、妈妈”。潘鉴宗的结发夫人叫叶梦兰，两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子嗣，待琦君兄妹就如亲生一般。 与潘氏亲族摄于瞿溪潘宅，潘鉴宗（右三）和童年琦君（居中）。 2深情回忆年少时光笔下满溢父母之爱 　　【看见我们在作游戏，他就会喊：“长春、小春过来，爸爸有美国糖给你们吃。”一听说“美国糖”，我们就像苍蝇似地飞到他身边。哥哥曾经仰著头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再当军官，不再打仗，杀敌人了呢？”父亲慢慢儿拨著念佛珠说：“这种军官当得没有意思，打的是内仗，杀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这是十分不对的，所以爸爸不再当军官了。”】 ——《父亲》 潘鉴宗（1882—1938）和夫人叶梦兰（1882—1942） 1924年，潘鉴宗一家去了杭州生活。那时，潘鉴宗在家悉心教育两个孩子，希望他们把所藏的万卷书统统读完，做有学问之人。 1925年，潘鉴宗赴北京工作，带走了长春，梦兰则带琦君回到了瞿溪。琦君哭着要哥哥时，梦兰告诉她：“你爸爸是对的，男孩子应当在父亲身边，好多学点做人的道理，也当见见更大的世面，将来才好做大事业。” 瞿溪潘宅门台 只是两个人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远。两年后，长春因为急性肾脏炎，病逝在北京协和医院。只剩下潘鉴宗，独自南归。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潘鉴宗对于8岁的琦君有了更多的爱怜和歉疚。在《父亲》一文中，琦君写道：“哥哥去世后，父亲的爱集于我一身，我也体弱多病，每一发烧就到三十九度。父亲是惊弓之鸟，格外担心，坚持带我去城里割扁桃腺。住院一周，父亲每天不离我床边，讲历史故事给我听，买会哭、会吃奶、会撒尿的洋娃娃给我，我享尽了福，也撒尽了娇。”但在教育上，潘鉴宗对琦君是严厉的。在琦君笔下，有着青春期少女对父亲偷看女儿日记的畏惧，有着对父亲望女成凤、逼迫学琴的无可奈何，也有因才华让父亲对她另眼相看的骄傲。她写道，父亲不喝酒、不打牌，连烟都因咳嗽而少抽。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买书。各种好版本，打开来欣赏欣赏，闻闻那股子樟脑香，对他便是无上乐趣。即便潘鉴宗在病榻之间，常口授《左传》《史记》《通览》等书，要她不仅记忆史实，更要体会其义理精神，并勉励她背诵《论语》《孟子》《传习录》《日知录》，可以终身受用不尽。《曾国藩家书》与《饮冰室文集》亦要熟读，他说为人为学是一贯道理，而端品励行尤重于学业。可以说，这一切对琦君后来成长与学问的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她到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拜夏承焘为师，成为其最得意的高足之一。琦君曾说，“父亲的教诲，使我于后来多年的流离颠沛中，总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不至颠仆。” 1941年琦君之江大学毕业证书 3散文积蕴瓯越文化方言俗语“塌塌出” 　　【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散文积蕴着丰富的瓯越文化、民俗风情、物产诸方面地域特色，并以此作为物化审美，生态伦理，情感寄托，有着深沉的乡愁恋情。特别是文章里“塌塌出”的方言俗语，更是能让作为瑞安人的你我，读来倍感亲切。 中学时代的琦君在杭州蒋庄 比如在《捺窟》里：“我的孩子做起事来马马虎虎，还边做边喊：‘妈妈，快来帮我一下忙。’我就会笑骂：‘你呀！一个人吹箫，还得一个人替你捺窟。’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我家乡的一句土话，‘捺窟’就是‘按孔’的意思。一个人吹箫，还得一个人按孔，就表示一件工作原应一个人做的，却要人帮忙，就是笑这个人太懒惰，依赖性太重。”在《老钟与我》里：“（阿荣伯）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着：‘日头晒到走廊上啰，该给田里送接力（点心）啰。’”在《香菇蒂》里，小花说：“抱得动，妈妈说我两斤半的狐狸衔着三斤半的鸡。妈妈边做事边看着我们笑，我们好开心啊！”在《妈妈的菜》一文里：“母亲常生气地说：‘你这孩子，真是有福不会享，有被子盖蚊帐，妈妈吃的都是剩菜呀。’”在《灯影旧情怀》里：“每回地方上举行什么大典，或是左邻右舍办喜事，我就会蹦得半天高地喊：‘我真爽显爽，我爽得都要爆裂开来了！’‘爽’是我家乡话‘快乐’的意思，‘爽显爽’就是‘快乐得不得了’啦。” 大学时代琦君在上海法国公园里 2001年10月18日，85岁高龄的琦君在先生李唐基和儿媳陈丽娜的陪同下首次回温，距此她已离乡53年。2006年，琦君在台北市去世。 琦君夫妇在温州的合影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种，包括《烟愁》《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髻》《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小说《橘子红了》曾被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改拍为电视剧，散文《春酒》入选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第19课，《桂花雨》入选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第3课。合集《琴心》（散文、小说）国风杂志社 1954年，尔雅出版社 1980年《琦君自选集》（词、散文、小说）黎明文化公司 1975年《文与情》（散文、小说）三民书局 1990年《琦君散文选》（中英对照）九歌出版社 2000年，新版 2007年《母亲的金手表》九歌出版社 2001年，简体字版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年《梦中的饼干屋》九歌出版社 2002年，简体字版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年《琦君书信集》台湾文学馆 2007年《未有花时已是春》（散文集）由九歌出版社授权，武汉爱漫画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金城出版社 2017年。小说琦君小说《橘子红了》改编电视剧《菁姐》（短篇）今日妇女半月刊 1956年，尔雅出版社 1981年《百合羹》（短篇）开明书店1958年《缮校室八小时》（短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七月的哀伤》（短篇）惊声文物供应社 1971年《钱塘江畔》（短篇）尔雅出版社 1980年《橘子红了》（中篇）洪范书店 1991年散文《溪边琐语》妇友月刊社 1962年《烟愁》光启社 1963年，书评书目出版社 1975年，尔雅出版社 1981年《琦君小品》三民书局1966年，新版 2004年《红纱灯》三民书局 1969年，新版 2002年《三更有梦书当枕》尔雅出版社 1975年《桂花雨》尔雅出版社 1976年《细雨灯花落》尔雅出版社 1977年，新版 2005年《读书与生活》东大图书公司 1978年，三民书局 1986年《千里怀人月在峰》尔雅出版社 1978年《与我同车》九歌出版社 1979年，新版 2006年《留予他年说梦痕》洪范书店 1980年《母心似天空》尔雅出版社 1981年《灯景旧情怀》洪范书店 1983年《水是故乡甜》九歌出版社 1983年，新版 2006年；简体字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此处有仙桃》九歌出版社 1985年，新版 2006年《玻璃笔》九歌出版社 1986年，新版 2006年《我爱动物》洪范书店 1988年《青灯有味似儿时》九歌出版社 1988年，新版 2004年；简体字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泪珠与珍珠》九歌出版社 1989年，新版 2006年《母心‧佛心》九歌出版社 1990年，新版 2004年；简体字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一袭青衫万缕情》（我的中学生活回忆）尔雅出版社 1991年《妈妈银行》九歌出版社 1991年，新版 2005年《万水千山师友情》九歌出版社 1995年，新版 2006年《母亲的书》洪范书店 1996年《永是有情人》九歌出版社 1998年，新版 2005年儿童文学《卖牛记》绘者：田原台湾教育厅 1966年，2006年三民书局将旧版的《卖牛记》与《老鞋匠的狗》合一，成新版的《卖牛记》《老鞋匠和狗》绘者:田原台湾教育厅 1969年《琦君说童年》纯文学出版社 1981年，三民书局 2006年《琦君寄小读者》纯文学出版社 1985年，健行出版社 1996年，2004年原书更名为《鞋子告状—琦君寄小读者》九歌出版社《桂花雨》绘者:黄淑英格林文化出版社 2002年《玳瑁发夹》绘者:黄淑英格林文化出版社 2004年论述《词人之舟》纯文学出版社 1981年，尔雅出版社 1996年《琦君读书》九歌出版社 1987年，新版 2006年翻译《傻鹅皮杜妮》国语日报 1965年《凉风山庄》纯文学出版社 1988年《比伯的手风琴》汉艺色研出版社 1989年《李波的心声》汉艺色研出版社 1989年《爱吃糖的菲利》（顽童菲利三部曲）九歌出版社 1992年，新版 2008年《好一个馊主义》远流出版社 1992年《小侦探菲利》（顽童菲利三部曲）旧版九歌出版社 1995年，新版 2008年《菲利的幸运符咒》（顽童菲利三部曲）九歌出版社 1997年，新版 2009年 　　自幼在温州长大，深受江南水乡文化与瓯越人文精神的熏陶，毕业于之江大学（杭州大学）中文系，后赴台湾任教，并长期从事写作。 琦君一生经历战乱与迁徙，却始终以一颗温柔之心面对世事沧桑。她笔下的江南水乡、母亲身影、旧时庭院，不仅承载着个人的回忆，更成为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文化乡愁。她的作品跨越海峡两岸，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琦君曾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国家文艺奖、中山文艺奖等多项荣誉。 《髻》琦君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干瘪，头发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洗过头以后，墨炭全没有了，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飘在背上，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要她戴上。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一双大脚鸭子，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嬝嬝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　 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她年纪比刘嫂大，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梳什么包梳头呢？”我都气哭了，可是不敢告诉母亲。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学时，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缧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泪。深秋的夜风吹来，我有点冷，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浑身又暖和起来。可是母亲老了，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她剪去了稀疏的短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 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说母亲心脏不太好，又有风湿病。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我低头默默地听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随着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 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当年如云的青丝，如今也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呢？母亲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现在的光阴，比谁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