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 我的职业生涯：江海试裸泳(上)

方木

“跳槽”这个词，原本带着几分“移情别恋”的贬义。可在职场中，跳槽往往不是轻率之举，而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唯有放手一搏，才有可能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经历过两次跳槽。一次是中途改行，从零开始；另一次则是回归本行，重塑前程。这两次跳槽，让我尝尽了择业的艰辛，也让我感受到人情的温暖。

一、艰难的抉择

那是在A公司经历了一场中外“宫斗”之后，我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从部门经理的位置上被一撸到底，工资也缩水了一大半。

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的原单位，尝试起人生路上的“潇洒走一回”。

跳槽虽逞一时之快，再就业却并不顺当。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减员分流，破产重组，大量职工下岗进入劳动力市场。“僧多粥少”，像我这样没有高学历、高职称，也没有特殊专长的中年求职者，想找一份合意的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我曾徘徊在太湖广场和新体育场，踌躇着参加过市里举办的几场大型人才招聘会。

诺大广场上旗幡招展，招聘摊位前人头攒动。尽管我精心准备了足以证明自己能力的履历、证书、获奖、成果等资料，可面对西装革履的面试官不屑一顾的眼神，相较于那些高学历、高资历的竞聘精英们夸夸其谈的表演，我明显感到自己底气不足。

一次次投档被拒，一次次被冷眼相对，我百感交集，难以自容。那种希冀、忐忑、惶恐、失落交织的情绪，整整缠绕了我好长一段日子。

终于，在母校学长的鼎力相助下，B公司向我敞开了大门。虽然那是一家我完全陌生的木材加工企业，对我而言，却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

可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A公司新任人事部经理就找上门来。他以我未办理正式离职手续为由，强硬要求B公司辞退我。

这位“复兄”虽与我同年退伍进厂，却毫无战友情分可言。上任后他“一根筋”地追着我不放，仅我就见他来了B公司两次，都被学长坚定地予以回绝了。所以，我一直感恩学长，在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之情。

其实，离开A公司我是打过招呼。就在临别那天下班，我把斟酌了好几晚写就的辞职信，放在了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想着明天上班，同事们一定会因我的迟迟未露面而“缉理”(寻找)。那么，玻璃板下那封孤零零的辞职信就会显得格外刺眼。

辞职信写在大号信封上面，里面只有薄薄一页纸。尽管我曾想着滔滔不绝地诉说胸中的不平，把辞职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可临了，我还是撕掉了所有草稿扔进了纸箩。

罢了，是非曲直，就由别人去评说吧！

近二十载的奋斗历程，化作眼前一页纸片，我既伤感又不甘。想到年过四旬，还要像刚出茅庐的“小青头”一样寻找工作，胸中仿佛翻滚的火锅五味杂陈。

恍惚间，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

二、曾经的辉煌

1979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回到老家。分配工作时，我没有选择父亲所在纺工局的下属国营大厂，也没有请市军管会的亲戚帮忙进事业编制，而是一眼相中了刚由两家街道小厂(锁厂和伞厂)合并而成的A工厂。

当时，这家仅数百人的电子行业新秀正崭露头角。它研制的国内首台十二英吋全塑壳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开始风靡大江南北，吸引了无数求职者炙热的目光。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以为只有进工厂基层锻炼才有出息，只有学习新兴电子技术才有前途。于是托关系、找门路，要求去电视机的测试岗位。

可阴差阳错，我没有成为最热门的整机车间调试工，而是分到准备车间元器件测试组。调试与测试一字之别，技术含量却天壤之别。随即，我又被车间主任以预备党员需经受考验为由，派到了最艰苦的元器件高温老化房工作。

自此，我从一名最底层的车间老化工开始，一步步经受考验，一步步锻炼成长。

忘不了，在高温犹如蒸笼、噪音震耳欲聋的老化房里，我秉承了部队吃苦耐劳的传统，加班加点、埋头苦干。三个月后，我被提拔为测试组副组长(老化房归测试组管)。

忘不了，在厂区东北角古老的八角庭院里，李海勤厂长亲自主持了我的预备党员转正仪式。与会者一致好评举手，我顺利通过了组织的考验。

忘不了，在食堂楼上的职工培训教室，我不顾工作劳累和家庭琐事，坚持每天下班后参加文化补习班。

后来又参加市里的高复班，最终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企管专业首次招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厂里十二名带薪脱产学习的幸运儿之一。

忘不了，电大毕业后，厂领导推荐我到北京电子工业部质量司，期间又借调到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工作。

在中央机关的工作历练，让我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收获。从中，我聆听了刘源张、张公绪和杨文士等质量管理学权威的面授指导，认识了各级质量战线的许多领导和同事，还通过考试获得了国家全面质量管理辅导员和电子质量管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为后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忘不了，借调结束回厂后，我被提拔为全质办副主任，负责推广QC小组活动、产品创优创奖、企业管理升级等工作。为企业五次获得QC成果国家奖，黑白彩电双获电子行业一等奖和国家一级企业等荣誉作出了贡献。我也因此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电子工业部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

作为企业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我还参加了中央党校和大连理工学院的干部培训班，进一步拓宽了经营视野和管理能力。

忘不了，企业合资成为A公司后，我担任公司ISO主管，顺利办妥了商标注册、生产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和产品安全认证，确保了外资企业的合规经营。

随后，我又被老上司(中方副总)选中担任生管办主任，协调机构精简后的产供销衔接，很快让企业实现了正常量产。

生管办工作结束后，我被任命为品质部经理，手下人人升职，以至于“生管办”被人们戏称为“升官办”。

一桩桩、一件件，记录着我在成长路上的点滴。可惜世事难料，一场中外“宫斗”，让我在风光路上折戟沉沙。

由于中外管理理念的不同，合资不到三年A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尤其是市场营销方面，由于习惯了国内传统销售方式，虽然产品大量发出，巨额货款却得不到回笼。

为急于扭转局面，外方总经理亲自挂帅，绕开了中方副总，撤换了多位部门领导，并让我接任了市场部经理。

但是，仅仅过了半年，这场“过山车”般的中外较量，以中方副总的胜利告终(详见美篇：中外“宫斗”——一座工厂的沉浮)。

外方重用的干部纷纷被“换血”，公司七位部门经理就被撤换了五位，而我则被贬到品质部当了普通文员，月薪从2500元骤降至460元。

还好，没将我下放到车间当工人算不错了。想着那位被发配到车间当门卫的人事部经理，总算明白老上司多少给我留了些脸面。但那种从高处跌落的感觉，至今心悸难平。

颜面尽失的我决定跳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时，企业正接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审查。我秉承“善始善终”的做人原则，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顺利完成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整改报告。

之后，我把办公室的私人物品陆续打包带回家。其中，有购买的专业管理书籍；有搜集的行业法规资料；有历年的参会记录和工作日记；还有我撰写的企业规章制度、报告总结等文字手稿(我不擅电脑打字，之前都是手写后由秘书打印的)，这些算是我近二十年工作所积蓄的全部“家当”吧。

“家当”中还有几十盒名片。有政府机关、新闻媒体的；有供应商、经销商的；还有数十家电子同行企业的。名片中上至头头脑脑，下至经办担当，还包括同学至交和亲朋好友。这是我在职场中积累的全部人脉，在如今“关系就是金钱”的社会里，算是笔颇丰的无形财富。

打包带走的还有一大叠奖状和证书。有各类资格证书，有各级表彰奖状，还有委任的各种聘书……

如今，这些曾经的荣耀都成了过眼云烟。往后，我将褪去身上所有的“豪华包装”，跳入“江海”，去尝试裸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