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30年10月出生在湖北武汉市，属于书香之家，父亲是知识渊博的秀才，在武汉开了店铺，家底殷实，我父亲死得早，父亲死后，家中留有田地二十四担、房产九栋，母亲主要以家中遗产出租来养活哥哥姐姐我和外甥。1945年，我读书读到了初中一年级时，在家正好放假休息的时候，家中遇难，武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空袭，日本鬼子扔下了燃烧弹，家被炸，起了大火，整个武汉老百姓死伤惨重，遍地都是炸死、烧死的人。活着的慌不择路，没办法，踩着尸体往外跑。我姐姐的儿子比我大九个月，在那次空袭中严重烧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造成我家破人亡，全家没有了收入，我也辍学了。</p> <p class="ql-block">当年3月，我跟随哥哥来到湖北光山县唐家河大悟，参加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1945年3月至9月，袁霞云在中原军区鄂豫边区学习，当时学校里面大部分是大学生，起码是个高中生，我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在公学学历算最低的了，起初学的都是看政治书籍，时间不长，我就犯疟疾病，也叫打皮汉，天天发烧，由于敌人封锁的很严，又没有药吃。一直到鬼子投降，1945年8月我还在那里，病还没有好，天天躺着四肢无力。日本投降的那天晚上，学校开了一个狂欢会，同学们高兴的又唱又跳，同学们拿着桶子啊、锅啊、瓢啊，都拿来当乐器打，大家高兴的不得了，狂欢了一个晚上</p> <p class="ql-block">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在中原军区某团政治处做收发员工作。1946年5月，中原突围之前，作为医疗队，我们坐火车从湖北广水出发，运送500多名伤病员战士去河北邯郸治疗，16日到达邯郸。当时的伤病员有十五个车皮。火车上没有厕所，也没有水供应。出发前，每个人发了一个大饼，管三天口粮。因为火车上没有厕所，他们三天不敢喝水，好多人嘴巴都打出了血泡。当时，周恩来在火车上一路护送，他向战士们喊话说：“同志们，这趟火车是开到解放区的，到了解放区就好了，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无论如何，不要下车，下了车可能就没命了”。很多伤病员伤口化脓，有的还生了蛆，需要尽快医治。三天三夜，难熬的七十二小时，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火车载着五百余名伤病员和医疗队员，一直坚持到邯郸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名党约30万兵力，围攻新四军约5万人，寡不敌众，但是，我们大部队的突围还是非常成功的。护送伤病员到达邯郸解放区后，情况就好了。袁霞云觉得自己只在武汉读了初中一年级，以后干革命工作文化水平需要提高，于是，向部队提出申请，经过批准，于1946年5月至1946年12月，在邯郸市学校学习了半年。1947年1月部队保送她到东北医科大学学医，学了10天，她跟组织上讲，我是来学东西的，我不是来混文凭的，也不是来混饭吃的，要学就要学习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去找到学校的校长，校长听了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愿到我们这个学校学习呢？还要求去更低一点的学校？你的想法和别人的不一样，人家都要个文凭，你倒说不要文凭，只要学真东西”。我说：“我来大学，起步太高了，我学不了，我高中也没读过”。校长想了半天就说：“你这个人很实在，我就跟你联系药专，去那里学习要轻松一点，文化也不需要那么高”。这样，1946年5月，我就到达了药专学习，学校在佳木斯，在这里学习了1948年6月，考试及格我就毕业了。</p> <p class="ql-block">1948年7月至1949年12月，在黑龙江四野第十九野战医院任司药，医院工作很艰苦。当时分了两个人，一个男同学和我两个人，当时听说这个十九医院有上千伤病员，只有一个日本的博士的儿子和一个战士在那里。我们两个人分去，那个男同学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呢，他走到半路上就开了小差，跑掉了，最后我一个人到了这医院里面工作。后来那个日本博士的儿子累病了，实际上在医院工作的就是我一个人，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拿药，冬天东北又冷。从宿舍到药房有些路，来回冷得发抖，药房里又不能烤火，因为药房里面烤火怕出事。我一个人就睡在药房里面，随时用药就可以拿，但是特别冷。我睡的到天亮都是身上冷得打抖。只有一床四斤重的被子，保不了暖，我一直就住在药房里面，组织上考虑到我一个人在里面好冷，又给我加了一床四斤重的被子，还是不行，每天晚上睡上床还是冷的打抖，我后来也累病了。每到一个地方，她总是不断学习，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学好本领，为部队服务，为伤病员服务。干好革命工作，一定要有知识。那时，她一个人要管五十多个伤病员，一天到晚跑个不停，但她从来不喊累。根据我的工作成绩，组织上要我选择是入党还是记三等功，我说我还是入党，我不要立功。这是第一批公开建党，原来都是秘密入党，这次是公开入党，让大家来评论，由于我工作表现好，又是一个人承担了整个药房的工作，所以大家对我评论的很好。一个人在药房管理，做2千多伤病员的药，是个奇迹。我当时17岁，入党年龄又不够，后来组织上就把我的后备期延长一年，一年后，我还是入党了。</p><p class="ql-block">.1948年，组织上给她介绍了后来的爱人，当时不同意，爱人28岁，她18岁，组织上就做我的工作，因为他是走了二万五的老红军，又是团级干部，在组织的撮合下，她和老红军余勋光结婚，结婚后我就调在四野三十九军留守处卫生所做司药。，部队进关南下，1949年1月至12月，部队在前面战斗，我们就随着部队在后面接收伤员，一直跟随着第39军到达了广西，在广西宾阳县我就调到司令部药房工作。1950年1月在四野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师直卫生所、1955年她同爱人到武汉，爱人在高干班学习，她先后在武汉第33速成中学幼儿园工作、中南军区高干文化速成班卫生所、中南军区高干班幼儿园保健股、湖北省直机关第四保育院保健科、湖北东方红医院工作。她回忆说：“每到一处，我总是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1980年11月，在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休。目前，老人身体欠佳，心脏安装了十多个支架，平时一般只能在家里走动。但是，回忆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老人还是滔滔不绝，意犹未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