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尕鹰

我的父亲母亲

最近和母亲整理家里的老照片，父亲时不时凑过来瞧一会儿，然后絮絮叨叨地说，这张是哪一年在哪里拍的，那张是和谁拍的，闲聊中，说起了过去的许多事情。

兴堡子川张善人家的

父亲常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是兴堡子川张善人家的后代。

父亲祖籍靖远县五合乡白塔村，五合乡、靖安乡这一带，老一辈儿人如今还叫它兴堡子川。

父亲的爷爷，我的太爷，是个大地主，也是个大善人。

太爷出生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大家庭，家中有良田二百多亩，牛羊几百只。但是，优厚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养成太爷骄纵任性的少爷习气。太爷自幼接受“四书”“五经”，很有学问，也很正直，家教尤其严厉。尽管家中田地有雇佣长工打理，家中子女还得跟着下地干活儿，太爷要让儿孙知道劳作的辛苦和生活的不易。

太爷晚年的时候，卖掉了家中大部分房子和牛羊，所得钱财连同给儿子们备下盖新房的木头，一并捐给了村子附近的苍龙山庙。太爷还在他不久于人世的一天黑夜，用一头驴子和一个大牛皮囊，驮了家中所有的百元银钱，葬于村子后山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并对儿孙后代说，“房子是排场，钱财是祸根，不要也罢。儿孙们当自苦自持，自力更生！”后来，发生了很多故事，还有诡异的传说，都和这一牛皮囊的百元银钱有关，但是其中有一件，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期，张氏家族被评定为“富农成份”，而非“地主”，一大家人免遭了许多祸事。

太爷一生扶贫济弱，帮衬乡邻。天干地旱乞讨遍野时期，他在自家门前盖了几间房，专供晚上无家可归的要饭人（乞丐）遮风挡雨，所以被兴堡子川的乡邻们尊称为“张善人”。

遭遇家庭变故

父亲最难以走出的痛，是在未成家立业时，就失去双亲。

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充军，后侥幸逃回家中，但因躲避追捕，经时任靖远县（现平川区）打拉池区区长的老乡帮助，担任打拉池区临时职务“乡队副”，后加入共产党宁夏中卫香山游击队，任分队长，解放后返乡务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北地区，人们只能靠天吃饭，加之多年战乱，爷爷家中已是一贫如洗。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年代，因为爷爷自幼读书，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够识文断字儿的，爷爷被村队推选，当上了生产队食堂管理员。集体“吃大锅饭”时期结束后，爷爷和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去了“引洮工程”做工，爷爷又当上了工程部食堂管理员。那几年间，虽说一家老小都靠爷爷一人维持生计，日子还勉强能过。

爷爷深知读书的好处，即便生活再困苦，也从未放弃过对父亲的教育。父亲因此顺利地读完了村小白塔小学和初中靖远四中（现五合中学），并于1966年8月考入靖远师范学校。

谁知命运的瞬息万变总是令人防不胜防。1968年6月，爷爷因“国民党政府临时乡队副”等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拉出来，戴高帽、做苦力、写检查、游街批斗，不堪屈辱的爷爷，投井自尽，年仅52岁（这起冤案直至1979年秋获平反）。奶奶常年患心肺病，因爷爷的骤然离世不堪打击，于1969年2月悄然逝去，与爷爷离世仅隔半年。

半年之间，惨遭家庭变故，失去双亲的父亲，年仅20岁，小叔16岁。父亲还有两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都已分家单过，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自顾不暇。自此，父亲和小叔，兄弟二人相依为命。

（18岁的父亲，靖远师范学校建档照）

父亲说，他记不清那段时日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一度伤心到绝望。直到现在，父亲心里的痛，似乎还未抹去。

父亲是想念爷爷奶奶的。父亲常念叨，爷爷奶奶走得急，连一张照片都未留下......

困于前途未卜

父亲最迷茫无助的时候，是失去双亲且前途未卜。

在上个世纪“文革”十年特殊时期，父亲这一届学生只接受了两年半的师范教育，于1969年2月从靖远师范学校提前毕业。因爷爷案子还未平反，父亲被视为“四类分子”子女，不予分配教师工作，被遣返回乡进行劳动改造。

（左一为父亲，摄于靖远师范学校中一年级时）

1969年7月，经父亲的老师（时任五合学区校长）推荐，父亲进入白宝铁路工程五营修建连当起了铁路工人，小叔被寄养在大伯家。因为父亲秉性淳厚，做事认真，不久就担任了工程营部的司务长，管理食堂。生活稳定一点后，父亲就把小叔带在身边，让他在铁路工程做零工。如此，也解决了小叔的吃饭问题。

两年后，父亲要被调至县农副公司任合同工。可是为了小叔能有一口稳定饭吃，父亲把合同工名额让给了小叔。小叔也是幸运，从县农副公司转调到县农机厂工作并成为国家正式员工，从此衣食无忧。而当时的父亲，带着毅然决然地执着，也带着对前途未卜的迷茫和无助，回到家中，等待国家正式分配的消息。

（前排左一为父亲，摄于靖远师范学校中二年级时）

步入教师生涯

父亲说，他是个苦命的孩子，也是个幸运的人。

回到家中不久，父亲便接到了国家的召唤，正式分配到靖远四中（现五合中学）任教。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

（右一为父亲，摄于田窝学校）

父亲在靖远四中任教四年后，于1975年调至五合乡板尾学校任校长四年，1979年调至五合乡田窝学校任校长两年，1981年调至五合乡贾寨柯初中学校任教导主任一年。但是，1982年因旧疾复发，健康状况堪忧，调回至家门口学校白塔小学任教，直至2008年8月退休。

（中排左六为父亲，摄于田窝学校）

（前排中间为父亲，摄于田窝学校）

（后排左三为父亲，五合公社各学校校长合影）

（第二排右四为父亲，贾寨柯初中学校八一级学生毕业照）

（第二排左五为父亲，贾寨柯初中学校八二级学生毕业照）

（前排中间为父亲，摄于白塔小学）

父亲的旧疾，还得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父亲上靖远师范学校期间，一直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从五合到靖远，从靖远到五合，在100多公里的路途中来回跋涉了两年半。说起这辆二八自行车，父亲还是蛮自豪的。因为当时很多学生都是靠一双脚走着上学，走着回家，本就不牢靠的布鞋，走到半道儿就漏风啦。

也源于这辆自行车，父亲染上了风湿骨病。当时从五合到靖远，必定经过一个叫“橡皮坡”的地方，坡陡且路长，有好几公里。父亲骑车爬坡，无论酷暑还是严冬，都会大汗淋漓。恰好小姑奶奶家就住在“橡皮坡”边上的水泉村，父亲有时会进去歇歇脚。父亲歇脚的方式很特别，平平展展地躺在姑奶奶家的青石板过道上，拔凉拔凉的，很是痛快。久而久之，就染上了大半生难以治愈的风湿骨病。

父亲说，没有母亲，他应该早已是卧床瘫痪之人。

母亲的到来

工作稳定后，父亲该成家啦。

可是，家里除了父亲这一个大活人，什么也没有。家徒四壁，谁家女子肯嫁？无奈之下，父亲找到了邻村爷爷的老朋友，后来就是我的外爷（外祖父），恳求帮忙找媳妇儿。父亲说，外爷找呀找，操心到最后，也没找到，就说，“不行就把我的四女子给你算啦。”就这样，不满十八岁的母亲，成了父亲的媳妇儿。母亲说，她来到父亲家里的时候，只有一口大铁锅、一条擀面杖和一个大铁碗。

(外爷和外奶合影，约摄于1972年左右）

(母亲和兄弟姐妹合影，第一排左一为母亲，约摄于1972年左右）

母亲嫁给父亲虽然年纪不大，却勤劳善良，聪慧能干。父亲除了用微薄的工资贴补家用外，几乎没有时间照料家里，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家中里里外外大小事情，竟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父母和两位哥哥，大哥6岁，二哥4岁）

（两位哥哥）

包产到户之前，母亲要去生产队挣工分挣口粮。那时候，两个哥哥已先后出生。哥哥们会走路之前，母亲出工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在地头儿，劳动完再抱回家。有一次，母亲拔旱地麦子，趟头儿太长，一个来回拔过来，一头狼正虎视眈眈地瞅着被裹在襁褓中的哥哥。应该是可爱至极的哥哥刹那间唤醒了狼的母性，哥哥竟然毫发未损。后来，哥哥们自己会玩儿啦，就被母亲锁在家中，每人手里塞一个炒面碗碗，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母亲收工回家。刚强的母亲，有时候比一个大男人挣的工分还多。

上个世纪80年代，兴堡子川电力提灌工程（兴电工程）陆续通水，五合乡是最先受益的地方。除了父亲是非农户口，母亲、两位哥哥和我一共4口人分到了8亩水田、十几亩旱地。当时，父亲虽已调回家门口学校工作，但是被病痛折磨已经难以承担重活。母亲没有抱怨，犁地浇水，播种施肥，到最后的收割打场等农活儿，样样不落在别人家后面。我们家的麦子总是比邻地的麦子长得更油绿，麦穗更沉甸，就连晾晒场上的麦垛子，也比别人家的规整。父亲到现在还会戏说，说母亲就像我们家早时候养的一头驴子，又倔又强，啥事情都要干得比别人家好。母亲每听到一回，都只会嘿嘿地笑，带着些许自豪和骄傲。

母亲的成长

母亲很聪慧，做事爱动脑子，动手能力极强。家里常用的一些家伙什儿坏啦，母亲都能修好，或者用一些废旧的材料进行再创造。小时候，我和哥哥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缝制。母亲回忆说，因为没有公婆操心，生下大哥时，连个护肚皮的兜兜都没有。父亲扯了二尺布，她就想象着做了个肚兜儿，合适的很。自此，只要父亲分了布票儿，母亲就扯上一点布，给我们做棉衣棉裤外衣长裤，无论冬夏。后来，父亲给母亲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母亲更是放心自己的手艺，缝缝补补，翻新改动，母亲从不花钱找裁缝。记得我上小学时，母亲用一块儿蓝色老布给我缝了个单肩带斜跨方口书包，然后把旧花布上的小鸭子剪下来，是黄色的，缝在书包的一个角落，正反两面各有一个，再用红布剪上几个五角星进行点缀。我挎着如此洋气的书包上下学，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美滋滋的。

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不缺文化。母亲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过夜校，参加过全民扫盲班，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和简单的计算。但是，按母亲的说法，生了几个娃娃，早就忘光啦。母亲的文化，来自于父亲的耳濡目染，从最初父亲教母亲写自己的名字开始。我隐约记得，家里还没通上电的时候，晚上在炕桌上点上罩灯（有个玻璃罩子的高级煤油灯），父亲就教母亲写字，父亲乐此不疲地教，母亲笨笨拙拙地写，有时会为自己歪歪扭扭的字大笑上好一阵子。父亲爱读书，只要空闲下来，手里总捧着一本书。当然，母亲是看不懂书的，但是母亲喜欢父亲看书。父亲后来为家里添置了一台长风牌黑白电视机，这可成了母亲最直接的学习机。母亲看电视认字幕，认真看，留心认，一看就是几十年，看到现在，就几乎没有能难住母亲的字儿。

（三十六岁的母亲）

父亲酷爱运动，在病痛严重之前，父亲是乡里、学校的篮球健将，一直活跃在“村联赛”、“校联赛”的球场上。母亲爱看篮球比赛，爱看父亲打篮球。母亲说，那时候父亲去哪里打球，她就跟着去看。现在，母亲一日当中最大的乐趣，还是和父亲一起看球赛，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奥运频道之间来回翻转着遥控板，不论篮球排球乒乓球，还是网球台球橄榄球，运动规则难不住母亲，至于局点、赛点的到来，更是母亲最兴奋激动的时刻。母亲很多时候熬夜看球赛，或者定了闹钟看球赛。前一阵子，母亲为了目睹赵心童在台球世锦赛夺冠，熬夜至凌晨。母亲连斯诺克都痴迷。我一度因为不懂某项运动赛事规则在母亲面前黯然失色。母亲还喜欢追星，除了体育明星，还有影视明星。空闲时和母亲一起看电视剧，母亲会给我普及很多娱乐八卦。父亲也会凑热闹，说母亲东拉西扯，拉错位啦。母亲则说父亲是一个电视剧看八遍都记不住情节的人。反正父亲和母亲斗嘴，从无胜仗，不知是母亲绝不让步，还是父亲习惯了迁就。最后俩人都是哈哈大笑，不了了之。

有时候默默地看着父亲母亲，我会想，到底是父亲成就了母亲充实有趣的人生，还是母亲成就了父亲率真开朗的性情。

不放弃

可能是母亲成就了父亲吧。

父亲的旧疾是1982年加重的。那时候，我也刚出生，对父亲病的有多严重记不得啦。有了记忆的时候，父亲已经被病痛折磨成一位走路有点儿歪歪扭扭，驼着背的“佝偻老人”，但是父亲当时才30岁出头。

关于父亲的病，我最清晰的记忆，竟然是一口好吃的。父亲病重期间，一到冬季，天寒地冻，身体很难熬得住，母亲就陪着父亲去县城里的风雷厂医院住院治疗，一住就是四五十天。我们兄妹三人多数寄养在同村的大姨家。那时候通讯不便，交通不便，父亲住院期间，我们很难联络到。但是，年年如此，就摸到了规律，每次快到父亲出院回家的日子，我和二哥就坐在公路边，海狮牌大班车必定经过的地方，一天，两天地等，等父母突然下了班车，手里还提着为我们兄妹买的好吃的。通常是又大又软，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老面包。现在想来，我会偷偷一笑，笑我孩童时的天真，笑我的不谙世事。父亲的病痛，竟被一块儿面包扰的无关痛痒。

关于父亲的病，还有一些清楚的记忆，就是药。小时候，我家厨房边的一大片空地上，一直晾晒着中药渣，父亲一喝中药，就是几十副，天天熬煮，药渣还能再利用，母亲就晾在院子里，倒也成了我对老房子的一部分记忆。后来，医疗条件有所好转，父亲不再喝汤药，而是嚼着吃中药丸。这种药丸儿好生金贵，被包裹在一个比乒乓球稍小一点儿的白色塑料圆球中，外面是用蜡封的。父亲吃药时，我最爱开封，把药丸放在手里揉搓一下，蜡就会变软，再轻轻一捏，完整的蜡壳就会脱落，打开小白球的螺旋口，笑嘻嘻地把药丸拿给父亲，药壳儿就是我的啦。这小小的白色球蛋蛋，带给我无限快乐。好似父亲吃的药越多，我的快乐越盛。因为这是别人家娃娃没有的高级玩具。在炫耀的同时，我会分享给我关系要好的玩伴。后来，家里通电了，我家每条电灯的开关拉绳上都吊着一个白色的球蛋蛋。再后来，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巷子里的邻居家，电灯开关的拉绳上也都吊着一个白色的球蛋蛋，即便在哪一家并没有和我关系要好的玩伴，也没落下。

（左一是陪护父亲的马老师，现定居西安；右一是父亲）

父亲的病，就这样，在我童年的懵懂无知中，慢慢好转啦。父亲的病痛，于我而言，只是一段记忆。但是，于父亲母亲，却是差点儿逾越不过去的灾难。父亲能够摆脱病魔，感恩于党的政策关怀和同事的鼓励照顾，感恩于母亲的从未放弃。父亲生病不能工作期间，学区没有克扣工资，还给父亲发放每月15元的医疗补助，当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也只有40几块钱。父亲在兰州住院期间，学区还派专人陪护。母亲更是尽心尽力，几十年如一日，饮食起居，样样精心。当时父亲的病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是无法下地行走的，处于卧床状态。母亲为了能让父亲多晒太阳，以娇小的身躯背着父亲，从炕上挪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挪到炕上，直到父亲恢复自理能力。我记事起，母亲每天晚上要为父亲做理疗。所谓的理疗，就是为父亲的脊背抹药、烤电。有一种黑褐色的药水，药瓶子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名字已经记不得。母亲将药水涂抹在父亲的脊背上，然后要拿着电灯泡来来回回上上下下一直烤，是要借助电灯的热量，把药性烤进身体。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太累啦，拿着电灯的手有时会开小差，偶尔会挨到父亲的皮肤上烫着父亲，母亲总是自责地又打起精神。我长大一点后，就能帮助母亲为父亲抹药、烤电和捶背。一到晚上，父亲的脊背会痛地更加厉害，我的一双小拳头，抡在父亲的背上，竟成了父亲每晚睡觉前的心理疗愈，轻重真的无所谓。

其实，父亲最该感谢的人，是自己。父亲的风湿病治疗期间，药物的副作用和病本身引起的并发症，使父亲的身体很虚弱。父亲不得不常年吃药，几十年从未间断。但是父亲一向乐观积极，豁达开朗，以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姿态，迎接每一次人生的磨难。

我的出生

有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而关于我的出生，是背着债来的。

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是农民，这样的家庭组合，被称为“两半户”。上个世纪70年代初，国家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两半户”家庭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1980年左右，政策再次收紧。当时大哥8岁，二哥6岁，都已经入学读书，但是父母还想再生一个孩子。用父亲的话说，他没有姐姐妹妹，要是有个女儿多好。就这样，我在母亲的东躲西藏中出生了。出生刚十几天，被父亲的一位同事告发，计划生育工作组直接冲进了母亲的月子房，抓到了现场。母亲回忆说，工作人员质问，“你害怕不？”母亲说，“都放到炕上了，害怕啥！”随后就是一系列调查和处分。处理父亲的文件，是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无意间在父亲的档案包发现的。对父亲的处理结果是，降低一级工资的同时，每月扣除父亲基本工资的10%，持续15年。也就是说，在我15周岁的时候，才能被“洗白”。父亲从未对我提起过处理文件的只言片语。对于这样的处分，父母也从未表现出怨怼的情绪，只要旁人说起，父母都只会说，“有人就好，钱财是啥！”

（3岁的我）

我是在父母的偏爱和哥哥们的宠爱中长大的。父亲说，我从小爱吃瓜，如果想吃香脆瓜，绝不能买西瓜，否则就躺在买瓜的半道上撒泼打滚儿不起来。

即便倍受宠溺，一种罪恶感和自卑感，在我童年甚至青春期的时候，时不时会冒出来刺痛我的内心，让我瞬间质疑自己的存在，怀疑自己的人生，甚至一度憎恨告发我的那个人。有时我会觉得我是家里多余的孩子，家里的困难生活就是我造成的。有时我又会觉得自己并不多余，而是有一个罪该万死的人存在。记得会写一些字的时候，我写了好多骂人的话，去骂父亲的那位老同事，感觉怎么骂，也不过瘾。

我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是被培养起来的。人性中有一种快乐，可能来自于对“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而感到无限快乐。我是村里人快乐的源泉。我是有乳名的，父母哥哥都喊我乳名。但是，只要出了家门，村子里的大人娃娃都喊我“黑女子”。“钱买来的黑女子。”“黑女子几岁了？”“黑女子是抱养来的。”“黑女子的胳膊还白呀！”......这些嘴巴一直快乐了好多年的人，脸上还常常露出似乎泄露了天机的得意洋洋。诸如此类的话听多了，让我一度都认为，我的乳名就是“黑女子”。“黑女子”有时看到自己白皙的皮肤，都是一种罪过。

就这样，我虽被宠爱着，也被无意伤害着。因此，我比同龄人更加早熟、敏感和懂事。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大哥就外出上学，二哥入伍当兵，父亲身体原因，工作之余不能给母亲更多帮助。我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平常打扫房间，洗碗做饭，喂驴喂羊，担水煨炕，农忙时帮助母亲套驴磨地拔麦子，都不在话下。因为小时候个头儿小，够不着案板和面做饭，我就踩着一个木头凳凳，跳上跳下，到现在父母哥哥还时常说起。

（1996年靖远师范学生食堂菜票）

1996年10月，我终于不再被罚钱，彻底“洗白”。那时我已经考上了靖远师范学校。但是罪恶感并没有就此消散，还债的心思已经根深蒂固。那时候的师范学校有生活补助，每个月领48块钱的饭票，我饭量小，还有结余。父亲每月给20元的零花钱，已经让我内心不安，所以父母哥哥们每次多余给钱，我都不敢要。

行至中年再回首，我与生俱来的罪恶感似乎消散啦，而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毫无由头可循。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时间能够疗愈一切，爱，也能抚平创伤。

父母的悉心养育

最近，父亲一看到我们家的全家福就会说，“五个孙娃子，除了一个从医的，还有一个搞人工智能的，其他几个都是小张老师”。父亲的话一点儿不假。加上我老公，我们一大家子十三口人，出了八位老师。这，算不算父母的成功？

反正父亲说，人这一辈子，儿孙出息了，才算成功。

父亲是老师，但是于我们兄妹而言，父亲就只是父亲。父亲在家从不刻意教化我们什么，也没有严厉的家规。父亲性格温和，情绪稳定，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乐观积极。父亲母亲相敬如宾，互相扶持，给了我们兄妹一个非常有爱、有尊重、有自由的家，能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是很幸运的。

(我们的全家福，摄于2021年正月十六，父母金婚纪念日）

乡村夏天的晚上，夜空很透亮。父亲是数学老师，也兼带自然课、体育课这些课程。记得我上三年级，父亲给我带自然课。放学回家吃过晚饭，父亲就和我坐在门槛上，等待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的出现，它通常陪伴在月亮的旁边。父亲还会指着夜空给我讲哪儿是银河，哪几颗星串起来是啥星座。我印象最深的是北斗七星和猎户座，因为父亲说北斗七星就像我家舀水的大马勺儿，而猎户座中间那三颗连着的星星是猎人的金腰带。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喜欢仰望星空，找我家的大马勺儿。

以前，大冬天上下学，学生娃娃是很受罪的。因为没有现在各式各样的保暖服来御寒，常常被冻得手脚生创。而我，一到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家吃过晚饭，就和父亲去学校宿舍住，免得第二天早早上学把人冻坏。那时候父亲宿舍里没有床，是土炕。父亲把炕烧得烫烫的，火炉子也很旺，屋子里好暖和。记得从我很小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溜达教室，溜达父亲同事的办公室，更喜欢和父亲住校。

在春联、福字这些春节必需品有商业售卖之前，每年春节到来的时候，人们都要找会写毛笔字儿的先生手写。在我们村儿，像父亲这样毛笔字儿写得很不错的人寥寥无几。每年一到腊月初，甚至还不到腊月，我家就会门庭若市，村子里大人小孩儿就要排队找父亲写春联，是免费的。不知父亲愁不愁，我是很发愁的。那时候家里没有适合写春联的书案，父亲得一直弓着腰，趴在我家吃饭的地桌子上写。而我，则是父亲的“镇纸”，父亲写半联，我拉半联。父亲写一联，我就在空地上晾一联。只要父亲不停笔，我就不得歇。一写，就是一个月，年年写，写了十几年。后来大哥也上了靖远师范学校，也写得一手好字，假期回家还能替换父亲。父亲从早写到晚，本来腰背有疾的父亲，连上炕都要滚着上，连说“腰疼，腰疼。”我也会跟着喊，“腰疼呀。”父亲哈哈大笑，说“娃娃家，哪来的腰。”母亲在腊月里也不得闲，会准备各种年货，蒸枣儿盘，炸油饼儿，捞油果果，炒肉臊子......,前来写对联的大人娃娃都喜欢吃母亲做的年货,有时候饭点儿上还会蹭饭。父母一点儿都不嫌弃，反而很高兴，我们兄妹也习惯了这样过年。

父亲，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来，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教育的教育。虽无言，胜有声。

相较于父亲，母亲性格稍显急躁一些，但是做事有主见，遇事不服输，颇有新时代女性的风范。母亲承担的家长角色好像更胜父亲一筹。对我们兄妹有看不惯的行为，做不对的事，一向都是母亲来处理，偶尔还会动手。但是母亲从不胡搅蛮缠，混淆是非，她是一个让人又惧怕又依恋又敬重的人。

母亲还是一个心气儿很高的人。记得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靖远师范学校，而我一点都不愿意上，一心想要读高中考大学。但是父亲说一个中学就考了我一个师范生，已经非常不错啦，而主要原因是父亲觉得读三年高中太辛苦。他不想让我再吃苦。母亲当时为我据理力争，说父亲上师范，后来让哥哥上师范，现在又让我上师范，书可以换着读，非要上个师范干啥？母亲还说读高中上大学，天南海北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出去见见世面，生活条件也更优越。但是最终，我还是被父亲领着在师范报到了。高中没读成，大学梦也碎了，这成了我的一个情结。后来在我上班第四年，我参加成人考试取得了脱产进修本科学历的资格，母亲特别高兴，给父亲说，“现在你得出学费，供女儿上大学！” 这，好似了结了我的情结，母亲也算圆了个梦。直到现在，母亲偶尔还会说道父亲，责怪父亲没供我上一个真正的大学。每当这时，父亲会笑着说我住着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开着几十万的车，工作也小有成就，想出去旅游随时都可以。多好的日子。要是在大城市，住个小房子都吃力，忙忙碌碌，拼死拼活，就有意思！？是呀！现在的我，真的也是这样想，对眼前的生活很是满足。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父亲一直活得通透自如。拿现在流行的词儿说，父亲不喜欢“卷”。父亲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少一些辛苦奔波，不要被“卷”，日子能够顺遂，灵魂能够自由，一生平安就好。

烟火里的相守

父亲年近八旬了，母亲也已七十有余，虽说都常年吃药，但是身体还算硬朗，所以父母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兄妹三人，只要有空闲就会轮番回家，陪父母说说话，分享周围发生的趣事。通常都是父母知道的家长里短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摄于2022年春节）

我们兄妹三人中，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因为我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在我家里就可以把父母的家一览无余，每天都可以见着父母，想见的时候就能见着父母。

每天早上吃过早点我去上班，父亲就会下楼在小区院子里散步遛弯儿，母亲则要和几位闺蜜到滨河路边的健身广场活动腰背。母亲通常午饭做的很早，因为父亲中午12点要准时出门，提着自己的小椅子，脚步匆匆地赶往鹿鸣园，加入老年人打牌的游戏，稍微迟缓可就只有观战的份儿。母亲中午稍作休息，也会和闺蜜们在院子里支起小桌板打扑克牌，偶尔还会因为争个输赢而面红耳赤，好不热闹。晚饭后父亲待在家听新闻、看电视，母亲又在院子里和闺蜜们唠嗑儿，直到天色暗下来才回家。父亲说，母亲和院子里的老婆婆们就像一把子萝卜不单卖，干啥都要在一起。

我习惯在中午下班做饭的那个点儿，边洗菜，边等待对面楼下父亲的出现，从模糊到清晰，直到父亲走出我的视线。老公也会帮我盯梢，总是在我稍不留神的时候喊一声，“老头儿出来啦。”午后我去上班，每当走出楼门，都会习惯性地把头偏向母亲经常打牌的地方，寻找最熟悉的身影。

父母的生活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从不干扰父母，也不轻易打乱父母的生活节奏，只要父母能习惯性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就是踏实的。偶尔，父母家中晚上该亮起的灯未亮起，深夜该熄的灯未熄灭，都会让我的心跳加快。

记得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和父母最好的距离，大概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太近了，汤会烫嘴，相处时难免有摩擦；太远了，汤也凉了，少了那份及时的温暖和牵挂。父母生活很自律，也丰富多彩。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儿，有自己的爱好，更有对子女的体谅和包容。父母很有边界感，从不干涉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多问询我们的工作，我们主动分享自己的成功，父母会比我们更开心，如若我们倾诉偶尔的愤懑，他们也是最忠实的倾听者，从不火上浇油。

（给父亲母亲穿了“情侣衫”，俩人儿笑得像孩子）

父母在我们兄妹面前，从不表露负面情绪和不满，永远乐呵呵。但是，我知道，是父母在儿女面前隐藏了自己的辛苦，遮掩了自己的病痛。

有趣的是，他们有时会像孩子一样，互相斗嘴，炮轰对方。父亲曾多年工作在外，不善家务，也不会做饭，更不喜计划家里的吃穿用度。所以家里一切事务，包括外出购买果蔬日用物品，几乎都是母亲一人。只有在母亲买了大件儿或者笨重的东西拿不回家，才会叫上父亲帮忙。时间久了，母亲也会有小脾气，开始唠叨父亲。母亲说，她把饭做好，还要把菜碟儿碗筷摆放整齐，父亲只是抱着手手坐在餐桌上等吃，吃完还不收碗筷。母亲说，父亲只负责穿衣服，从不知道衣服穿成啥样就算脏了，都是母亲定期喊着换洗。母亲说，父亲睡觉打呼噜，能吵死人。母亲还说，父亲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毛病，年年住院祸害儿女......其实，我知道，即便父亲从不摆盘儿收碗，每天早上起床，等待父亲的依然是母亲已经提前冲好热乎乎的豆奶牛奶，还有热乎乎的蛋羹软馍。午饭更是变着花样儿，母亲每天都要保证父亲吃到肉，从不间断。我知道父亲有时也会自己换洗衣服，有时也会笨拙地扫地拖地，有时还会拎着菜袋子回家，但是母亲总嫌弃父亲衣服没洗干净有汗味儿，地扫不干净有渣渣，买的菜不新鲜且不便宜，类似种种，父亲总会打趣，“干了挨骂，不干也挨骂，还不如不干。”我还知道，母亲虽嫌弃父亲打呼噜，却从未分开单睡，家里两间卧室，一间老是空着。即便父亲生病住院，母亲也要一直待在医院陪护父亲，晚上也不愿回家。

其实，在这个家里，父母的角色已然固化，自然和谐，美美与共。母亲偶尔抱怨着父亲，父亲着实迁就着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走过艰苦岁月，扛过病痛折磨。父亲不止一次地悄悄告诉我，母亲的脾性越来越好啦。

父母真的老啦，需要儿女的照顾和呵护了。可是每次想要为母亲做点什么的时候，母亲总把家里拾掇地一尘不染，也把我拒之厨房之外。其实，父母可能要的从不是儿女的照顾，而是我们眼里还有他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眼里全是我们一样。

（摄于二零二一年正月十六日，父母金婚纪念日）

不忘初心，知足常乐

（不忘初心，摄于靖远水岸三合）

(知足常乐，摄于靖远水岸三合)

父亲对他的一生，感到很欣慰，很知足。母亲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不将就生活，不亏待生命。

周围的人说，父亲母亲都是有福气之人。哪有天生的有福之人，只是苦尽甘来罢了!

（父亲的手书）

谨以这笨拙笔触献给敬爱的父亲母亲，惟愿二老岁岁安康，日日顺遂，福寿绵长！亦祈天下父母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一生平安！

二零二五年八月，尕鹰于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