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柜]在书柜里寻找《第二次握手》

飞雪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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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保持联系的高中女同学，上周末微信聊天，毫不留情地揭发我当年在高考复读班，借她新买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耍赖不换、把她气哭告老师的往事儿。她无拘无束的调侃我:“早知道恁大出息，书都送你了。嘻嘻!”我随即回复:“都怨你，再宽限几天，叫我把苏冠兰研究透，一定能追上咱班上的“丁洁琼”。信不信？

我的书柜一角

老同学之间，真诚随缘的炒“剩饭”，猛然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我当即从客厅沙发上站起来，推门走进久违的小书屋，径直来到自己划定的“现当代文学”区域，打开书柜玻璃门，迫不及待的找寻印象里封面已发黄卷毛的《第二次握手》以及张扬后来写的那本《我与[第二次握手]》。

存在手机相册里的那本《第二次握手》封面照片

　　奇怪的是，在相对固定的位置，我特别在意、偶尔翻阅的《第二次握手》不见了踪影。放错了、盖住了、移位了？还是家里人谁动了、拿了、看了，我转身对着客厅大声问爱人，她正在全神贯注用大拖把拖地，明白了我的诘问，用胳膊拂去额头的汗珠，揶揄着回复到:“自己好好找吧，别冤枉人，谁敢动你那心肝宝贝，我只替你抹抹浮灰，一本书都没翻腾过。”爱人的话我信，相处了大半辈子，最了解我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的是她，尤其是这些年，她知道七八平方米的小小书房成了我的精神家园，摆满书架、塞爆底柜、堆成小山的新书老书是我越来越偏执在意的财富。有一次，爱人建议我把放在柜底和纸箱里的《昆仑》、《青海湖》、《小说月报》、《名作欣赏》、《青年文摘》、《解放军文艺》、《演讲与口才》、《新华文摘》、《小小说选刊》等数百本旧杂志卖了吧，我当即暴跳如雷、发了脾气还夹带了几句脏话，害得温柔贤顺的爱人伤心掉泪、脸色沉沉一个多星期；就在前不久，和孩子们暑假旅游，我在老两口合用的皮箱子里悄悄放了三本书，爱人发现后只轻轻说了句:“有手机，一本都够看了吧。”我差一点耍性子取消行程，是儿媳妇笑着说:“有车，不沉，爸喜欢就都带上。”才化了尴尬解了围。

存旧书的书柜底层

　　《第二次握手》要是不见了，那责任肯定还在我自己。我开始窝在书房空间里，搬开装点氛围的陶瓷笔筒、画框和绿植，翻箱倒柜找起来。几乎是把上下八层、左右分隔成十几个独立空间的书柜里里外外倒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自己想找的、收藏了20多年、粗读细阅了十来次的《第二次握手》。

那本心爱的《第二次握手》平时就放在这个位置

　　累得筋疲力尽、颇感失望与烦心的我，坐在书桌前，努力回忆这段时间里，和那本书有关的细节，想啊想啊，理不出个道道。刹那间，我的思绪跳跃到了45年前，我和《第二次握手》幸福、美好、暖心的结缘儿。

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学生，都喜欢读小说。1979年8、9月份，是我们首次高考落榜后茫然不知所措的一段日子。一天中午，我找同学志忠去卫河里洗澡时，从他家堂屋条桌上摆放的小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小说《第二次握手》，应该是在播第三集《旅途邂逅》，我一下子被动人的情节吸引了，不顾志忠的拉拽，一直站在原地静静的倾听，当收音机里传出:“亲爱的听众同志们，张扬小说《第二次握手》，今天的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的声音时，我还紧盯着那台拉着天线、缠满黑胶布的盒式收音机，痴痴不想离开。第二天、第三天……往后的20多天里，我不管娘怨我不下地的唠叨，也不在意志忠家老人偶尔多嫌的脸色，不到点就朝他们家里跑。为了害怕老人提前关收音机，我把自己去地里打的猪草都倒在了志忠家的草堆里，把熬夜捉的老宝虫全喂了他们家的鸡，我还一去就主动挑水扫院子；老人平时对我也亲，见我这样迷恋广播，也就很大方、和气的依着我的心愿，一见我凑到收音机旁边，就早早调好频道、再找借口离开堂屋忙别的事儿。通过一男一女两名著名播音员充满穿透力的磁性声音，我熟悉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凌云竹、苏凤麒、查路德、朱尔同、小星星等人物的名字与神态形象，了解了苏冠兰和丁洁琼之间令我羡慕神往又为之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理解了作者对科学家的敬仰和对知识的尊崇，明白了这本书在中华大地引起巨大轰动的时代背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在特殊年代里被定为禁书，沦落为地下手抄本的凄凉境地？

带着满满的向往与渴望，我就一心想买一本定价0.84元的《第二次握手》，可是，跑遍了我们元村公社和南乐县城的三家新华书店，都说早就卖完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印刷、再发行。拖了一个多月，到了县里的高考复读班，此文开头说的那位女同学，从家里带了一本《第二次握手》，准备课余时间仔细阅读，听说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预约借书了。我好话说尽、磨破了嘴儿皮，主动承诺和她分享物理、化学复习资料和自己整理的数学公式定理小册子，才插队加塞儿借到了朝思暮想的《第二次握手》。我在学校的操场旁边、附近的马颊河岸上、寝室的煤油灯下，甚至是在朦胧月光里，如饥似渴地连着看了两遍。书还晚了，惹得好心出借者、就是那位漂亮柔和的女同学，在班主任老师那里，梨花带雨哭得好伤心。

1980年初，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二次握手》在我们老家的县城里上映了。我没有按制度请假，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40多里地，到县政府对过的大礼堂（电影院）去“追剧”了。让我意外、失望和伤心的是，电影远没有想像的好。董克娜导演很有水平也很尽心，但他选用的男女主角康泰、谢芳老师都已经50多岁了，让他们从英俊少年和青纯少女开始演，再多的脂粉也抹不去岁月的刻痕，很牵强、很不真实，打破了我对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期待。当时，我心中的女主角已经有了，那就是公社医院的医生马嫚丽和她在我们生产队下乡的妹妹马晓丽；其中，中老年洁琼的底版是嫚丽姐姐、青少年洁琼的底版是晓丽妹妹。

大约是1999年夏天，我在郑州淮河路图书城里，淘到了一本79版的《第二次握手》；几年后，又在新华书店里买到了张扬的《我与[第二次握手]》。我把这两本书奉为至宝，常常带在身边、放在案头，每本书都看过五、六遍。这次要找的，就是那本1979年版、盖着单位印章的旧书《第二次握手》。

　

午时12点的钟声响起， 爱人轻声劝说先吃饭，我无奈收回了飘逸的思绪，心里还是怅然若失、空空荡荡的。也就在端起饭碗儿的转瞬间，我毅然下定决心，一定会到郑州等大城市的古玩市场里再去淘一本同版的《第二次握手》。

　 因为，在寻书的过程中，我真实而深切地体会到，书没了，丢的是找不回来的精神财富与思想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