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图片:自拍)</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记事时候起,我家老院高峰时期老老少少有近40口人,按农村习惯讲都是一个祖上,现在是两大分支。随着人口的衍生,辈分的延续,子女成家单过,逐渐派生为八九个家庭,而全院的房屋大大小小加在一块儿也不过20余间。加之各家都在院里见缝插针垒了猪圈、鸡窝,养了猪和鸡,还有各自的茅房、煤堆,因此拥挤、嘈杂成为大院的基本特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这个大家族当时是三代人,爷爷奶奶辈,父母、大爷大妈、叔叔婶子辈,再就是我们这一辈。遗憾的是我爷爷去世得早,我都没有见过他老人家的面。我十八岁那年,奶奶也因病去世了。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大院里,大家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平静地各过各的日子,但时间长了也会因为生活琐事发生一些矛盾,甚至争吵。父母亲这一辈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比爷爷奶奶他们上一辈相处得更好,我父母和南屋的两个大爷大妈,三家相互之间有什么忙都能帮,平时交流也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互相串门,看谁家的饭稀罕还要尝上几口。孩子们就更轻松一些了,即便长辈们之间发生一些矛盾,顶多也就受大人们影响暂时少来往点,时间长了,大家又开始一块儿玩儿,从天性来讲,孩子们都愿意在一起。当我考上大学,并且是北京的大学时,全院的人都为我高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大人们都是大队的社员,但从事的具体工作也不尽相同。有两个本家爷爷,一个当生产队饲养员,一个看管大队的菜园,还有一个本家大爷当林业技术员,这都属于有点技术的特殊工种呢。一个和我家更近点的本家爷爷,和我父亲都当过几年的生产小队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主要是把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组织好。那个时代“吃大锅饭”现象严重,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大有人在,所以领导起来也挺不容易的,社员们都是早出晚归,一年不得闲。母亲心灵手巧,勤劳贤惠,蒸花馍、剪窗花、做缝纫,都是一把好手。我的亲叔叔能画画,无师自通;南屋的本家叔叔高中毕业,毛笔字写得好,他们都爱看书,这是院里的两个文化人,当时农村封闭的环境耽误了他们的前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院里的一众小伙伴,尽管辈分不同,但大家年龄都相差无几,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和一个姑姑都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上学都是一个班的学生。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游戏,一起听刘兰芳的《岳飞传》,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起去马路上捡拾牛粪,一起学着用麦秸编草帽辫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南屋的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叔叔,每天中午早早就在我家摆好了象棋等我回来下,他比我低一年级,几乎每天都比我放学早,那还成了我下棋最多的一段时间。</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大院的早晨是被清脆的公鸡打鸣声叫醒的,然后是大队高音喇叭和生产队长催促社员起床上地干活的声音。男劳力上地了,孩子们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去学校上早自习,家庭主妇们则开始在家里忙,打扫庭院,做早饭,喂鸡喂猪,一会儿都不得消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大院最热闹的时间是夏日的午饭时刻。炎热的天气,大碗吃饭的生活习惯,让家人们端着饭碗不自觉地走出家门,集中到院里的两个天然饭场——南屋的墙根和大院通往西北角里院的小门口,这道门实际上早就被拆了,门墩等遗迹还在,院里人仍习惯称其为小门口,这两处地方通风好、凉快。大家坐在饭场上轻松自如,边吃饭边“圪喷”(聊天),看看谁家吃的什么饭,聊聊听到的院外新闻,比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还要及时。孩子们有时也坐在边上听,大人们吃完碗里的饭,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去给盛一碗或把碗筷送回去,自己坐那仍然继续圪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午下午院儿里基本上是安静的,大人们上地干活了,孩子们上学了。有月光的夏夜,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圪喷,有的手里拿把蒲扇,有时在边上放一根点燃的艾蒿草辫,用来驱蚊虫。平日的晚上,除了偶尔有上面的电影队来为村里放一场电影,再就是县里的盲人宣传队或河南的说书艺人来说两天书,其他娱乐活动是没有的,那就只有早早上炕就寝,熬过漫漫长夜了。这时,一切都静了下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农村生活条件差,吃得不好,住得也困难。虽然说吃饱肚子不容易,但比起吃饭,我觉得居住环境的紧缺更显得尴尬。每家基本就一处房子,家里一般有三四个孩子,无论男女,无论冬夏,孩子们都十几岁了,还要和父母挤在一个炕上。有的儿子结婚了,和刚过门的新媳妇一起,仍然和父母住在一个屋檐下,只不过是分别在房屋两头两个炕上罢了,炕头只有一堵矮矮的短墙相隔,婆媳之间想不闹矛盾都很难。不知道一代又一代的祖辈们是怎么过来的。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村里开始新批宅基地,结婚后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盖了新房,分家另过,房屋结构也进行了优化,住房矛盾才慢慢缓解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近乎正方形的院子是大家的公共空间,但沿着对角线也习以为常地形成了各家心中的领地,从早上扫院子和冬天扫雪能体现出来。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也不知是西屋还是南屋的奶奶,突然在院子里中间放了一块长约40公分,宽约30公分,厚约10公分的小石板,下面用两层砖支着。大人们说这是“老爷桌”,就是供大家在院里敬神的时候,在上面烧香摆供品的小石桌,谁家都可以用。我不自觉地把这块小石板当成了一种神秘的存在,甚至都不敢用脚碰一下,害怕造成对神的不敬。这个小石桌放了很长时间,现在已不知哪里去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时光飞逝,比时光更快更剧烈的是社会变迁。进入八十年代,我离开家乡到县城读高中,然后赴京读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定居北京,时间不长,父母也随我到北京长期居住,回老院次数就越来越少了。院里的男孩子们娶了媳妇,盖了新房,都搬出了老院,老人们也随着搬了出去并渐渐终老;女孩子们长大嫁人,各奔东西。后代们更是四处就业,各自打拼,大部分在外过起了自己的生活,留给老院的只有孤独、残破和坍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家乡老院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困难而又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离开家乡40余年,在别人纷纷搬走的时候,我始终没有动过放弃这里的念头,这里是我的根,即使我不可能再回到在这里居住,但只要能站在祖宗留下的院子里看看眼前的老屋,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回忆一下儿时的过往,心里就踏实了、满足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故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谨以此文致敬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位亲人和邻居</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