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最好的教育

美子

本篇是李蕾讲经典《生活就是最好的教育》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陶行知先生的作品《生活是最好的教育》。在我们的民国人物系列里，陶行知先生是绕不过去的人，他是中国教育的大先生。

陶行知从小家境贫寒，但是他聪颖好学，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他到美国留学，先是进入了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一生都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关于教育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好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陶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他爱生活，爱孩子，是个非常有烟火气的人。在1927年，陶行知曾经放弃大学教授的职位，在南京郊外的荒山上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叫晓庄师范学校（建校时叫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这个时期陶行知就脱下长衫，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和学生们一起穿着草鞋，住在茅屋里，跟农民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写了一副对联，很接地气，说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功夫。全是些农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陶行知就指着脚下的黄土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课本，锄头就是我们的笔。

跟他们一起干活的农民都没想到，这可是个留过洋的教授，他竟然能跟牛羊住一窝，整天打着赤脚，穿着草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知识分子。所以在当时的农人眼中，陶行知先生是个怪人。

有一次学校缺课桌椅，陶行知就请来了木匠师傅。木匠师傅进了校园，就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就过来，递给师傅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这个木匠师傅就有点疑惑，说那你让我来干什么？陶行知说，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木匠一听就慌了，说我可不认识字。陶行知对木匠说，有我这个大书呆子，带一班小书呆子跟你学木工。我们工钱不少你的，你能教会一个书呆子做凳子，就有一个凳子的工钱，你教会两个书呆子做凳子，就有两个凳子的工钱。

接下来，木匠就开始教学生们一起做凳子，学生们也教木匠师傅认字。几天下来，学生们都坐上了自己亲手做的凳子。这就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对这件事他还写了一首小诗，内容是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学学学，我变了木匠，他变了木匠先生。

这就是晓庄师范学校提倡的教育方法，很少有课是在教室里正儿八经坐着上的。陶行知会让木匠当学生的先生，也会跟老师说上课不用带书本。老师们怎么上课呢？陶行知会让生物老师把书本放在一边，带学生到山里去采集草木标本，种植树木，辨认草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学生都发生了改变。胆小的女孩子不再怕那些虫子和蛇，捣蛋的男孩子也不会随便把花草往嘴里塞，大家的植物知识慢慢就拓展了。

我觉得这样的学校在现在看来都非常地先进，这个是自然教育。过去四十年，我们国家的大学生数量是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我们往往认为考上一个好大学就会有出息，这好像刻进了每一个家庭的DNA，这导致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重视学习，而只是重视我现在能考多少分，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学历。教育就不再是目的，而成了获取学历的手段，这当然是本末倒置的。

而在将近一百年前，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里，就明确地讲了，什么是学习呢？校长带着学生们一起挖荷塘，修补校舍。在课程表里面我们会看到，种田、挑粪、修路和读书、演讲、实验是共同出现的。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能够提出这样的教育理念，无论在当年还是在现在，都需要超前的见识和勇气。

陶行知先生所处的时代，能够真正受教育的人少之又少，而有钱上学的孩子可能还经历着旧式思想的影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的选择也并不太多，普遍认同学而优则仕，这才叫正道。之前我们讲过蔡元培的作品《中国人的修养》，也会发现蔡元培先生小时候就是在私塾读书，老师怎么教他们呢？就叫死记硬背，背不过打手心。所以这种教育方法就仅限于应试，没有人会对学生说你今天到田里面去学习一下。做人有动手能力，有好奇心，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能发现陶行知先生有多么了不起。他提出了自己的理念，认为学生所学的不应该仅仅是书本，更重要的是人生之道。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真的人，而不是说培养一个能考一百分，能靠着这一百分找个工作的人。

怎么能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呢？有一次陶行知在武汉大学演讲，他走上讲台，从身边的箱子里拎出一只公鸡，然后下面人都傻住了，说这个校长要讲什么呢？然后陶行知又抓了一把米，放在台上，然后摁住那个公鸡的头，强迫那个公鸡去吃米。公鸡吓“死”了，咯咯咯地叫着，扑扇着翅膀，拼命地扭头不肯吃米，即便他把公鸡的嘴掰开，公鸡还是不肯吃米。

没办法了，下一秒陶行知就把那个公鸡放开，然后他退后几步站在边上。公鸡慢慢地感觉到没有人威胁它了，它就开始东张西望，慢慢走路，然后自觉地走到那个米的跟前，左右看看，笃笃笃，开始吃米。陶行知想讲什么呢？他就用这个案例开始自己的演讲，说人和公鸡其实一样，如果逼迫学生去学习，强硬地把知识填给学生，学生是不情愿的，他吃得下多少知识呢？他会热爱这件事吗？

如果在学生自由自在的状况下，你不用催促，学生也会自然地去学习，因为学习是人的天性。通过教育，我们要培养一个真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人呢？在陶行知先生身上，就发生过一个“四块糖”的故事。我在2023年到全国去巡讲，讲这个教育主题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个例子。

陶行知先生担任校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校园里看见一个男生拿砖块去打另外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说，手放下，你被校长发现了，你到办公室去等我。等到陶行知先生巡视了一圈，回到办公室，那个男孩已经在那里了。你可想而知，男孩此刻的心理状况非常紧张，很恐惧，不知道怎么办，做好挨训的准备。

没想到，陶行知先生没有训这个熊孩子，而是先递给他一块糖，然后对这个男孩说，这第一块糖我奖励给你，因为我让你到这里来等我，你信守承诺。然后他又拿出第二块糖，说，这第二块糖我奖励给你，因为我看见你在打那个男孩，我让你放下，你听了我的话，你尊重师长。然后这个男孩就开始发抖了。

陶行知先生又拿出第三块糖，说这第三块糖我奖励给你，因为我去调查了你为什么打那个男孩，是因为他欺负女生，你很有正义感。那个男孩一下子就哭出来：校长我错了，我知道我打人是不对的。然后陶行知先生又掏出第四块糖，说这第四块糖我奖励给你，因为你知道自己错了，知错能改。那么现在我们谈话结束了，你回去上课。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非常感动，我就在想什么叫作教育，就是心里有着大爱的人，他能让每一个孩子发光。从此以后我每一次想要吼孩子，心里面对谁不满，生气，甚至是不接受自己的时候，我都会想一想这个故事，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像陶行知先生那样对待别人，我能不能像陶行知先生爱孩子那样来爱自己。

在陶行知先生离世之后，他的遗体上面覆盖了一面旗帜，上面有八个字：民主之魂，教育之光。他说过，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的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教育，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就未必是教育。

所以在陶行知看来，我们受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更有尊严地活着。生活即教育的这个理念怎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四块糖，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可是怎么样能够修改自己的习气，能够真正地做到呢？陶行知先生所理解的自由与平等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教育事业以外的陶行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算不算一个真人呢？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今天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他经历了两次改名，这两次改名就跟他思想上重要的转折点有关。在安徽的南部，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徽州，在1891年陶行知就出生在古徽州歙县一个清贫的家庭。家里人给陶行知取名为陶文濬。陶行知的父母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了求平安，父亲就给陶行知起了个乳名，叫小和尚，希望儿子沾点佛家的光，平平安安长大。

他的父亲陶长生不是很擅长经营农事，但是性格非常地温和和忠厚。他会一点文墨，本来经营着一家酱铺，但是由于不太善于做生意，就破产了，只好回家务农。他的母亲曹翠仂是不识字的普通农村妇女，勤劳善良。五岁的陶行知就显示出非常聪慧的一面，他常常以木炭竹枝当作笔，在地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就是写对联。

在古徽州其实还是人文素养很丰富的，家家户户都能看到对联。陶行知从小就看对联，琢磨对联，所以他看到有人在对对联，就会挤进去，有的时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就会自己记下来，在地上写写画画，这就是他的启蒙。所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带他出去旅行，逛博物馆，甚至给他看一本书，不要担心孩子有没有看懂，有没有记住，学习就是撒种子，它是一个生态环境，那些种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芽，会成长，哪一颗会长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部分，你先要撒种子。

因为家境贫寒，陶行知上不起学，他就去放牛。那放牛的时候，他就偷偷跑去邻村的私塾，偷听先生讲课。就这样一来二往的，就被老师注意到了。这位私塾老师名叫方庶咸，是一个没什么功名成就的老秀才，但是先生很有教育情怀，他觉得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如果好好培养，将来必成大器。

观察了陶行知一段时间后，这位方先生就跑去找陶行知的爸爸，说要给陶行知开蒙。爸爸一听好开心。当时徽州有一个习俗，教育非常重要，那么一个孩子如果要开蒙，就要请吃饭，以表示仪式感。但是陶长生一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连请吃饭的钱也没有。那么老师方庶咸爱才心切，就决定免费给陶行知进行教育。就这样，六岁的陶行知开始跟随方先生学习。

在十五岁的时候，陶行知就进入了崇一学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重点中学。你说陶行知怎么能进入重点学校的呢？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崇一学堂的校长，他叫唐进贤。这个人原本是教堂的一个外籍的牧师。陶行知家生活很困难，他的母亲就经人介绍，到处去做帮工，那有一次就到了那个教堂里面帮着人家干活。陶行知对母亲很孝顺，他就常常在放学后也到教堂去替母亲分担工作。慢慢地，唐进贤就注意到了这个孩子。

唐进贤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很感兴趣。有一天他跟陶行知聊天，就被这个侃侃而谈的少年震惊住了，觉得这个孩子天赋异禀，很不一般，思维敏捷，眼界也很开阔。所以唐进贤就决定自掏腰包供陶行知读书，不能埋没了这个优秀的好学生，把他收为崇一学堂的学生。

所以如果没有这位唐校长，陶行知的命运可能也就会不一样。这可能就是后来陶行知一直那么注意，鼓励那些贫寒人家的孩子，然后也是自掏腰包去帮这些孩子打开一扇门，推开一扇窗，让他们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就是爱的传承。

崇一学堂不仅有国学内容的教育，还有英文课、数学课等其他科目。从前，陶行知从来没有学过这些科目，怎么办呢？为了赶上进度，他夜以继日地补课，别的学生做一份作业，他会额外增加两三倍的习题量。就这样，他的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了。仅仅用两年的时间，陶行知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他是提前一年中学毕业的。十七岁的时候，陶行知就以安徽省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

我们会发现陶行知就像鲁迅先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是抱着要学医，要救国的想法考上了这个学校。但是上了半年他就退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也是教会成立的，但它要求学生一定要信教，可是陶行知不信教，也不想妥协，就在学校里被歧视，所以他愤然退学。这是他第一次对教育的公平有了反抗，而这次退学也是陶行知决定弃医从教的开始。

从“医人”到“医国”，孙中山先生弃医从事政治，鲁迅先生弃医从事文学，而陶行知弃医从事教育。离开学校的陶行知感到了迷茫，恩师唐进贤再一次对他伸出了援手。

1910年，经过唐进贤的介绍，十九岁的陶行知进入了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到了大学，陶行知更加刻苦学习，开始研究王阳明，而且非常信服王阳明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陶文濬就为自己做主，改名为陶知行。请注意，不是我念错了，他第一次改名就是改名为陶知行，先知后行，不是行知。而且他以陶知行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

在校期间，陶行知必须靠劳动换取伙食费，他就打扫厕所，给富人子弟补课。在191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有人问他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呢？他志气满满，说我想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家太穷了，父母希望陶行知能尽快地成家去赚钱。

孝顺的陶行知毕业后没多久，就听从父母的建议，跟妹妹的同学汪纯宜结婚了，这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虽然妻子温和贤惠，但是陶行知想求学的念头一天强过一天。那么家人发现实在拦不住他，而且他的老师、朋友、家人也都认为陶行知天赋很好，能力很强，应该出去留学，就帮他凑出了留学的学费。所以陶行知在这一群人的支持下，踏往了前往异国求学的轮船。

陶行知并不是一开始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学教育的，因为哥大的学费太贵了，他负担不起，所以他选择曲线救国，先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当时这所学校会给外国留学生免除学费。在这里苦读了一年，陶行知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的学位，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还是要学教育，所以决定再次去考试，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

也是在这里，陶行知第一次接触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他有一句话说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而是生活本身。而杜威的很多名著，比如说《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这些书也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雏形。

1917年，陶行知终于学成归国，他当时婉拒了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书，他也不想当官，就是选择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当教授，立志成为一名教育家。那他就会带着学生到市集里面学算术，到河畔去学物理。正是在这种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陶行知的思想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化，他对王阳明的那句话有了重新的认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一直都认为知在前，这是开端，那么行动是成果、成就，是你真心认知之后为自己的决定做行动。

可是陶行知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应该先有行动，人是在行动中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而不是先想明白了才去行动。所以陶行知就决定为自己第二次改名，他把这个名字颠倒了一下，从知行改成了行知，这就是陶行知这个名字的由来，意味着思想境界的改变。

陶行知认为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就是你要发宏愿，做小事。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那终究是无所适从。所以他竭尽全力探索中国的教育。

首先，知行合一这四个字让陶行知改两次名字，我们讲过了。他怎么理解知行合一呢？那在这本书里陶先生就举例说，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凌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

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是在比萨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丢下，就知道轻重不同的球是同时落地的。所以陶行知认为行动是最重要的，他很赞同墨子在《墨辩》里提出的关于三种知识的获得途径。第一个叫作亲知，第二个叫闻知，第三个叫说知。你看，排在第一位的叫亲知，亲切的亲，就是亲身经历、体验实践得来的知识，这就是从行动中得来的。

什么叫作闻知呢？就耳闻目睹，从旁人那儿得来的，听到的，这个知识是推想出来的知识，比如说你听我讲书，那么这就是闻知。但是闻了以后，你会说有意思，你为自己行动了，那么你就又上了一层。那么陶行知提出，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而亲知几乎完全被拒于门外。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知。而有一些学生更加糟糕，那是蛀书虫，他们把书本当作糖吃，当作大烟吃，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却很少。

陶行知觉得，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学生，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还不如让他们干八小时的工作。有了亲知作为基础，闻知才能接上去。毕竟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一辈子都不能够分辨出真假，可是用它一下，本来面目就显露出来了。陶行知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小诗，说用书如用刀，不快就要磨。呆磨不切菜，怎能见婆婆。你看，他所有的道理都讲得非常地简单和生动，一听就懂。

然后他还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首先是法拉第的例子，就是那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法拉第做订书徒弟的时候，对于书本，他是订一本看一本。有一次，他装订一部百科全书，看到电气那一章，他觉得写得不够厉害。那么以后，他关于发电机的发明几乎就是从这个书中得来的。也就是说他看了这书不过瘾，就放着我来，自己上了，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比如《鲁滨逊漂流记》，陶行知说鲁滨逊在小岛上生存，他缺少一个放水的小缸。那有一天烧饭，他发现有一块泥土被火烧了以后，就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就变成陶了。他就想，一块土能够有这样的变化，那么用这土来造一个东西放在火里烧，它也会变。于是鲁滨逊就动手，用土做了三个小缸，坚固又不漏水，就可以储水了。所以这些人都是从行动中产生了思考，然后新的价值也就随之产生了。陶行知很推崇这样的学习方法。

这里就要提到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叫作教、学、做合一，就不能只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要教、学、做合一。什么意思呢？因为陶行知注意到当时的教育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教小朋友在家里、学校里、村里、市里去干一点小建设、小生产，但是教小孩子很大的东西，就是要治国平天下。

可这个东西小孩子很难理解，而且无从做起，就像从前蒙童馆里的那个冬烘先生拿着《大学》《中庸》教小孩子，那小孩子根本都听不懂，摇头晃脑地念了一年，然后就是小鸭子硬填，填到最后根本就不爱学习了。这样教出来的孩子绝对不会成为三民主义有力量的信徒，至多他们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书呆子。

所以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里，特别提倡行动，就是做，而且对做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就是在劳力上劳心。怎么讲呢？陶行知先生认为，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你行动了，但你没有思考。那么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简单总结，就是做什么事用什么书。我们做一件事就要想，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如何运用书本里的智慧，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通过思考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这就是教、学、行合一。

为此陶行知也写了一首歌，说人身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都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方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这些教小孩子读，很快就能学会，朗朗上口。

补充一个小知识，晓庄学校的校旗其实也是陶行知先生设计的，它的寓意很清晰，就是这是一个图案的标志。他说这个校旗中间的小圆圈里面有一个活字，提倡了教育是活的，然后圈外是个等边三角形，象征的是教、学、做三合一。三角形的上面有一颗心，希望学生用心体会，三角形的左边是一支笔，右边是一把锄头，外面还有一个大圆圈放射光芒，围绕着一百颗星星，就是象征着教育要用笔，也要动手，最终就会阳光普照，群星灿烂。这个校旗的图案就凝聚着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晓庄学校开办了没几年，就被蒋介石秘密下令关停了，原因是晓庄学校培养了一批有革命思想的青年，而陶行知也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这件事对陶行知的教育事业打击很大，但是他完全没有放弃，而是投入了新一轮的教育革命。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既然生活是最好的教育，那么学校里应该教什么呢？陶行知觉得，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受面包教育。人生需要恋爱，我们就得有恋爱的教育。照此类推，照加上去，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就教育是为了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他们就来问陶行知，说那你的这个生活教育和我们传统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陶行知说，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打倒吃人的教育。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传统教育怎么个吃人法呢？陶行知说了两点。

第一，传统教育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一味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就让孩子们再也没有了生活力和创造力，活力完全丧失了。它要求在课堂里面只许听先生讲，不许问。

第二，传统教育教学生吃别人，就是教人如何升官发财，教人劳心不劳力，甚至去奴役别人、压迫别人，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可是生活教育恰恰相反，它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它也不教学生吃别人，农民和工人也是我们的老师，而不是挣扎在底层被压榨的对象。陶行知说，我们要叫老百姓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共患难，彻底知道老百姓所要排除的是什么痛苦，所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幸福。

不过陶行知也认为，生活教育其实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在1919年，三十岁不到的陶行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第一流的教育家》。他就举例，我们常见三种教育家，第一种是政客式的教育家，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第二是书生式的教育家，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第三种是经验式的教育家，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那看起来，这三种方式都不怎么高尚，对吧？

第一流的教育家有什么标准呢？陶行知先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敢于探讨未曾发明的新道理，敢于进入未曾开化的边疆，起疑随便过去，什么事不能敷衍，是要认真的。所以陶行知曾提到教师失职的危害，说如果教师们还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把纯洁的青年和活泼的小孩都教成无用的游民和记定理的书呆子，那么民族前途就会很绝望，这就是辜负了国家托付的重任，也成为新时代无可逃遁的罪人。

所以陶行知把教育放在了一个非常高尚的位置上，他写了一首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蹉跎悔歧路，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陶行知是幸运的，虽然他家境贫寒，但是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贵人和很好的老师。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像他一样幸运，所以他常常发现很多穷苦的孩子拥有特殊的才能，但是得不到培养的机会，最后就枯萎了、凋零了，这让他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有一次，陶行知在重庆的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就告诉他说，最近有不少的阔人和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条件很高，麻子不要，嘴唇缺一块的不要，不管有没有才能，就是长得漂亮、身材秀美的才能被选中。而且这些人来挑孩子，就当着孩子的面来点评，就给孩子们蒙上了非常难堪的羞辱感，以至于在他们的生命中烙上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些事情就在陶行知的脑子里面转了很久，他就心里面不忍，这就是慈悲之心。他从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办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这些穷苦的孩子和特殊孩子，不管有什么样的缺憾，只要这些孩子有才能，都应该被培养。

1939年7月，经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了战时第一所难童学校，这就是著名的育才学校。陶行知对孩子们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都不算好汉。

其实在抗战时期，能够办这样一所学校，那个困难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因为不收学费，学校的日常费用就需要陶行知自掏腰包。为了开办学校，陶行知自己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就是啃几个馒头，他的女儿有一次想吃一块糖，他摸遍了全身，只找出了半截粉笔。但在陶行知先生的无私资助下，育才学校成了困难孩子的诺亚方舟，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希望，真是了不起。

陶行知常常给孩子们讲一段话，那是他很赞同的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什么叫作不平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的地位是一步一步地高上去，而我的脚站在你的头上，你的脚又站在他的头上，这都叫作不平等。现在就是要打倒这种不平等，每一个人的脚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站在大地上，在人格和尊严的层面，我们生来就是平等。

一直以来人们都觉得陶行知过得太苦了，但他说自己有快乐的源泉，这快乐来自什么呢？首先就是读信，读小朋友给他写的信。他是这么形容自己读信的状态，比如他给一个叫立邦的小朋友写信，说立邦小朋友，接读你的好信，如同吃甘蔗一样，越吃越有味。每逢疲倦的时候，又把它打开一读，精神就立刻加增十倍。小朋友的信，你是我的精神源泉。

这位立邦小朋友是谁呢？他年仅十三岁，但他也是一位小先生，他会教一些不识字的老太太认字。遇到了那种不开通的老太太，碰壁了怎么办呢？他很委屈，就写信向陶行知告状，说这些老太太们特别特别地顽固。陶行知先生接到这个信，就给他回信，并没有告诉立邦小朋友你要怎么做，而是先充分肯定了他的做法，表扬他，然后又对这位小朋友的困难表示了感同身受。

陶先生说，你信上说到贵处的老太婆们如何顽固，不易开通，这也是自然现象。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我在这几个月当中也碰了四五个钉子。碰钉子的时候有两个办法解决。第一，硬起头皮来碰，即便钉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就弯了起来。这个自身要强大。

第二就是要把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不怕钉子厉害。你看如何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没有爱解决不了的，所以只要你是无私的，你真正去做对的事情，整个宇宙的力量都会来帮助你。

可是难以想象，这种通信的往来是一位三十三岁的大教育家和一个十三岁的小教育者之间的沟通。除了小朋友的信，家人的信也是陶行知的动力源泉，因为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如果收到妻子来信说想他，陶行知就非常真挚地来回应，他就在信中写：你几个月才给我一封信，叫我想念来信，如同三天没有吃奶的小孩。以后每逢有船来，赏我一封信，可以吗？还是很甜的。

他当然也少不了给亲人们写诗，短短信，常常寄。没有工夫写，画几个圈儿替，免人苦相忆。他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家人，也当作朋友，给她写诗，朋友成夫妻，夫妻亦朋友。自然还自在，与爱一样久。他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妻子，说亲爱而高贵的夫人。然后信中常常会写一些有趣的诗句，那就拉近了两颗心的距离。

陶行知也会写信鼓励和安慰自己的儿子，他在落款的地方就写：祝你康健，努力，积极学牛顿、伽利略、巴士德。正是看到了陶行知如此烟火气的一面，有人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当我们认真地读完陶行知的书，一定会发现，他一直冷静地思考，教育对于他来讲是一份快乐的事业，所以并不沉重，也不必举重若轻，它本来就会带给陶行知无穷无尽的力量感和价值感。

曾子说，每日三省吾身。陶行知先生也每天问自己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推荐给所有的人，可以借鉴。第一，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就是著名的陶行知四问。

他写了一首诗，博爱存心，和光映面。不惑不忧，不惧不恋。这多好的境界，如果人能够做到没有疑惑、没有忧虑，不恐惧，也不贪恋，这就是一个和光同尘的人，这也是陶行知一生的写照。

1946年，陶行知携自己的夫人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上海，积极奔走在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第一线。也因此，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暗杀黑名单。在这份黑名单上陶行知排名第三，排在他前面的是李公朴和闻一多。在这一年的7月12号，李公朴被害。7月15号，闻一多被害。

陶行知的好友翦伯赞就特别紧张，就打电话跟他说，你一定要防止暗杀，提防那个无声的手枪。但是陶行知一点也不畏惧，他甚至自称黑榜探花，表示要等着第三枪。7月16号，他就给育才学校的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像是绝笔信，他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为民主牺牲的准备，并在最后就新中国的新教育提出了五项修养，就像托孤一样，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嘱咐了又嘱咐。

第一，为博爱而学习。第二，为独立而学习。第三，为民主而学习。第四，为和平而学习。第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我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墙上还刷过这种标语，可是现在看来，这五项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陶行知写给育才师生的最后一封亲笔信。在7月25号一早，因为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陶行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临终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生命停留在五十五岁，实在是太年轻了。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一生，他的好友沈钧儒评价得非常中肯，他说，我所知道的范围太小太狭窄，我实在不够来写陶先生。但是世人称陶先生是什么思想家，什么人民教育家，我也觉得不够象征陶先生的伟大。象征陶先生伟大的，只有陶行知先生五个字足以当之。所以我来题陶先生的墓碑，只有这一行字：陶行知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