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印迷踪：金代“松山州商税务之印”考源‌

九叠篆

魏国锋

引言：皇权之符，税权之证

尝闻金石之学，上可窥三代之制，下可证千年之史。印者，信也。自方寸之间，见王权之尊，官秩之序，时代之风。九叠篆，作为宋金以降官印之专用书体，其笔画盘曲回环，繁复至极，非徒为饰观，实乃皇权神授、威仪赫赫之象征。其“九”非实数，乃虚指，喻其登峰造极，如龙之九转，凤之九苞，与“九五至尊”之意暗合，故为历代王朝所重。

今有“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一方，其名载于零星记录之中 ，如吉光片羽，虽未睹其全貌，然其名已足引吾辈探赜索隐之思。此印，上冠“松山州”之地望，中明“商税务”之职能，下蕴“九叠篆”之天威。它不仅是金代一个具体州府税务机构的行政凭信，更是大金王朝经略四方、整饬财赋、融汇汉制的历史缩影。其背后，连接着女真勃兴之风云，金代政治之格局，军事之部署，乃至文化之碰撞与交融。

然此印出土之具体时地、发现之人、现今之藏所，于浩如烟海之文献档案中，竟难觅其详。考古报告阙如，高清拓片未彰。此诚为憾事。然治学之道，不因文献之寡而废考证之功。吾辈正可凭借对九叠篆艺术、金代官印制度、商税体系之深研，辅以逻辑之推演，为这枚神秘的宝印勾勒其历史轮廓，探究其时代价值。本文将分为六章，由九叠篆之美学与内涵入手，进而剖析金代之宏阔背景，然后聚焦于此印本身之谜团与推论，深挖其背后之经济制度，旁及金代其他九叠篆印之风貌，最终总其成，以论其历史价值。冀此文能拨开历史迷雾，使“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之精神面貌，重现于当世。

第一章：九叠篆考——皇权之符，丝纶之美

九叠篆，作为中国篆书艺术发展至宋代后出现的一种极具装饰性与权威性的特殊字体，其诞生与应用，是与国家机器的日益精密化、官僚体系的等级化紧密相连的。它并非一种全新的书体创造，而是以小篆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艺术化处理，使其适应官印这一特定载体而形成的变体 。

一、 九叠篆之源流与形制

九叠篆之名，最早或可见于宋人之记载。其“叠”或“叠篆”，核心在于笔画的折叠与堆砌。所谓“九叠”，并非指每一笔画都必须折叠九次，而是一个形容词，取“九”为数之极，意指其折叠之繁、层次之多 。实际上，根据印文中具体文字的笔画繁简，叠笔之数可有五叠、七叠乃至十叠以上，其根本目的在于“曲屈平满”，即将文字笔画均匀地、无缝地填充于方形的印面之内，不留或少留空隙，从而营造出一种庄重、饱满、威严的视觉效果 。

其艺术处理手法，大致可归为四类：

直线变曲线，方折变圆转：为使笔画能够灵活地在有限空间内盘旋，常将小篆中挺直的线条改为柔和的曲线，将方硬的转折变为圆润的弧度，使其如丝线般缠绕回环 。

单线变复线，增笔以求匀：当遇到笔画较少的字时，为了与其他笔画繁多的字在视觉上达成平衡，刻工会有意识地增加笔画的折叠次数，甚至将原本单一的线条处理成平行的双线或多线，以增加其视觉密度 。

改变结构，迁就印面：在不影响文字基本识别度的前提下，有时会大胆地改变一个字的局部结构，或拉长，或压缩，或移位，一切以服务于整个印面的和谐统一为最高原则。宋金时期的九叠篆在这一点上尤为大胆，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离奇”，违背了传统文字的结构原理 。

借笔与减笔：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整体布局，可能会借用偏旁，或对某些过于复杂的部件采用减笔字的形式，这种处理方式在明代官印中更为规范，力求在遵循小篆字形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

九叠篆官印多为朱文（阳文），印文凸起，线条盘绕之美感得以充分展现 。这种繁复的设计，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极佳的防伪作用，因为其摹刻难度极大，非官方刻工难以仿制，从而保证了政令传达的权威性与唯一性 。

二、 九叠篆之寓意：天命与秩序

九叠篆的兴起，绝非偶然的艺术现象，而是深刻的政治文化需求的产物。其寓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象征皇权天授，威不可测。 “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征天子之尊，如“九五之尊”、“九重天”。将此数与官印字体结合，无疑是将世俗的权力与上天的意志紧密联系起来。盘曲如龙蛇的笔画，充满了神秘感与威慑力，使人一眼望去便心生敬畏。它通过视觉上的复杂性与不可轻易解读性，与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字世界划清界限，构建起一道权力的壁垒，彰显了“官”与“民”的巨大差异，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现。

其二，象征秩序井然，百官有司。 九叠篆“填满印面”的特征，象征着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无远弗届，覆盖疆域内的每一个角落。印面之内，无论笔画多寡，最终都被统一在均衡、对称的框架之下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的追求。每一个字，每一根线条，都各安其位，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恰如一个理想化的国家模型：百官各司其职，万民各安其业，共同维系着王朝的稳定与运转。因此，一枚九叠篆官印，既是权力的宣告，也是秩序的宣言。

综上所述，九叠篆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政治寓意，成为宋、金、元、明等王朝官印的“标准字体”。它不仅是篆刻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更是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而“松山州商税务之印”采用九叠篆，正是将其纳入这一宏大的国家权力象征体系之中，表明其征税权力源于中央，神圣而不可侵犯。

第二章：金代风云——政治、军事、文化下的官印制度

欲解“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之内涵，必先知其所处的时代——大金王朝。金代（1115年—1234年），由女真族建立，是一个在中国北方与南宋长期对峙的强大政权。其政治、军事与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并存、相互交融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深刻地烙印在其官印制度之上。

一、 金代之政治与军事格局

金朝的政治体制，是在女真部落制度的基础上，大量吸收辽、宋制度而形成的。金初，以勃极烈制度为核心，带有浓厚的女真部落联盟色彩。金太宗灭辽、灭北宋后，疆域空前扩大，为有效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开始推行“南北面官制”的变体，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至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时期，汉化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建立起与中原王朝类似的三省六部制，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化。

然而，金代最具特色的制度，无疑是“猛安谋克制”。这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既是军事单位，也是地方行政与生产单位。金代的官印中，存在大量如“上京路万户王字号印” 、“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 、“都统盈字之印” 等带有军事色彩的印章，正是这一制度的直接反映。这些官印与地方行政官印（如路、州、县印）并行，构成了金代独特的统治网络。

二、 金代之文化：碰撞与融合

金代文化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激烈碰撞又深度融合的产物。一方面，金朝统治者极力保持女真民族的“旧俗”，创制女真文字，推行女真衣冠，强调“国语骑射”。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先进汉文化的巨大影响。金熙宗、金世宗、金章宗等几代皇帝汉学修养极高，诗词、书画皆有造诣。金代科举取士，尊崇儒学，其文学、艺术、科技亦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这种文化上的二元性，在官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金代官印，一方面继承了辽代官印的某些特征，如印钮多为长方形的梯形柱状钮，简洁朴实 。另一方面，其印文的书体和布局，则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北宋的制度，特别是九叠篆的使用。金代发现的官印，如“招抚副使之印” 、“胡里改路之印” 等，其印文均是成熟的九叠篆，这表明金朝在确立国家正统性时，完全接纳了中原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官方视觉符号。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旨在向被统治的汉族士人与民众宣告，金朝同样是“奉天承运”的中华正统王朝。

三、 金代官印制度及其管理

金代官印制度，在吸收辽、宋旧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

等级分明：金代官印的材质、尺寸、钮式均有严格规定，以区分官阶之高低。高级官印可能使用更贵重的金属，尺寸更大，而低级官印则相对简朴 。例如，皇帝之印称“宝”，而各级官吏所用则称“印”或“记”。

机构庞杂：金代官印种类繁多，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猛安谋克）、以及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负责管理盐、酒、钞币的“务”或“场” 。“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便属于这套体系中的地方经济管理机构印章。

汉字为主：尽管金代创制了女真文，但在官方正式的官印上，绝大多数仍然使用汉字九叠篆，这反映了汉字在当时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的绝对主导地位 。

铸造与管理：官印由中央指定的机构（如少府监）统一铸造和颁发。印背通常会刻有铸造机构、铸造年号、印章编号等信息，称为“印背刻款”或“背文”。这些信息是鉴定官印真伪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例如，湖南澧县发现的南明“华阳王镇抚司之印”，其背文为“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给王臣” ，金代官印亦有类似制度。

总而言之，金代的官印，尤其是九叠篆官印，是观察其国家构建、民族政策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作为其中之一，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金代国家机器已经深入到地方州府一级，并对商业税收这一重要的经济活动实行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它是金代学习并运用中原王朝统治经验，实现对广阔疆域有效治理的直接物证。

《九叠篆字集》

第三章：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考证与推演

尽管“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实物和考古报告至今仍未公之于世，但依据其名称和金代官印的普遍规律，我们仍能进行一系列合理的考证与推演。这既是研究的必要，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考古发现提供一份参照。

一、 发现之谜：时、地、人之推测

关于此印的出土信息，目前是一片空白。然而，我们可以参照其他金代及各朝代官印的发现模式，对其可能的发现情景进行推测。

可能的发现地点：首先需要确定“松山州”的大致地理范围。金代“州”的设置，遍布其整个疆域，从东北的龙兴之地到中原的腹地。考虑到“松山”之名，可能与山脉或松林有关，但也不排除是沿用旧地名。其具体位置需待更多史料或考古证据。然而，官印的发现地往往与其使用地有关。因此，此印极有可能出土于历史上金代“松山州”的治所或其管辖区域内。金代官印在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均有大量发现，如“胡里改路之印”发现于吉林鸡东县 、“上京路安抚副使印”发现于黑龙江鸡西市 。因此，“松山州”也极有可能位于中国北方地区。

可能的发现时间与方式：古代官印的发现，多属偶然。常见的情形有：

窖藏发现：在战乱时期，官员或机构为防止官印落入敌手，常将其埋入地下，后世因生产建设、盗墓等活动而重见天日。例如，金代“迷里迭河谋克之印”便是在窖藏钱币中被发现的 。

遗址出土：在对古代城址、官署遗址进行正规考古发掘时，有时会发现官印。如“唐崖长官司印”便是在唐崖土司城遗址中出土的 。

水域发现：古代战争中，军队败退或渡河时，官印可能失落于江河湖泊之中。后因水位下降或清淤而被人发现。云南大理洱海就曾多次发现明代卫所官印 。

墓葬出土：虽然官印一般不作为随葬品，但也有特殊情况。

可能的发现者：根据大量已公布的案例，官印的最初发现者多为进行农业生产、基建施工的普通民众 。例如，辽阳市发现的明代“东宁卫指挥使司之印”便是一位村民在挖地时发现的。发现后，或由个人收藏，或上交国家文物部门，最终进入博物馆或研究机构。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松山州商税务之印”极有可能是在20世纪以来的某次基建或农业活动中，于中国北方某地被当地村民偶然发现，后经文物部门征集或辗转流入私人收藏。其确切信息，或许正静静地躺在某个县市级博物馆的库房档案中，等待着研究者去叩门探访。

二、 印文与形制：方寸间的制度密码‌

‌ 印文解读：此印的印文，根据其名称，应为“松山州商税务之印”八个汉字。这八个字清晰地揭示了该机构的三个核心信息：

“松山州” ：行政区划，属于金代地方二级行政单位“州”。

“商税务” ：机构性质，是专门负责征收商业税的部门。“务”是宋金时期常见的专门经济机构名称。

“之印” ：物品属性，明确其为一枚官方印章。

字体与布局：此印既名“九叠篆印”，其印文必为九叠篆。八个字应以右上为始，顺时针或以“S”形回旋排列。根据金代官印的惯例，这八个字会被精心设计，以填满整个方形印面。其中，“商”、“税”、“務”等字笔画较多，而“山”、“之”、“印”等字笔画较少。刻工的挑战与技艺，正体现在如何通过增减叠笔，使得笔画少的字不显空疏，笔画多的字不显拥挤，最终达到整体的和谐与饱满 。

形制与材质：参照已出土的金代官印，我们可以推测“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大致形制。

材质：应为青铜铸造，这是金代官印最常见的材质 。

印钮：极有可能采用金代特色的梯形柱状钮（或称“牌形钮”、“把手钮”），这种钮式简洁、厚重，便于携带和钤盖 。

尺寸：作为州一级下属机构的官印，其尺寸应小于路一级官印，但大于县级官印，边长可能在5-7厘米之间，体现了其在官僚体系中的相应等级。

背文：印背极有可能刻有铭文，内容或为铸造机构（如“少府监造”）、颁发年号（如“大定某年”、“明昌某年给”）以及印章的唯一编号。这些背文是判断其铸造年代和流转历史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印文本身。

三、 使用者与历史大事件

此印的使用者，应为金代松山州商税务的主官，可能是“提领”、“监官”或“务官”等职。他（们）手持此印，代表国家在松山州境内行使征收商税的权力。

此印的使用，必然与金代历史上的重大经济事件和政策紧密相连。例如：金世宗“大定之治”时期：金世宗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为充实国库，必然会加强对商税的征收与管理。此印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颁发，用于规范地方税收，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金章宗“明昌之治”时期：金章宗时期是金代文化与经济的鼎盛期，但也伴随着财政开支的急剧增加。政府对商税的依赖程度更高。但同时，章宗也曾推行过减免商税的政策以缓和矛盾 。此印的使用，见证了金代税收政策的松紧变化。

金末战乱时期：金朝后期，面临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军费开支浩大，政府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搜刮财富，商税征收必定空前严苛。此时，这枚印章所代表的权力，对于商人而言，或许意味着沉重的负担。最终，随着金朝的灭亡，松山州陷落，这枚官印或被废弃，或被窖藏，或在战火中遗失，从而中断了其作为权力凭信的使命，沉睡于地下，等待后世的发现。

第四章：税通天下——金代商税制度与“商税务之印”的经济内涵

“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一枚经济类官印。它如同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通向金代商业世界与财税制度的大门。其名称中的“商税务”三字，是理解其经济内涵的关键。

一、 金代商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金朝的商税制度，是在继承辽、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金朝立国之初，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税和女真各部的贡赋。随着疆域的扩大，特别是占据中原后，商业活动日趋繁荣，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

金代的商税种类繁多，管理日趋严密，主要包括：

过税（关税） ：在交通要道、关隘、渡口设立税卡，对过往的行商及其货物征税。

住税（市税） ：在城郭、市镇内的商业交易行为中征收的税，也称“市易税”。

禁榷税：对盐、酒、茶、醋、香、矾等重要商品实行国家专卖或征收重税，这是金朝财政的重要来源 。

专项税：如矿冶税（金银坑冶税）、畜牧税、渔业税等，针对特定行业的税收 。

杂税：如地基钱（店铺房产税）、赁房税、椎场税（屠宰税）等，名目繁多 。

二、 “商税务”的职能与运作

“商税务”正是负责征收上述各类商税的地方机构。金代在各路、州、县普遍设立了税务机构，以确保税收的征收。有时，为了提高效率，会将不同税种的管理机构合并，例如，出土的“瑞州商酒务记”官印，就证明了当时存在将商税和酒税合并征管的情况 。

“松山州商税务”的日常工作，可能包括：

核定税额：对辖区内的商铺、行商进行登记，评定其应缴纳的税额。

征收税款：派遣税吏，按时征收税款，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金代通行的纸币“交钞”。

稽查走私：打击偷税漏税和走私行为，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上解税赋：将征收上来的税款，除去地方开支后，按规定上缴中央。

为了激励税务官员，金朝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将税收完成情况与官员的升迁、奖惩直接挂钩 。这种“定额课税”的制度，一方面提高了征税效率，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极易导致税务官员为完成指标而对民众进行超额征收和残酷压榨，激化社会矛盾 。

三、 “买扑”制度与“商税务之印”的权力延伸

金代在某些行业和地区，还实行一种被称为“买扑”的税收承包制度 。即由商人（扑买户）向政府预付一笔承包款，从而获得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征收某种税收的权力。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预先获得一笔稳定的财政收入，并转嫁征税的行政成本和风险。

在这种制度下，“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权力就不仅仅是直接面对纳税人，它还可能面对“扑买户”。商税务需要对此类承包商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他们按规定征税，防止其过度盘剥百姓。因此，这枚印章所钤盖的文书，可能是一份征税令，也可能是一份授予商人征税权的承包合同。

综上所述，“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不仅仅是一块冰冷的青铜，它是有温度的。它的每一次钤盖，都深刻影响着金代松山州地区千千万万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的生计。它见证了金代商业的繁荣，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也暗含着国家与民众、官员与商人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它是研究金代经济史、财税史不可多得的物证，其背后是一个王朝的经济命脉和民生百态。

第五章：金石遗韵——金代其他九叠篆印章及其艺术成就

“松山州商税务之印”并非孤例。金代存世及出土的九叠篆官印，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群体，共同展现了金代在继承宋制基础上的艺术创造与时代风貌。通过与其他金代九叠篆印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定位“松山州商税务之印”在金代印学史上的坐标。

目前已知的金代九叠篆官印，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军事系统官印： 这是金代官印中最具特色的一类，直接反映其“猛安谋克”制度。

“上京路万户王字号印” (1975年黑龙江宾县出土)：此印印文布局饱满，线条刚劲有力，折叠虽繁复但不失清晰，体现了军事机构的威严与规整 。

“上京路都统塞字号印” (1964年黑龙江鹤岗征集)：与前者类似，属于高级军事长官之印，其九叠篆的设计更为精妙，显示出金代成熟的官印制作工艺 。

“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 ：此印字体屈曲盘绕，充满张力，体现了金代九叠篆在追求“平满”的同时，也注重线条的动感与力度。

2. 地方行政系统官印： 这类官印是金朝对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凭证。

“胡里改路之印” (1977年吉林鸡东县发现)：此印是金代地方最高行政单位“路”一级官印的代表，印面阔大，文字布局疏密得当，风格沉稳大气 。

“迷里迭河谋克之印” ：此为“谋克”一级官印，虽官阶较低，但其九叠篆的制作依然一丝不苟，显示了金代官印制度的普及与规范。

“招抚副使之印” (1963年黑龙江佳木斯发现)：此为临时派遣官员之印，其字体处理灵活多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3. 经济与专门机构官印： “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便属于此类。

“瑞州商酒务记” ：这枚官印明确了“商”与“酒”两种税收的合并管理，其印文风格与“松山州商税务之印”应有共通之处，都是经济权力的象征。

“张苍镇商酒盐场” ：此印将商、酒、盐三种重要税源的管理机构合一，反映了金代在地方财税管理上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

钞库类官印：如与纸币印造发行相关的“印造钞引库”、“交钞库”等机构的印章，其九叠篆的设计可能更为复杂，以加强防伪功能 。

金代九叠篆印的总体艺术成就：

综合来看，金代九叠篆官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继承与发展：全面继承了北宋九叠篆的艺术范式，但在具体处理上，线条更显粗壮、刚硬，少了一些北宋的柔媚之气，多了一份北方的雄浑与质朴。这或许与女真民族的审美情趣有关。

规范与自由并存：一方面，金代官印制度严格，各级官印在尺寸、钮式、字体上都有大致的规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文字盘曲设计上，又给予了刻工一定的创作自由，使得每一方印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面貌，避免了千印一面的呆板 。

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金代九叠篆官印首先是作为权力凭信的实用工具，其清晰的机构名称、强大的防伪功能都服务于此。但同时，工匠们又在方寸之间极尽巧思，将文字的结构美、线条美发挥到极致，使其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因此，“松山州商税务之印”作为这个艺术群体的一员，它既承载着金代官印的共性——皇权象征、制度规范，又必然带有个性化的艺术特征。它与“胡里改路之印”等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金代篆刻艺术、特别是官方印学成就的宝贵实物资料链。

结语：历史价值与时代回响

《礼记》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印章，正是古代社会将“言”（权力、政令）赋予“文”（视觉符号）以使其“行而致远”的关键载体。九叠篆“松山州商税务之印”，虽其实物细节尚待揭示，但其历史价值与多重意涵已然清晰可辨。

其一，政治价值。 此印是金代中央集权制度延伸至地方的力证。它采用象征皇权天命的九叠篆，表明松山州的商税征收权并非地方自专，而是源于金朝皇帝的授予。它是金朝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运用中原王朝成熟的官僚体系与符号系统，对广袤疆域进行有效治理的缩影，深刻体现了金代政治制度的汉化与成熟。

其二，经济价值。 此印是研究金代经济史、特别是商税制度的“活化石”。它直观地告诉我们，金代已设立了专门的州级商税机构，标志着其财税体系的专业化与精细化。透过这枚印章，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金代的商业环境、税收政策、国家财政状况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触摸到那个时代经济运行的脉搏。

其三，艺术价值。 此印是金代印学与篆刻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它与同时期的其他九叠篆官印一道，共同构成了承上（北宋）启下（元明）的中华印章艺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独特的线条处理、章法布局，既有对传统的恪守，又有属于本时代的创新，为我们研究九叠篆艺术的流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其四，文化价值。 此印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结晶。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全面采用了汉文化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官方印文，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对话与认同。它无声地诉说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走向融合的宏大叙事。

诚然，关于“松山州商税务之印”的许多具体问题——其发现的始末、其背文的奥秘、其使用者的人生轨迹、其所见证的具体历史场景——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已知引导我们前行，未知召唤我们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文博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开放，这枚沉寂了近千年的宝印，终将褪去神秘的面纱，以其完整的面貌，向我们讲述更多关于大金王朝的辉煌历程，愿金石之光，穿越古今，永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