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办”那些事

华伦

凡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滤清器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厂里有一个“潘办”，这个人就是我。

“潘办”的来由

我于1993年以所谓的“人才”身份被上海滤清器厂引进后不久，即代表厂部在休息日或夜间值班，这可是中层干部才享有的待遇哦！第一次值班是和人称“老刘”的工贸公司经理刘鸿德搭档，由于他只知道我在厂办工作但不知道我的全名，故在值班记录本上把我写成了“潘厂办”，此名很快就在厂内不胫而走，以后又不知被谁简化成了“潘办”，从此，大多数人只认识“潘办”而不知道有“潘华伦”这个人，以致我在滤清器厂工作十年期间，上至厂长，下至门卫，人人都亲切的称呼我“潘办”。

以下是“潘办”的一些回忆。

厂办“代理”主任

在1994年的上海滤清器厂国庆联谊会上，坐在身旁的厂长龚炳超悄悄地对我说：“潘办，经过格段辰光呃考察，侬各方面呃能力完全嘞啦小赵（时任厂办主任赵建新）上头，所以我想让侬替代伊当厂办主任。”

“我还勿是正式职工，担任厂办主任名不正言不顺，恐怕不大合适哇？”我搁愣一下后答道。

“小赵做起事体有眼……所以想……要么侬先代理起来哪能？”

“格么就试试看哇。”

龚炳超厂长一番苦口婆心的结果，一个临时工不久后就成了上海滤清器厂的厂办（代理）主任。

“主任”转正了

在代理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临时工，可龚厂长一定要正式任命我为厂办主任。对此我倒有点担心了：代理主任没什么心理负担，干不好顶多不干罢了，可若真要去掉“代理”二字，那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厂的排外情绪比较强烈，我一个来厂还不到一年的新人，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定会阻力重重的，因此我向龚厂长提出要有一次竞聘上岗的形式。其实这是我的小九九，我心里清楚，论能力，论资历，论文凭，论职称，厂里是没人能与我竞争的，我只是想通过此举让大家服帖而已。果然，竞聘通知出台十天后仍无人揭榜，无奈之下，龚厂长只得出面动员总装车间副主任宋建荣来“应征”，而宋建荣只是个有雄心没民心，有魄力没能力的摆设而已。这不，竞聘一结束，几个“考官”便迫不及待地告知，宋建荣和你比差远了！于是“潘办”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厂办主任了。一年前刚回沪时还担心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没承想我这个外地巴子现在竟然坐上了一个中型企业厂办主任的位置。

任厂办主任后“不久”

在成为厂办主任后不久，一手将我引进厂的副厂长王雁群调公司工作，不久，另一个副厂长钱乙鸣也生病了。不久后在佘山的一次工作会议期间，龚炳超厂长向我征求意见：“潘办，侬来厂辰光不久，看问题比较客观，假使我提拔老郑（生产科长郑斌）担任副厂长，侬看哪恁？”

“老郑有经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伊年纪大了，当厂领导不妥。”

“格麽徐才（设备动力科长）哪恁？”龚厂长继续发问。

“徐师傅实际浪厢已经比厂领导还厂领导，假使形式浪再明确，更指挥不动了。”

“仇家林（技术科长）呢？”

“伊可以嘞啦技术浪厢把关，担任副厂长不大合适。”此时的我已被龚炳超厂长的“诚心诚意”打动而毫无顾忌了。

“格麽少华（生产科副科长陈少华）呢？”

“少华年轻有魄力，又熟悉生产，虽然有一眼傲气但能听侬呃闲话，可以考虑。”

不久后郑斌成了副厂长。又是不久后，在销售员沈玲珍被任命为营销部副部长的会议上，坐在我旁边的×××悄悄告诉我：“龚炳超在厂里有郑斌、徐才、仇家林（也有说是老厂长徐春钿的）三个爷和沈玲珍一个娘，龚炳超对他们仨言听计从……”噢！难怪在佘山“征求”意见不久后，郑斌和徐才两人对我都有点阴阳怪气的。而在知道上述传言后不久，我与龚厂长交流时开始有了警觉。

“笔杆子”由赵改姓潘

长期以来，滤清器厂的重大文件都是由厂内公认的“笔杆子”，原厂办主任赵建新执笔的，为了检验我的文字功夫，在厂五届三次职代会前，龚厂长特意让“潘办”和“赵笔杆”各起草一份行政工作报告。结果，我以《立足市场，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奋斗》为题的报告被采用，此报告在职代会上被许多人视作上滤厂有史以来最为精彩的报告，用时任副总工程师刘国政的话“这水平，肯定是潘办写的，看来小赵的笔杆子要交给潘办了。”从此，每年的行政工作报告和厂部的重要文稿都由我负责撰写。

编撰厂史

上海滤清器厂规模虽不算大但历史悠久，自1956年以来，历经多次合并改组和几代人的奋斗，终于成为上海大众、上柴、锡柴、长春一汽、江西五十铃、济南轻骑等国家重点企业的配套单位。可惜的是这几代人的创业和奋斗史却没有留下文字印迹，于是，利用“潘办”的工作条件，我开始走访一些在职的、调离的和已经退休的滤清器厂人，搜集到一些素材后，开始编纂《上海滤清器厂厂史》。稍有遗憾的是因工作岗位的几度更迭，在草就了大半手稿后终因离开滤清器厂而未能完稿。

下图是未完成的《上海滤清器厂厂史》中的插图之一

筹办琥珀艺术节

作为“潘办”，我曾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第一次筹办的是历时达两个多月的“琥珀艺术节”（琥珀是滤清器厂的产品商标），这对早在十多年前就筹办过铁路系统各项大型活动的我而言就是小菜一碟。在顾兰芳、陈芳、刁秀英、沈红、刘国政、马学炽、张冬延、陆汉平、陆胜玲、宋海涛等热心员工的协助下，包括国庆联谊会、硬笔书法展示、交谊舞培训班、中秋灯谜会、卡拉OK大奖赛、摄影绘画艺术展、电影观摩、美味点心周等内容的艺术节终获圆满成功。

艺术节期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交谊舞培训，赖乐怡、顾兰芳、李爱娣、陆胜玲、曹莉萍、沈玉珍等美女都曾经教我跳。会跳舞的人都说，交谊舞是人际交往中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只要心术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可说实话，当我的手触碰到糟糠以外的异性，尤其是美女们的肌肤时，心跳加快了，手脚不自在了，不纯的想法也有了，难道是我的心术不正？看来跳交谊舞还真不是“潘办”的菜，从此我再也没进过舞厅。

操办“辩论赛”

九十年代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由复旦大学姜丰、季翔、严嘉和蒋昌建等四人代表我国参赛获得桂冠，其中蒋昌建还获得“最佳辩手”。从此，各种“辩论”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活动。我厂党总支也不甘寂寞，书记王如玉、杨程达、赵利平和我就曾专程到复旦大学去取经，蒋昌建和姜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俩也确实有点“货”，在点题、布局、氛围等几方面出了不少主意，还教了一些临场应变的技巧。在此后厂党总支组织的“党员标准之我见”“入党为了什么”等两次辩论活动都是由我这个“潘办”策划并主持的，汽配公司党委在观摩后还让下属各单位来向我取经呢。

组织参加电视节目录制

1995年春节前的一天，经我联系和组织，上海滤清器厂二十余位职工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热门娱乐节目《智力大冲浪》的录制，别看该节目只播放三刻钟，录制却花了四个多小时。

下图就是录制现场滤清器厂的方队，箭头所指即“潘办”。

暖场时一个自称程雷的青年人为了活跃气氛，说了一段非常下流的话：“有一对新婚夫妻在洞房当晚，云雨一番后把洋泡泡忘记在洞穴中，结果第二年生下来的孩子头上带着一顶雨伞。”我当时就想：在这样的场合，说这种不堪入耳的笑话，太不像话了。经过几年的打磨，程雷逐渐成长为上海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其主持风格依旧幽默风趣，也许是那次经历受到了领导或观众的批评，电视屏幕上再也没出现过那种不该有的画面了。

那一期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栋甫与梦晓，梦晓比电视上看到的更为靓丽，而林栋甫虽然是个“华侨”（上海人对瘸子的谑称），但他的嗓音很有磁性。我在参加一个小游戏时，用“大黄鱼，小黄鱼”代替金条，顿时引起了林栋甫的兴趣：“你家里黄鱼一定很多吧？”他与我开起了玩笑，“我爷爷在旧社会是开金店的。”我也和他捣浆糊，原本稍显呆板的气氛一下子便活跃了起。由此，“潘办”又多了一个“浆糊”的雅号并在熟识的朋友中传开。

一年后，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妈妈见其中有我的头像便告诉了我，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好几个同事都说起此事，我才打电话去问是咋回事？电视台告知因在去年那期《智力大冲浪》中的表现优异，故特邀我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特别节目的录制，那时的女主持人已换成和晶了。

策划应收款催讨

截止1995年2月底，滤清器厂共有一年以上的应收款1643万，其中近500万甚至已接近三年的坏账处理期了，为了解决这个在全国都是老大难的问题，厂部于3月初成立了“应收款回笼领导班子”，我作为副组长专门负责方案设计、进度掌控和考核奖励。在从各部门抽调卫宝英、曲丽敏、夏菁、王博文、严园明、周一庆、杨建全、严荣福、陆宝宝、张皓、王红珍等人组成了八支队伍奔赴济南、长春、南昌、柳州、贵阳、十堰、徐州、杭州等地催讨。我制定了高额但有点苛刻的奖励方案：凡在一个月内讨回10万者奖励1000元、6万至10万奖励500元，如果一个月催讨无果则差旅费自理。结果，催讨者不负众望，不到一个月就满载而归，成功讨回430885元（含摩托车、汽车零配件等实物折价）极大地舒缓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状况。在庆功宴会上，以前我并不熟的卫宝英诚恳地说：“出发前看到噶戳咔（沪语刁难之意）呃方案，我恨死侬潘办了，结果我一个月就奈到平常三四个号头呃钞票，还立了三等功，下趟我还要参加讨债队伍。”不久后再次组织人员外出催讨应收款时，报名者蜂拥，其中就有卫宝英。

处理死亡事故

1995年7月发生的一起外来人员死亡事故，使我的处事能力再次得到许多人称赞。

事情发生在7月21日，那天因高温38℃全厂放假。下午4时许，工贸公司经理刘鸿德来电：“厂里死人啦！”匆匆赶到厂里，原来是工贸公司的出租房内，一温州人在装修时触电倒地，不省人事，已送东方医院抢救。人命关天，事故原因暂且不管它，先去医院看触电者的情况。当即叫上沈红骑自行车赶到东方医院：晚了，完了！触电者3点40送医院，4点20分已不治。下面还原事故及处理的几个场面：

一、亡者温州人，名王照忠，22岁，新婚。是日，他协助老乡王法田装修理发店，用钢锯锯自来水管时触电。经上海市劳动保护检测站和浦东新区劳动局鉴定，确认事故原因系6号出租房老板范新兵私自将电源线零线接在自来水管上，当王照忠在8号出租房锯开自来水管的一刹那，电流直通其身体，形成回路触电而亡。事发后，六号出租房的范新兵携妻黄娟女，抛弃所有家当，当晚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逃过了可能的所有处罚。

二、负责出租房管理的工贸公司经理老刘吓得不轻，慌乱中去拉闸刀时不慎崴了脚，就此躲在家中不敢露面，并打包好了被头铺盖随时准备进“庙”。

三、由二轻局王处长、汽配公司副经理莫愁、工会主席王鼎龙、劳资科沈仁寿、安全干部王思康组成的事故处理小组，调查了几天，也扯淡了几天，人人都在下指示，碰到具体问题则个个都不表态。

四、死者老家来了十几个人，吃住安排、撒泼安抚、补偿谈判、追悼仪式，全由我一手操办。凭借着曾经在铁路大场面工作的经验，在领导们看来很头疼的事情，我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五、家属提出补偿款不低于五十万，理由是温州老家没有三十万做个坟都不够。龚厂长给我的指标是不超过五万，事故处理小组则说最多不高于七万。经过我的苦口婆心加上威逼利诱，结果五万搞定。在扣除七七八八的费用后，家属到手的四万多元全部归王照忠父母所有，而他的新婚妻子分文不得，并从此与王家不再有任何瓜葛，据说这是温州当地的习俗。

六、在布置追悼会现场时，横幅上其他字贴后都“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可“王”“照”“忠”三个字却此起彼落，最后只能用大头针强行别住，协助我工作的保卫干部康伟贤说：“赤那，王照忠死得实在太冤枉，到现在还勿肯离开格呃世界啊！”

七、事故的发生，与我厂监管不力是有很大关系的，按照常规，不但滤清器厂，连上级公司的安全记录都要受牵连，从而影响各项考评，可结论却是“意外事故”，企业没有责任。怎么回事？说来也简单，事发第二天，我到劳动局报备时，见一人脸熟，随之是一声南昌普通话“小潘，你来做什哩哟？”

“啊！是吴工，我来找分管人身伤亡事故的领导。”

“我就係呀。”

原来他是我在江西工作时的老上级，原南昌铁路分局企管办主任干事吴庆民，三年前借浦东开发之际被调入浦东新区劳动局任安全监察。此后，由吴工主导了事故性质的走向，一切如我厂所愿。

附：由此，龚厂长对“潘办”的处事能力刮目相看。1996年，我已调任王桥分厂厂长，是年12月24日，陈行分厂农民工黄华在55吨压床加工桑塔纳机滤外壳时，脑袋被压在保险盖与上模摇手柄之间，头盖骨裂开达15公分的口子，送九院抢救不治而亡。事发后，龚炳超厂长第一时间就通知我赶赴陈行分厂协助将事故圆满处理。

处置陈行分厂问题

陈行分厂是我厂和闵行区陈行镇联营的一家企业，由于工方领导不力，农方强势无理，职工怨天尤人，造成连年亏损，还直接影响到为总厂滤清器配套的冲压件的质量和产量，为此，1995年11月18日，厂部成立了以厂长龚斌超为组长，“潘办”为副组长的陈行分厂问题处置工作组，经过职工走访、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我提出了六条处置建议：一、调整领导班子；二、工方承包；三，农方承包；四，工方买断；无，农方买断；六，散伙。最终，在与农方协商一致并报上级部门同意，工方以850万元买断所有权后成为上海滤清器厂的独资企业。

买断协议是1995年12月31日在往返穿梭于黄浦江的“申城之光”游轮上签定的，汽配公司党委书记曹顺英（人称汽配公司大姐大）、总经理郑学方、副总经理金丹、办公室主任华敏、上海滤清器厂的龚斌超厂长、王如玉书记、郑斌副厂长以及陈行镇党委朱书记（号称陈行大哥大）、镇长陈公标、镇工业公司计总等领导参加了签约仪式。别看这些冠冕堂皇的领导，其实也都是在一本正经背后混杂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邮轮上享用自助餐时难看的吃相、玩扑克牌时不顾脸面的计较耍赖，聊天时无法入耳的粗俗话语，只有我这个小巴辣子因受制于他们每个人而不敢太放肆。

上邮轮前，龚炳超厂长还让我到第一八佰伴购买了七台夏普微波炉（1560元/台）送给农方领导，农方也给了工方一人一只信封（内有500元，回厂后我即被要求上交总支，其他领导是否上交不得而知）

处理火情

1996年6月9日那天是厂休日，忙碌了一个星期的我正在睡懒觉，“滴滴滴……”BB机响了，一看号码：8842565，是厂里来的。

电话打到值班室后，“潘办，厂里失火了！”是当天值班的工贸公司经理刘鸿德的嘶哑声。立马赶到厂里，原来是拆房队施工时不慎触碰到煤气管道，引起靠近隔壁申花洗衣机厂（原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创始企业，现在的灵讯继电器厂）的地面窜起汹汹火焰，虽然过火面积不大，但势头不小，我当机立断组织刘鸿德和门卫陆宝宝用灭火器试图把火扑灭，可效果并不好，于是报119和煤气公司，在等待时，一种恐惧感始终盘旋在心头。一刻钟后，消防队和煤气公司先后赶到，煤气总阀门一关闭再加上消防水的作用，火势立刻被控制住了，而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小心脏也终于安宁了下来。

说老实话，虽然坐上了厂办主任的位置，可上海滤清器厂的水实在太深，稍不留神就会趟进浑水得罪某个领导或关键人物，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身处其中是无法体会的，因此我时时刻刻谨慎从事，而在成功策划和组织完成了上述几件“大事”后，厂领导和大部分职工已逐渐认可我这个“潘办”，下面几件事即可证明。

正式调进上海

1994年5月的一天，厂长和书记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龚炳超厂长开门见山：“潘办，侬进阿拉厂已经有一年了，帮侬正式调进来哪恁？”“来塞哇？”我有点意外，但又觉得这不太可能，接着是书记王如玉惯用的口吻：“侬假使还是临时工，就勿会全心全意为滤清器厂服务，阿拉勿好放开手脚用侬，请侬认真考虑一下。”“格麽纳去试试看哇。”王书记的官腔虽然不太入耳，我也只好应付一下。

几天后，当组织科去办理调动手续时，上海市人事局的答复是：“潘华伦符合人才引进的要求，但国家的人事政策是不允许人为产生夫妻分居的，所以只能夫妻俩一起调。”考虑到我和夫人所在的铁路是铁饭碗，而上海滤清器厂只是大集体性质，如果两人一起调来，万一哪天企业不行了，岂不……？在和夫人商量后，我婉拒了上海滤清器厂的好意，继续做着临时工的“潘办”。此事被连襟范保亚知道后，委托他在上海人事局担任副局长的朋友出面，让我留下了“今后不以夫妻分居理由要求将爱人调入上海”的保证书，人事局才破格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用人事局办事员小徐的话“这是我们上海人事调动的第一例”，这第一例还顺便创造了上海滤清器厂的一项记录：从此厂里有了唯一被正式认可的国家干部。

“潘办”变“潘领导”

一个厂里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外地乡巴佬，进厂两年后就进入了领导班子，放在以前的滤清器厂，是绝对没人会相信的。1995年11月11日，这种稀罕事却发生了，在当天的党总支改选中，我以38票当选为总支委员（厂长龚斌超41票、书记王如玉39票、劳资科长杨程达36票、工会主席赵建新32票）从而成为上海滤清器厂的五巨头之一。于是，有些人开始叫我“潘领导”，不过，大多数人挂在嘴边的还是那一声已经习惯且更为亲切的“潘办”。

评先与考核

自成为“潘办”后，我每年都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在厂党总支组织的中层干部年度考评中，我也一直名列前茅，如1994年度的考评中，得分90分以上的9人各奖励700元，其中我名列第二，其他还有吕宝均、瞿国平、孙玲珍、赵建新、刁秀英、宋建荣、沈馨、陈少华等人；80分至90分19人，各奖励400元；75至80分3人，各奖励200元；而75分以下的行政科长刘建华和经营部经理朱伯良予以撤职处分，由刁秀英和韩兴富暂时接任。

1995年度我更是以93.52分获得考评第一名。

一次家庭集体活动

1995年3月12日是星期天，人劳科的康伟贤，沈玉珍，赵利平、徐露萍等相约去刚建成不久的东方明珠游玩时，特地邀请我携妻带子同往。在原本不熟悉的孩子们留下集体照的同时，“潘办”也与他们的爸爸妈妈开始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和私人关系。

小插曲一则：男孩顽皮本属正常，可当康伟贤的儿子不断地奔跑又停不下来时，他撩起一脚就把儿子踢得瑟瑟发抖，他还得意地告诉大家，儿子曾因不听话被自己扔到垃圾桶里，真作孽啊！康伟贤的教育方式虽有点粗暴但十分有效。多年后，他那高大伟岸的儿子因品学兼优，和他一样成为百里挑一的军人，从此康伟贤再也不敢“欺负”他儿子了。

意想不到的庆生

1995年10月16日是我42岁生日。下班后，我还在修改关于我厂与立丰房产公司合作开发潍坊路5号土地资源的协议时，电话铃响了，话筒那头传来了不容商量的口吻：“潘办，侬马上到中电大厦厂来一趟！”原来是性格爽朗的工会副主席陈芳打来的，“有啥事体哇？”我问，“覅啰嗦！有事体寻侬。”忐忑中我来到中电大厦，见生产科长陈少华、供应科长王佑、财务科长高雪萍、车间主任吕宝均等几个头面人物都在那。

当看到桌面上摆着红酒、蛋糕和蜡烛时，才意识到他们这是要为我庆生呢。觥筹交错间除了聊工作外，他们几个的话语中还不时夹杂着厂里的一些人和事：×××和××是姘头；××和×××关系不正常，连×××的老公也知道，可就是拿××没办法；×××上个月在×××家里被×××的老婆当场抓住……这其中有些人是中层干部甚至厂级领导，反正都是上滤厂男男女女的一些传言和绯闻，我无法辨别真假只当喝醒酒茶一笑而过。不过，这些滤清器厂的头面人物不但特地为我庆生，还当着我的面说一些隐秘的事也不避讳，说明我已被他们接纳了。

限于篇幅，上述内容仅仅是三年“潘办”时期的部分追忆，对不熟悉“潘办”的朋友而言实在有点枯燥无趣，想必曾经的上海滤清器厂同仁们会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