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盛开的蒲公英之三（纪实文学）

莲如意

（四）举步维艰

我任德州市城建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任命通知都下发了，我还一直盼望着市里领导能来找我谈话，告诉我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可一直也没有等到这样的谈话。

正式任命下来了，无论我怎样的恐惧和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我也必须到岗到位进入角色了。

尽管从主观上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一定要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好好的干，绝不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期望。可客观现实却在我从政之路上，布满数不尽的沟沟坎坎，这包括人为的陷阱、障碍，我觉得我几乎是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路，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别有用心人设的陷阱，逼的我不得不努力去改正过去那种思想单纯、处事方法简单、凡事不愿多用脑子，只知一路朝前冲的毛病。

我一方面在我的藏书中，找出那些描写官场斗争小说反复看、并开始啃《资治通鉴》这本书，还用心琢磨着看《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等，从书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接受教训学习从政智慧方法。另一方面更加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及毛主席五篇哲学文章等著作。刻苦学习唯物辩证法，努力学会用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逼着自己多用心思，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事儿，想好应对措施，避免落入陷阱。

尽管这样，可面对机关，特别是个别对我充满妒忌、怀有敌视态度的老谋深算、别有用心人的算计，还会在难以预测的事发中，表现出手足无措，难以应付的尴尬场面。

我的任命下来没几天，苏书记召开了第一次党委常委会，调整了常委们的分工。

我当时分工的是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除共青团外的计划生育等群团工作，当时苏书记还说，＂你对组织工作还一点也不熟悉，还是我先干着。＂对局里的业务工作，并没有具体分给我做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苏书记会经常带着我参与城市规划工作的有关会议、讨论以及去现场考察等，这样，对局里的业务工作。我会经常与规划科的同志们密切接触。

对城市规划工作，我既会按照苏书记在常委会上讲的那样，按照常委分工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不去管城市规划工作，也会按照苏书记对我的教诲，在参与有关城市规划的各项活动中，凡是有听不懂的，就向苏书记和规划科的同志们认真请教。还到局规划科资料室，借阅有关城市规划的书、及看德州市最早的规划图等。

现在仍能清楚的记得：德州市在建国后，最早的城市规划方案，是1958年聘请清华大学的师生，到德州市做出的。

在学习城市规划理论与看规划图的过程中，时任城建局规划科科长的崔建模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崔科长祖籍上海，听说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脸上总是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每天的衣着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形象也是斯斯文文的，说起话来虽然慢条斯理，可他的南方普通话实在是难以听懂，后来与他交流的多了，才能听明白他讲话的内容。

这位当时看起来大约近40岁的知识分子，对我这个只拥有小学毕业证书、新提拔的局领导十分尊重。

每次我向他请教有关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他总是恭恭敬敬的面对我，认认真真为我讲解，讲一遍，我有时听不明白，他就会讲第二遍。我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了解，大部分内容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规划科的副科长，是一名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比我大了10余岁的张得生。张科长个子不是很高，大约在1.7米左右，脸微呈三角形，肤色有些发黄，后背也有些微驼，一双不大的眼睛，一对黑眼球一天到晚总会咕噜噜地转。

在我刚担任局领导后20多天时，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张得生拿着一份申请盖房的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说是向我汇报一件事。在那天的日记中，我这样写着：这是一张平常的申请书，但细看却有不平常的地方，市招一个姓李的同志的申请，信是5.26日开来的，但在信的一角，贾局长签字说是不影响规划可以翻修。日期却写的是5．23日。不明内情的人，当然不知是啥意思，原来市委有明确规定，凡今后不允许职工干部盖新房，凡5. 25日前的也就散了，但5. 25日以后就不能盖了，姓李的是私房，所以不能建。但贾局长却签了5. 23日。信却是5．26日开的，笑话一则。

张得生让我表态，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我说：＂规划陈书记分管我不能表态，并且又没经常委会研究，我就不能表态，如提交党委会研究，我可发表看法。＂

现在看，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分管城市规划工作，张得生就已开始为我设陷阱了，好在，当时我牢记苏书记在常委会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并没有跳到这个陷阱里。

但是，在一年多以后，我正式分管了城市规划工作，却并没有躲过他根据我工作认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特点，却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陷阱，而我当时也就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奋不顾身地跳了进去。在以后的回忆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也可以说，我从政之路遇到的第一个人为的陷阱被我轻松地躲过了。但这并不是我在从政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为的难题。

我从政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为设障的事，则是发生在1976年的麦收季节。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每到麦收季节，像我们这种小城市，市内各单位，都会根据市里的统一部署，根据市里分给支援麦收的任务，去近郊帮助人民公社收小麦。

那时，德州市没有一台小麦收割机，即使是我们这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农业大区，也没听说有哪一个县市有小麦收割机，当时收麦子完全是靠人工手拔、镰割来完成。所以，每到麦收这个虎口夺粮的关键时期，市里都会组织市区各单位，甚至包括街道、小学生去农村帮助收麦子。整个麦收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10多天的时间。

去农村援助收麦子这事儿，由局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1976年6月中旬，我们局去二十里铺公社支援麦收。当时局机关和公共汽车公司共同支援一个村，时间是五天。

头两天，局里苏书记、陈书记、于秉森和我四位局领导带领局机关部分人员，参加了麦收。

因为那时局里很穷，汽车公司的公交车也没有备用的，而局里唯一的一辆破旧小吉普车，留给贾局长在局值班用。所以，头一天局机关和汽车公司参加麦收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在单位集合后，统一到支援麦收的村子，往后几天则是参加麦收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按照统一的时间，地点在蔡庄村集合。

第三天，我按照时间提前到达集合地点等候，这一天是帮助蔡庄第一生产队收麦子，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抱了好多镰刀早早来到集合地点等候。

集合时间快到了，可苏、陈、于三位领导不见一个人来。汽车公司领队、局机关有人问我：＂孙书记，怎么还不见于主任来呀？＂

集合的地点，定在了进村路口边的几棵树下。当时我站在树下，望着进村路的远方，心中忐忑、望眼欲穿地盼着于主任他们快来。

听人这样一问，心中不免有些发毛。

因为这时集合的时间已经过了，可苏、陈、于三位领导一位也没到，特别是负责组织支援麦收的于主任没来，谁来负责与村里对接管这事儿？

因为前两天人到齐后，于主任都会根据两个单位到的人数，将人分给来领人的小队长们，去地里收麦子。

如今，于主任不来、苏书记和陈书记也没来，已经过了集合时间好一会了，仍不见他们三个来，大家都在一边等着他们，一边焦急的、七嘴八舌的盼着他们赶快来，有的说应该等，也有的说趁着凉快去干活，早干完了早回家（干到中午大约11:00多，我们会在村大队办公室或社员家，吃自己带的午饭，分到社员家还可以在大炕上躺一会儿休息，下午会再干一到两个小时，把当天分给的任务干完了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先把人分了？心中拿不定主意，如果分了，于主任来了肯定会有意见，如果不分，天会越来越热，我们也会延迟回家的时间。当时心中很是矛盾，又等了一会儿，见于主任他们仍然不来，无论是我们来支援麦收的人，还是村里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人群中已经弥漫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心一横对着大家说：＂看来于主任有事儿，耽搁在路上或者有急事儿现在不能来了，咱们先去收麦子吧。＂

说完这句话，我又赶紧根据汽车公司和局机关到场的人数和性别一分为三，分给村里一小队来的三人，让他们领着去各片麦地收麦子了。

就这样，于秉森这位比我大了一旬，我进机关后直接的领导，给我出的这个难题，总算是被我解决了。

问题虽然是解决了，我那天却是在不悦中度过的。对于秉森的不满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我将这种不满情绪记录在我的日记中。

1976年6月15日日记摘抄：

昨天，我感到事儿办得太憋气了，按说收麦的事是谁联系的，谁不来总要说一声吗，原来怎么联系的？到底怎么办？让我们去收麦的人心里也有个数，可是结果问谁谁也不知道，一个个大眼瞪小眼，都是劳动力的干活。

昨天的事儿无疑会破坏我的威信（不知内情的人肯定会认为年轻干部就是不行）。这倒无所谓，但联想到对青年干部、对老中青结合的新生事物上，问题就大了。

严多木（作者写回忆录时备注：这是我在日记中对于秉森的代号，因为我们家当时很穷，家中唯一带抽屉的迎门橱，是姐姐来我们家住时买的，在姐姐的卧室放着。我们家只有一张破旧的八仙桌，根本没有抽屉，家中没有可放日记的地方。所以我的日记平常是锁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担心有时忘记锁了，会被人偷窥日记，所以就为我的直接领导起了这样一个代号）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吗？？？！这样看来，我原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了，这样下去，往后的工作怎么干？前边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平坦呀。怎么办？？？不怕，无论别人怎么给自己出难题，我都不怕，有党和群众的支持就是千斤重担也要挑起，让那些企图看我们年轻干部笑话的人见鬼去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