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因书结缘：〈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

安静

赏析《因书结缘：〈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 书评者：澳大利亞著名華人作家 ：梁晓晖 2025年8月18日墨尔本 〈悲越天山〉〈客家旧事〉作者：南洋阿寶，即劉寶軍。馬來西亞的作家，學者和書法家。作者：劉寶軍⬇️ 赏析《因书结缘：〈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 ———澳大利亞著名華人作家 ：梁晓晖  南半球的金秋五月，迎来了墨尔本的作家节（2025年5月8日至11日）。10日星期六，墨尔本的作家们在Richmond图书馆迎接了世界华文笔会的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美国南加州与休斯顿、金门，以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刘宝军先生。在向世界华文笔会张辉主席的赠书仪式上，身材高大，率性真诚的刘宝军先生赠送了他的长篇《悲越天山——中亞東干人記事》（以下简称《悲越天山》）。该书于 2025年由CM Diverse Sun Bhd.出版。他以中气十足、饱含激情的声音说道：“我用这本书记录了被华人社群遗忘的二十五万陕甘华侨，讲述他们一百四十年来从移民、生存到发展的故事。这群生活在李白故乡西域的东干人，为了不忘中华文化，以俄罗斯字母书写华语。文学必须有社会性和意义性。我将此书奉献给世界华文笔会，是希望让全球华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刘先生最后引用王昌龄的诗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以及高适的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作为赠书的结语。他的话语清澈真诚，既表达了创作初心，也传递了对作品能够引发理解与共鸣的自信。那份真诚与自信，打动了坐在第二排的我，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不禁好奇：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什么会为远在五千公里之外的一群人立书呢？再一想，不正如我自己吗？我也刚刚出版了《子夜对谈 - 客家旧事》（以下简称《客家旧事》）的第二版，为一个远在七千多公里之外的客家族群立书。那一刻，我心中生出一个念头：我们的灵魂应该是相通的。我们都是飘泊的游子，追逐着历史的脚步。或許彼此的寻觅，正是理解对方写作初衷和历史意义的基石。会议结束后，我主动向刘宝军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并赠送了《客家旧事》。他慷慨回赠《悲越天山》，还指着我的书封面说：“我在马来西亚对客家历史文化做了许多研究，也算是个专家。回国后一定会好好拜读你的书。” 我们的相遇如风，短短交谈几句，又在集体合影后道别。临别挥手之际，刘先生高声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我喜欢他这种率直的豪气，便大声回应：“非常高兴认识你！”笔会当晚，我迫不及待翻开《悲越天山》，西域古风扑面而来……在阅读此书之前，我曾听闻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陕甘回民反清起义，以及左宗棠在1870年代平定“陕甘回乱”，收复伊犁、吐鲁番、乌鲁木齐等西北边疆地区的史事。但我从未深入追究其前因后果，更不知左宗棠的镇压导致近千万陕甘回民惨遭杀戮。起义领袖白彦虎、马占鳌等人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带领残部历尽千辛万苦，翻越连鸟儿都难以飞越的天山，最终死中求生。这些逃过天山而生存下来的炎黄子孙，在异乡被称为“东干人”。《悲越天山》以饱满的热情记录了东干人翻越天山后，横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全书既详实梳理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局势、白彦虎率部翻越天山的悲壮历程，也细致呈现了幸存者代代开荒垦殖、落地生根、勤勉致富的奋斗史。书中不仅有史实与人物事迹的深度追溯，还以细腻优美的笔触描绘了中亚东干人聚居地的塞外风光：吉尔吉斯的伊塞湖、二道沟后雪峰环绕的群山、阿来套山间辽阔的草原、天山环抱下的纳戎山城、蔚蓝奇幻的巴尔喀什湖、云雾缭绕的秋河谷地……皆如画卷，跃然纸上。读刘老师的书，我时常掩卷沉思，不止一次为《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的创作思路与历史关照之相似而拍案。《悲越天山》记载了1877年冬天三批东干人的大迁徙：• 第一批由“大师傅”（或称“狄道阿爷”“阿爷老人家”）率领的甘肃籍人；• 第二批由英雄白彦虎率领的陕西籍人；• 第三批由马占鳌（马大人）率领的新疆与青海籍人三批人撤退进入俄国境内，幸存者仅6,209人。逃亡的惨烈场景，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他们越过海拔三千至六千九百米的高山，后有清军追击，前有雪岭阻隔。”我不难想象，人力之躯如何与高寒缺氧、暴雪雪崩、饥饿疾病抗争，那是怎样的残酷与壮烈！刘老师还写到，白彦虎率众翻越天山的纳戎峡谷时，许多人葬身其中，遗骸遍布，遂使此地被后人称为“骨头峡”。白彦虎率领幸存部众在秋河畔一片荒凉之地扎营开垦。那时此地荒芜无人、黑甲虫成灾，而他们却以坚毅之力将荒漠化为良田。今日，那片土地已是牛羊成群、水果飘香、菜畦婆娑，名字也从“黑甲虫”改为“营盘”。《悲越天山》第十章记载：“第二代东干人多数家庭都有7至15个孩子。在营盘、新渠和骚葫芦等农庄，有许多东干妇女生育十个以上子女，被称为英雄母亲。” 刘老师在前言中提到，这批人＂已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回民社会群体”。如今，东干人口已发展至近二十五万，其中包括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内，迁徙至俄国的约7,457名伊犁的回民；1962年5月29日“塔城事件”中，通过霍尔果斯和巴克图口岸集体越境逃往苏联的约6.7万新疆回民。对比来看，《客家旧事》里的那群客家人，在西晋末年（公元316年）为避战乱，自北方中原迁往江浙一带。迁徙之途漫长而艰辛，须跨越嵩山、秦岭，渡过淮河、长江，全程逾千里，史称“衣冠南渡”。此后一千年间，我的梁姓祖先历经四次大规模南迁，直至抵达广东梅县。每到一处，他们往往只能在瘴气弥漫、人烟稀少的深山荒岭开荒垦地、搭茅建舍。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被称为“客家”，却都以主人的意志坚韧生存，把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文化带到异乡。 东干人和客家人的历史交汇点并不止于此。在平定“陕甘回乱”之前的1866年（比东干人悲越天山早十一年），左宗棠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我在《客家旧事》的第二章中提到，太平天国覆灭后，因为太平军将士近九成是客家人，而且清兵与太平军的最后决战发生在嘉应州（现称梅州），引发了清兵在当地大肆屠戮。一些幸存者被迫投奔怒海，成为客家人“出南洋”的先驱。如今，我先人（梅州梁姓）的后裔估计约有九十万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东干人也在异域重建家园，代代相传。东干人与客家人，虽因不同的历史原因被迫背井离乡，但都深怀故土之情。他们未因流亡或迁徙而放弃自身文化，反而自觉肩负起守望祖先传统的责任。客家人至今保留着中原古音，东干人则以俄文字母记录汉语。两者在语言、饮食、衣饰、居住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延续了浓厚的中原传统。刘宝军先生对东干人的深情关怀，源于他对祖父的敬爱与怀念。刘爷爷一生历经艰辛，却始终恪守信仰，乐观大度。他在刘老师幼年时曾提起“同治之乱”和“白彦虎出关外”，在孩子心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年岁的增长，这颗种子逐渐发芽：大学时期，他在《参考消息》中读到一篇相关报道；后来，在马来西亚留学时，又读到高文远所著《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深受震动，燃起了追寻这段被掩埋的历史、还原真相的热情。我对客家历史的热情与执念，源自对祖母与父亲的挚爱。他们同样走过战争与苦难，却始终以善意与感恩面对人生。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讲述的生命故事，使我重新与客家文化接轨。让我体会到“落叶归根，江河入海”的意义。父亲去世后，这份触动化为动力，支撑我用十二年完成了《客家旧事》。《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一脉相承：都讲述迁徙与传承的故事，都饱含对历史与人文的深厚关怀，都是对文化记忆与人间故事的深情凝视。而且，我们的关注点并未停留在逝去的历史，而是进一步探索生死意义、命运循环、信仰力量等亘古不变、对宇宙与人生始终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悲越天山》第二十四章〈中亚现状感观〉与第二十六章〈后记——中亚东干社群发展面临的考验与趋势〉，更是将视角从历史拉回当代，展现了刘老师对未来的忧思与展望。阅读《悲越天山》，我不仅为东干人坚毅执着地传承祖先文化风俗而感动，更为刘老师不懈追寻他们迁徙足迹的热情所动容。书中记载了他三次亲赴西亚的实地考察：2001年初访吉尔吉斯斯坦李白的诞生地——碎叶城（托克马克），又到访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聚居地营盘、新渠，以及吉尔吉斯的二道沟、江尔帕克·一提别镇；2002年，他再访托克马克、纳戎、阿拉木图、阿斯塔拉；2005年，他造访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足迹遍及东干人生活的土地。 刘老师的写作风格如其人，豁达自如、豪迈恣肆。他叙述历史时如智者深沉，思索人生意义时似哲人深邃，描绘壮丽山川时宛若行吟诗人，在动情处又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正因这种充满原创性的写作方式，《悲越天山》并非枯燥的史书，而是一首首流动的长诗，一幅幅生动的人间画卷。7月24日，在我们墨尔本初识两月有余后，我收到刘老师发来的文章《墨尔本“对谈”客家事》（以下简称《墨尔本“对谈”》），这才明白当初相识时他所提及的与客家缘分是何等深厚。文章从我们在墨尔本的结缘谈起，娓娓道来马来西亚各地客家社团的成就与影响，以及他曾走访中国客家聚居的大埔、五华、松江口岸与梅州的见闻，还提及张弼士、李光耀、叶剑英等多位近代著名客家人物。《墨尔本“对谈”》的结尾，再度回到我们的相识与共同经历，并谈及他阅读《客家旧事》的感怀。字里行间，既有对拙作的厚爱，也有对客家人不屈不挠精神的由衷钦佩。刘老师在文中将他和我这一代海外移民视为客家人与东干人迁徙精神的延续。何尝不是呢？所有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人，不正是为了寻求更自由广阔的空间、更美好富足的生活？客家人与东干人历尽千辛万苦，在新土地和新国度上开创生活的故事，正与我们这一代移民不懈奋斗的经历互为映照。无论身处世界何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不会停息。刘老师将《墨尔本“对谈”》刊发在多个网络平台，包括《世界华人周刊》、国内的“美篇·LH龙城”、法国的《巴黎文学》（安静），以及葡萄牙的一个平台。他特意将平台链接发给我，这份心意让我十分感动。鲜有人会对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给予如此真诚善良的推荐。刘老师不愧是一位胸怀广阔、性情率真的文学侠士。他在《墨尔本“对谈”》中写道：“一个民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其文化、生活与拼搏的优秀记录。” 《悲越天山》与《客家旧事》，正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这样一条恢宏壮阔的历史长河。数日前，我收到一位中国的堂兄发来的视频，提到第六届世界客属青年大会将于今年十月在陕西西安举行。视频中说：“陕西与客家的渊源可追溯到两千年前。” 我的祖先正是来自陕甘的安定。从安定迁出的梁姓子孙皆以“安定”为堂号。刘老师的故乡张家川，位于陕甘交界处。我将视频转发给他，并留言：“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是比邻而居的乡亲。”谁能说这只是戏言呢？此刻，5月10日初次相见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他憨厚地站在台上自我介绍时，那份亲切感油然而生。要多少辈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那似曾相识的温暖记忆？故書此文，以投桃报李。 编辑制作：巴黎文学（安静）巴黎海外暨港澳台诗社成員特别顾问美国:梅振才澳洲:张立中香港:蔡丽双林峰社长:许连进(香港)副社长:赵永鹏(美国)雷锦泮(美国)秘书长:戚继明(香港)监事长:陈红月(法国)总编:许连进公众号·巴黎文學海外暨港澳台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