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与一个时代的破冰

青童

　　1979年9月，一封薄薄的信件终于递到我手中——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它轻如鸿毛却又重如干钧，牛皮纸封面下，蛰伏着一个被时代洪流冲撞了11年的灵魂，承载着我10多年来被这股洪流裹挟的迷茫与挣扎，预示着未来人生的新起点。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破冰黎明。

荒芜的土壤：十年教育断层

我的课本是印刷体的红宝书和“两报一刊”社论，课堂在背诵“老三篇”和学习时代英雄以及“斗私批修”之间转换。1966至1977年——我的求学之路，整个基础教育岁月与“文革”完全重叠覆盖，甚至延伸到“抓纲治国〞初期，我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而此时我正好7岁，开始报名读小学。其实我家对面就是贵阳市有点名气的毓秀路小学，但我们这届邻居小伙伴们不知为啥全被安排到云岩电影院（现今的云岩广场）左边的成都路小学（现在那里变成了建设银行）读书。初中和高中则是在电影院右边的贵阳七中就读。

既然是“文化革命〞，我们就不再戴红领巾了，而是佩戴“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标牌或者红袖章。一至四年级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还有林副统帅为红宝书写的《再版前言》。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经常到校门口的大街上看革命群众游行，那时伟大领袖只要发表最高（最新）指示，大家就要按单位集中游行。平时就经常看造反派“文攻武卫”，看大字报，看批斗“牛鬼蛇神”，看押送坏人游街示众、甚至是犯人身背斩条赴刑场。1969年在贵阳紫林庵地段发生了著名的7.29枪战，我们到现场看热闹，亲见工人造反派改装的“装甲车”被打歪在延安饭店墙边的壕沟旁。此外，我们就是学唱样板戏并排练，到化龙桥头的豫剧团演出，主要有《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还有《白毛女》。学生们课间就到水泥台上打乒乓。进入六年级的那个秋天，突然听到传达：副统帅带着老婆儿子乘飞机逃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吓了我们一跳。

1972年9月，我转到隔壁的贵阳七中就读。我们那届初中生很多，有10个班。但七中校园很小很破旧，就一栋4层高的新教学楼和一栋3层高的木地板老办公楼，所谓操场也就是两个篮球场，实际就是四个篮板而已。而且我们进校时还要自己带板凳去，先劳动，在土操场上用锤子敲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石头，用于平整那两个篮球场。

初中3年，我们就是在不间断地学习历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顺带批周公、批《水浒》及宋江投降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革命英烈，学“白卷英雄〞张铁生，学反潮流小将黄帅…，唯独不学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课堂上的内容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内容，真正的数理化、文史哲被“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取代。那时我们经常2人一组从城里抬着肥料（大粪）到七中的农场去（在老城东边的打鱼寨西瓜村，就是现在的渔安新城一带）。也去过郊区的农村劳动过。学工是到贵阳棉纺厂（现今的浙江商城），把棉花变成线，再织成布。又到新华印刷厂（现今的新印1950）劳动，加班加点印刷《水浒》，用以批判宋江。

1975年秋，我们就近升入本校高中部。那时高中只读2年，虽然不需要升学考试，但是也是有比例的，大概在30%左右。其实，那个时候读不读高中都无所谓，那是一个不尊重知识的年代，流行读书无用论，批判学而优则仕，鼓动反潮流甚至罢课。读了高中也没什么用，只是延缓到社会上去闲晃。学习无目标，也看不到前途，学校也不会按数育规律教学，而是不停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劳动。经常是班主任（教物理的张S明老师）上课就念“两报一刊〞社论，他虽然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却也犀利的轮视着我们。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讲出身讲政审（血统论），赞扬农民起义。不断学习“梁效”和“罗思鼎〞的文章。经常到七中农场劳动，到羊艾农场（磊庄）劳动，不断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学会了三个“道理”，即：阶级斗争（纲举目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左比右好（政治挂帅）。

多事的年份：迷茫中的等待

进入1976年，那更是一个多事之秋，一开年周恩来总理病逝，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就上街卖报纸（号外），制作小白花和花圈开展吊唁活动。3月8日空前的陨石雨降临吉林省。到清明时节，终于酿成“四五”天安门事件。7月1日，曾经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到9月9日更是塌天了，广播传来噩耗，伟大领袖逝世！红太阳陨落，全国哀乐低沉，不间断地巡回响了一周，举国哀悼。我们红卫兵仍然上街卖报（号外），制作小白花和花圈悼念。9月18日下午3点，全市约20万人集体到春雷广场参加全国统一的追悼大会，现场广播转播，那时没有视频。人们悲痛欲绝，有很多人当场昏倒。今后何去何从？

到了10月上旬，突然传出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又是举国欢庆。但我们高中生体会不深，感觉一切照旧，因为还是在实行“两个凡是”，歌颂英明领袖，抓纲治国。所以我们仍然感觉前途迷茫。实际上从进入高中以来，各个班就不断有同学不辞而别，一些人是抓住最后机会下乡当知青去了，这时候基本上知青都开始在回城了，没有人强行要求你下乡。还有一些同学是顶替提前退休的父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去了。所以我们高中5个班并成了4个，撤销了（2）班。面临毕业，我们愈发感到迷茫…

就在这茫然中，1977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了。毕业的我成为“社会青年”，下乡潮已然退去，又不可能招工和参军。政策夹缝中的我们，像野草般在时代的裂缝里随风摇摆，却找不到破土的方向。每天百无聊赖地闲坐在家里，没有工作做，没有书读。人生的路啊在哪里？

冰封的独木桥：两度坠落的挣扎

就在这当口，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惊雷炸响，向全国人民宣布恢复高考的重磅消息。我们马上在家复习备考，但实际只有两个月时间，其时连教科书都没有，“文革”荒芜的课程哪里补得及呢？而且我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家人和他人的参谋下，报考了理科。其实我是文科的料（后来文理分班是有道理的），当时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7年12月15日至16日两天时间，我到贵阳三中（今喜来登贵航酒店）考点参加了考试，语文作文题为《大治之年气象新》，然后是理科科目和英语。文革10年学习断层的恶果里现：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当时是仓促恢复高考，不兴公布分数的。

到第2年开春，眼看着别人入学，自家只有想尽办法去谋出路。终于，经过家人努力，在开年后到省医药公司仓库当工人去了（在郊区苏家寨），就是当装卸工搬运药品及器械，月薪为21.5元的学徒工工资。交通车为敞篷大卡车，风雨无阻。

这种日子怎么过下去呢！更令人绝望的是，从1978年4月6日开始，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本年的高考消息，关键是报考对象，就是没有我们这种人，即往届生，属于“应该上山下乡而没有去的青年〞，成了政策夹缝中的“社会青年”（包括合同工、临时工、集体所有制职工等），这种人当时规定需要提交“留城证”或“免下证”才能报考，而办这个证件除非你是独生子女，再就是你有病或残疾，否则你就得下乡去呀，你就不该留在城里，但是政府此时又在大规模安排知青回城工作。这不就进入一个悖论和怪圈吗？！

当1978年7月20日考生们走进考场，这深深地刺激了我！因为不是我不行啊，却不让报考，又不让上山下乡当知青，又不安排招工和从军，前路何在啊？我想不通，这又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政策性规定啊。于是我提起笔来奋笔疾书，把我的心灵呼声付诸笔端（略去原件2000字），分别在当年秋天寄送中办、国办、教育部、团中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青报等，还有分管教育的方毅副总理和教育部长刘西尧，倾诉了我的苦恼和渴望读书的愿望，希望中央高层能听见我们的呼声，调整招生政策，让阳光普照天下！

当时，有我这种想法和举动的年轻人应该很多。比如，稍晚一段时间的1980年5月1日，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人生的意义何在？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吗？…我相信，就是我们这批人的呼声终于让中央高层听见了，而且时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

解冻的曙光：三中全会与考场的门缝

于是，转机出现，喜讯开始传来，就是说我们这种社青也可报考大学了。贵阳市教育局敢为人先，抓住时机岀面在贵阳三中举办了大规模的高考补习班，大约有20多个班，分为文理科，组织了各中学的名师来授课。而且先于12月份在贵阳10中组织入学资格考试。这次我及时报了文科班，而且果断地脱产去学习。 1979年开春，就是在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时，我们即全身心投入复习中。3月7日，教育部召开1979年招生工作会议。5月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九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报告》，公布招生政策。重点是，1979年中央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取消“留城证”限制，放宽报考条件，允许城镇待业青年（社会青年）和集体制职工直接报考。这一政策调整使得更多城镇待业青年获得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终于，经过5个月的突击，1979年7月7日，我走进了河滨公园旁的贵阳20中（今贵州省实验中学）的考场。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将小说《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题目既考察叙事能力，又暗含道德评判——陈伊玲因救灾耽误考试，最终被破格录取。接下来依次考了历史、数学、地理、政治、英语。我总体感觉尚可，均在掌握范围内。

纸上的惊雷：通知书与国运的共振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其实我是平静的，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无事就去黔灵湖游泳，到省图去看书。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是9月26日寄到我报名的医药公司的。我虽然没有蹦跳起来发狂，但还是很欣喜的！我知道，虽然这是迟到的通知书，但一定是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据了解，1979年全国468.5万人报考，录取28.4万人，录取率约6.1%（贵州的录取率为5%）。但我们在三中补习班的同学，很多人都考取了，录取率是很高的。

我认为这不是青春的捷报，而是历史的补偿。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撬动中国冻土时，这张纸成为千万个“陈伊玲”的平反书，它认可了被狂风卷走的年华，赦免了荒诞岁月的“知识原罪”。我终于赶上了这班车，跻身成为了“新三届”群体的一员！

于是，我仿照陈元帅的《梅岭三章》，亦赋诗一首以明心志。

获大学录取通知书有感

其一

夙愿今遂志若何？前路攀登苦战多。

此去学园图破壁，苦修十载冲网罗！

其二

少小读书历暑寒，而今榜上名已镌。‌

望君从此多努力，喜报送来胜银钱。

其三

读书入校为邦家，矢志创新绽春华。

鲲鹏振翼今日事，征途竞展万里霞。‌

再生的根须：从个人史到国史的镜鉴

多年后回望，通知书上泛黄的油墨已渗入生命肌理。它证明了“人”的觉醒，作文的变化显现了高考终于从政治传声筒变为人性价值的勘探者。它见证国运的转折点：同年，深圳开始画圈，知青大返城。知识重新成为尊严的刻度，个体命运终被纳入国家叙事的经纬。

但是好事多磨。1979年贵州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却延迟发放了，9月26日才收到。入学时间推迟至11月13日。据了解，主要是贵大内部针对时任书记、校长黄辅忠的抗议活动是导火索，部分师生对黄辅忠的管理方式等提出质疑，认为其不符合拨乱反正后的治校要求。抗议活动导致校内行政系统瘫痪，新生录取通知书审核、寄发流程被迫中断。直至上级部门介入调停后，校务逐步恢复，新生才得以入学。1980年，老八路赵凤岐二度出任贵大书记、校长。

我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迟到了，但却真切地改写了命运，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文革”的荒芜到改革开放的曙光，这封通知书不仅是我个人的胜利，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告诉我们：无论曾被时代如何耽误，只要不放弃，终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春天。所有被时代耽误的，将会在时代的转弯处获得补偿。

上图是高中时红卫兵跳红舞。

下图是初中同学。

贵大同学在大礼堂前留影（下）

贵大写给新生的欢迎信（下图）

贵大运动精英。

刚刚跑完4×400米接力赛，每人平均56秒，打破贵州高校记录，夺冠。（上图）

破记录的队员与校领导合影。

同上。

下图是毕业时分组与系领导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