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山东博物馆（一）：石像、石刻、石画，融入石头的信仰与艺术

阿狼故事

2025年8月3日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有事来到泉城济南，打算用3日一个下午时间参观完山东博物馆，然而没成想，山东博物馆的藏品太丰富、太珍贵，以至于一个下午根本不够。正好两周后我们还得再来，于是我们于16日下午再次进入博物馆，用了两个下午才参观完毕。

山东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品有40余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超过5万件/套。山东博物馆展馆众多，我数了数，可免费参观的展馆达到19个，虽然展馆多，但是博物馆条理清楚、主题突出、介绍透彻，游览起来非常清晰明了。

一楼的1号展厅为“佛教造像艺术展”，2号展厅为“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两个展厅的展品基本都是石头艺术品。

石头是纪录的最好载体，纸张、布帛、铜铁、雕塑、建筑等等载体都会被时间摧毁，唯有刻在石头上的记忆、想法、想象才会长久的保存下去。正是由于石头的这种坚韧，人们在石头上雕刻、书写、绘画，将自己的故事、信仰、图腾、审美、艺术追求传承下去，以达到永恒。

山东是古代中国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兴盛之地。东汉永平年间佛教正式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晚期山东画像石中开始出现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图像。公元351年，著名僧人朗公在济南近郊琨瑞山金舆谷建立了朗公寺，即今济南历城神通寺，是山东现存最早的一座古代寺院。山东佛教历经北朝、隋唐和北宋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山东北朝佛教与齐鲁文化不断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造像风格，其中以背屏造像的祥龙嘉莲装饰和圆雕佛像的"薄衣贴体"风格最具特色，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隋唐和北宋是山东佛教艺术发展的另外两个繁荣时期，以摩崖造像、佛塔地宫和彩绘泥塑最具代表性，均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

山东地区佛教文物类型众多，有背屏造像、单体圆雕、佛塔、经幢、石函、碑刻等，材质有石灰石、汉白玉、金铜等，时间跨度从北魏到明清一千多年，反映了山东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造像风格。丰富的文物种类与造像形式，是山东佛教艺术兴盛的充分例证，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比丘道休造弥勒佛像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造像，从底座题刻可知佛像为山东广饶皆公寺内的弥勒像。

背屏三尊像（北魏）

　　背屏式造像是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流行的一种佛教造像样式，通常是在圭形、矩形或莲瓣形的背屏前，以高浮雕、浅浮雕或线刻相结合的手段，雕刻出以主佛、胁侍菩萨、弟子或供养人以及飞天等构成的佛教场景，多为一佛二菩萨的三尊像，也有单尊或多尊的背屏式造像。

比丘惠辅造弥勒佛像（北魏）

　　山东北朝早期背屏式造像，屏和座多为一体，屏部较厚，在其侧、背面凿刻千佛等其他内容，体量较大，气势雄伟。造像底座上大都有题刻，内容多为供养人姓名，以及发愿文等。北朝后期，渐渐形成了屏座分离的榫卯结构。山东地区尤以青州地区出土的背屏三尊像艺术水平最高。

孙宝憘造背屏三尊像（北魏，518年）

　　孙宝憘造背屏三尊像原为山东金石保存所旧藏，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主佛跣足（光着脚）立于台基上，左手施与愿印，右手及头部缺失，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右雕两株高大的莲花。二菩萨头部残缺，手持莲蕾、法器。原背屏边缘刻有火焰纹，顶部一龙头，主佛头光两侧各一飞天。

造像基座中间刻博山炉，两侧各一跪姿供养人和护法狮子，其间题刻造像记与供养人姓名，原文为："大魏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三月丙辰朔，廿日乙亥，青州高阳郡安次县人孙宝僖，敬造尊像一躯。仰资父母，又愿居家眷属，现世安吉，一切群生，同归彼岸。像主孙宝憘恭敬供养佛时。清信女佛弟子房令妃供养佛时。"
该造像为"早期形态的飞天奉龙背光式三尊像"之一，此类雕饰存世稀少，极具研究价值。 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北魏，525年）

　　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通高2.24米、宽1.41米。造像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主佛法相端庄，面带微笑，内着僧衹支，外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左手施与愿印，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舟形背光内刻九尊化佛，正上方饰“倒龙”图案。背屏上部雕十一身形态各异的伎乐飞天。主佛两侧立胁侍菩萨像，供养人像则位于主佛与胁侍菩萨之间，手持莲花，面佛而立。

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背面

　　背屏左右两侧及背阴雕规整的方龛，刻196尊坐佛，是为“千佛式”。造像长方形基座上阴刻题记，记载了道像主要捐助人贾智渊、其妻张宝珠及当时益都贾氏大族成员姓名及发愿文。贾智渊造像是一尊典型的融合了南朝风格和青州本地特点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道像，具备了背屏三尊像成熟期的各类元素和典型特点，且保存比较完整，供养人像和題记齐全，是北魏佛教造像中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背屏三尊像残件（北魏） 彩绘佛像

　　

贴金彩绘佛像

　　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是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佛教造像之一 。该造像所属窖藏共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北齐时期造像以"曹衣出水"风格著称，衣纹疏简流畅，融合了古印度笈多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造像表面采用贴金彩绘工艺，大部分保留完整贴金层与矿物颜料彩绘，展现了青州佛教造像特有的"薄衣贴体"雕刻技法。这批造像的确立使"青州风格"成为佛教艺术史的重要流派，被学界评为"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青州风格”具体体现在北朝时期的背屏三尊像和单体圆雕造像上。背屏三尊像中间主尊多为佛像，两侧各一胁侍菩萨，造像神态安详，面露微笑，俯视众生。主尊两侧雕刻双龙，口衔莲花，托举胁侍菩萨。龙与莲花雕刻玲珑剔透，成为青州风格的标志性特征。背屏上部正中多为一单层塔，两侧对称雕饰飞天，其他部位饰火焰纹。薄衣透体的单体圆雕佛像、菩萨像是青州风格的另一方面，这类造像体态修长健美，服饰轻薄，表现出比例准确、身体匀称的造型之美。

菩萨装束

　　菩萨造型源于释迦牟尼出家之前的太子形象，其装束繁复精巧，雍容华贵，不同朝代各有特征。北魏时期菩萨造像飘逸俊秀。多服天衣、帔帛，较少装饰。东魏时期菩萨面相清秀，弯眉细长，口含微笑，轻衣薄裙贴体，装饰更加复杂，璎珞、珠链等刻画精致。北齐时期菩萨丰腴健硕，服饰愈加精巧华丽，佩饰也更加丰富多样，多头戴宝冠，着项圈，佩手钏、臂钏。

贴金彩绘佛头像（北齐）

　　佛像面相的多样性也是山东造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体现。长方脸，高鼻，体现的是中亚地区因素；长圆形脸，体现的是中国南方因素；圆形脸，五官紧凑，体现的是中国北方刚刚兴起的审美思潮。

北魏时期的佛像一般肉髻高显，面相清秀，东魏、北齐时期的佛像面相又转为丰满圆润，肉髻逐渐变得低矮。尤其是北齐时期佛像，肉髻低至近平，螺发，双目低垂，嘴角上扬，面带微笑，神情庄严祥和。同时期菩萨像头戴宝冠，也呈此风格。 张海波造三尊像（北齐，562年）

　　这是一尊汉白玉造像。山东地区北朝时期汉白玉造像主要发现于境内北部地区，腹地偶有出土。汉白玉造像质地洁白、形体较小，造型雅致，施主多为普通百姓。汉白玉造像自铭为"白玉像"，河北古代定州是其流行的中心区域，与以山东古青州为中心的石灰石造像（俗称"青石造像"）成就一样卓著，是中国佛教雕塑中的两枝奇葩。山东北部既有汉白玉造像，也有青石造像，是河北与山东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张海波造三尊像以主尊菩萨的“思惟状”坐姿为显著特征，展现了北齐佛造像艺术的精湛技艺与深厚文化内涵。主尊菩萨呈“半跏思惟像”坐姿：左脚下垂撑地，右脚曲腿搭于左膝，右手支下颌，左手抚右脚踝。这种姿态表现了悲悯、忧思之情，常见于佛教造像中的“太子思惟像”或“弥勒思惟像”，源于释迦牟尼佛成佛前目睹众生相食的悲悯场景。三尊像布局严谨和谐，主尊居中，两侧胁侍菩萨或弟子像（具体身份需结合实物细节判断）。每尊佛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了北齐佛造像艺术的生动性与感染力。佛像衣着采用“半披式”或“褒衣博带式”佛衣，衣纹流畅自然，体现北齐时期佛衣样式的本土化特征。面部饱满圆润，五官娟秀，神情亲和，可能流露孩童般的稚气，符合北齐造像“秀骨清像”的审美风格。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推测为东魏）

　　石灰石造像。背屏部分残缺，但佛塔纹饰保存完整。采用正侧面表现手法，即从正中雕刻佛塔的两个面交角，塔基为折角线，形成立体感。塔身分上下两部分，下层为莲花莲叶装饰的塔基，上层为覆钵形塔身，覆钵外围饰山花蕉叶或圆形花纹，顶端有多重相轮和三根塔刹。雕刻技法为高浮雕，线条流畅，细节精致，展现北朝晚期佛教造像的精湛工艺。

佛塔是佛教中象征“圣树”和“佛陀”的建筑形式，背屏顶部的佛塔纹饰体现了北朝时期佛教信仰的普及与深化。北朝时期，此类背屏顶部的佛塔被称为“宝塔”，如北齐天统五年（569年）造像碑上铭有“宝塔空悬”，其顶部雕刻由飞天奉托的单层塔，与山东博物馆藏残件形制一致。
佛塔纹饰常与飞天、龙纹、莲花等元素结合，形成丰富的视觉层次。背屏式造像中，佛塔由飞天托举，两侧对称分布，强化了神圣与庄严的氛围。

背屏式佛造像

这尊造像由佛像、背屏和基座三部分构成。

辟支佛像（唐朝）

隋唐时期，佛教艺术经过南北朝长时期的发展，不再亦步亦趋模仿外来艺术风格和手法，而是呈现出高度理想化、典型化的新模式。造像丰腴肥美，风格成熟，技法高超，形式多样，展现出生机勃勃的盛世气象。
贴金彩绘佛像（唐朝） 弥勒信仰

　　唐代净土宗盛行，弥勒和阿弥陀佛信仰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支，相关的弥勒、阿弥陀佛像风行。唐代弥勒信仰以武周时期最盛，弥勒像以倚坐式为典型，着褒衣博带式汉装，形体丰圆，与唐代世俗化审美观相通。

菩萨造像（唐朝）

　　唐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尤其是菩萨造像，表现出典型的世俗化与女性化倾向。唐代菩萨像多脸庞圆润，曲眉丰颈，五官秀美，身体呈S型，上身袒露至腹，帔帛斜挂；下穿罗裙，腰部有束带。服饰华美，帔帛环统，璎珞小巧精致，衣服轻薄透体，纹线流畅自然。

罗汉像（北宋）

　　宋代，佛教艺术继续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全国范围内造像风格渐趋一致，逐渐摆脱了对神灵气质的刻画，而着重形体和人性的展现。济南市县西巷考古发掘的开元寺旧址遗存是迄今发现的山东隋唐佛教造像数量最多、形象最精美的佛教寺院遗址。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27尊宋代泥塑罗汉形象逼真、姿态各异，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造像碑

　　中国佛教发展经过了南北朝、隋唐和两宋三个高潮时期，这也是佛教艺术逐渐中国化的历程。山东虽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但其佛教的发展几乎与全国其他地方同步，同时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除造像艺术之外，山东境内还保存了其他众多古代佛教文物和遗存，如古寺残迹、佛塔、经幢、舍利石函、碑刻等，是了解山东古代佛教信仰状况的重要资料。古代寺院建筑虽早已化为尘土，但寺院废墟中破土而出的佛教文物，延续着"晨钟暮鼓"的千年余音。

龙兴寺铜钟（唐朝天宝年间）
　　钟身高1.3米，口径0.9米。上有螭龙钮，钟体近直筒形，下口圆而平。钟身外壁原有唐代长篇铭文，但被凿去，仅"开元""益都"等字依稀可辨，现存"大元天历二年岁次己巳庚午月己未日／益都路总管府建"等为元人后刻。据钟壁"佛日增辉"等铭文，可知其属寺院佛钟。 马鸣寺碑

　　又名马鸣寺根法师碑，通高1.7米。碑文正书约600字，详述根法师生平。其字笔意精到，浑厚有力，乃魏碑作品之代表，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该碑是北魏时期有关佛教文化的重要石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书法和艺术价值。

左：舍利石棺 右：舍利石函

　　舍利有两种，一是真身舍利，指佛涅槃火化后的遗骨；二是法身舍利，指佛经。一般所说的舍利指佛骨舍利，以其灵验和瑞祥为中国皇帝贵戚和一般民众所信奉。舍利一般埋藏在塔内，埋藏舍利的葬具有的叫函，有的叫椁，有的叫棺，以石、铁或金银等做成，这些葬具往往有多重，套装在一起，最多的有九重，和古代天子之礼等同，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埋葬习俗而埋藏的。

石幢

　　石幢大多立于寺院建筑前侧，为守院建筑的重要标识或附属建筑。石幢一般为多棱柱形，其上刻小像和经义，也有刻文纪事的。刻经文的石撞称为经幢。石幢还有受福辟邪的功效，常立在路旁，有泽被行人之意。

龙虎塔残件（唐朝）

　　塔源自古印度，多用来供奉舍利、经卷或法物。塔传入中国后，结合本土建筑形式和传统观念，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塔文化。不但样式、大小、建筑材质不一，而且表现方式不同。我国的佛塔按建筑材料可分为木塔、砖石塔、金属塔、琉璃塔等，汉晋南北朝时以木塔为主，唐宋时砖石塔得到了发展。

银塔（北宋） 铜佛像

　　金铜造像即鎏金铜质佛教造像。与石刻和泥塑造像不同，金铜造像多铸造而成。金铜造像作为一种重要的佛教艺术造型，分布在南亚、中亚、东亚和东南亚佛教流行的广大地区，在人们的佛事活动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我国汉魏时期即有制作金铜造像的记载，此后历代均有发展，其中的汉地造像与藏传造像各成系统。

明代金铜造像神态优美，工艺精湛，其中永乐和宣德年间，出现了一批汉藏艺术因素巧妙结合、水乳交融的佛教造像类型，称作“永宣造像”。

左：铜菩萨像 右：铜佛像

此类造像题材以当时藏传佛教样式为蓝本，面部宽平，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肌肉饱满，细部刻画精细入微。优美流畅、质感颇强的衣纹，胸前及腰部的联珠式璎珞，则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整体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透着温文尔雅。

十一面千手观音铜像（明朝）

　　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之一。“千”为无量及圆满之意，千手表示遍护众生，千眼则表示遍观世间。
　　山东博物馆馆藏明代十一面千手观音铜像，高达2.12米，通体鎏金，是金铜造像中难得的珍品。观音结跏趺坐，头戴宝冠，共有十一张面孔，分五层排列。全身共计四十八手，身前双手合十，其下双手施神定印，其余各手或执法器或施手印，手中刻有法眼，左右巧妙分布。

佛像手印
　　说法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教化大众，佛教新图的发愿纹中常有“值佛闻法”之句。 佛像手印

山东省汉画像石出土地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木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

　　汉画像石诞生于灿烂辉煌的汉代文明， 汉代人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描绘出汉代现实生活、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被誉为“汉代历史的画卷”。汉画像石承载着深厚的齐鲁儒学底蕴，全景式展现了汉代社会的生活风貌与礼仪习俗，古朴而宏大的民族审美，开放而自信的时代精神，赓续两千余载，历久弥新。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起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发现数量最多，内容题材最丰富，雕刻技法最多样，建筑形制最齐全，被众多金石学家著录，历经千年的摹写与考述，传承至今，成为全国汉画像石发现与研究的先驱。

石狮

东汉，淄博市临淄区出土。青石圆雕，头大身小，昂首口张，目视前方，双耳竖起，颈粗腰细，臀部隆起，身形矫健。颈部浮雕长鬣（lie)，并刻有隶书铭文一行："雒（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狮）子一双"，记载了工匠姓名及籍贯。

此尊石狮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石狮之一。

汉琅琊相刘君墓表

神道是指墓前开辟的贯通式道路。西汉时期已开始在陵墓地面放置具有礼仪守护、吉祥辟邪等功能的石刻。及至东汉,神道石刻制度逐渐完善,中轴排列、对称设置石柱、石阙、石兽、石人、石碑,展现出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之美

山东是汉代墓地建筑类型最为齐全的地区,各类陵墓石刻均有发现,尤以嘉祥武氏墓地为代表,呈现了东汉神道石刻的典型布局。

　　

　　汉琅琊相刘君墓表 ，山东历城发现。该墓表是东汉时期的石刻文物，因其残存篆书“邪相刘”三字而得名，是研究汉代陵墓制度与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柱身为圆柱形，高约2.16米，表面雕刻有纵向凹棱（模拟竹节纹），体现汉代仿束竹柱的装饰风格。接近顶部处有石额（刻文方石），原可能刻有墓主身份或铭文，但现存残石仅余“邪相刘”三字。柱身下部刻有绳索纹，模拟竹子捆绑的痕迹，与南朝石柱的“凹槽棱”形成对比，彰显汉代石刻的独特审美。

石狮（东汉）
　　灰色石灰岩圆雕而成。昂首仰视，张口露齿，鬣须微卷，臀部隆起，尾部残断仍壮硕有力，身形动感矫健。
　　狮子非中国原有动物，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由外邦进贡到中国的。汉代石狮造型雄壮灵动，展现出气魄深沉、雄伟浪漫的艺术风韵，是汉代雕塑艺术的杰作。 孙氏阙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莒南东兰墩村出士。阙整体为方形屋顶、梯形阙身的重檐单阙。阙身为汉代碑碣造型。正面雕刻人物拜谒、乐舞杂技、六头人面兽等,左侧有人首蛇身者等。阙右侧刻隶书一行"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仲升父物故行丧如礼刻作石阙贾值万五千"。该阙是现存最早刻有纪年的汉代石阙。 捧盾石人

　　东汉，山东曲阜陶洛村出土。石人呈立姿，躬身站立，双目平视，面容憨态可掬，给人以质朴之感。头戴巾帻武冠，身穿大领长袍，衣纹简洁流畅，体现汉代服饰的典型特征。双手合抱捧盾，盾形物雕刻细致，与石人整体造型相协调。捧盾石人多为墓前守护墓主的门吏、亭长、卒之类，是东汉丧葬礼仪中重要的神道石刻之一。其造型和布局反映了汉代墓葬制度的等级性和礼仪性，为研究东汉丧葬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捧盾石人造型朴拙，头大、脸大、脖子短、脸扁平，与真实人物相差较远，但正是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赋予了石人独特的艺术魅力。

麃（biao）孝禹碑
　　西汉，1870年发现于山东平邑,为墓前之碑。碑呈圆首长方形,碑阳阴线刻竖向三栏界格,顶端阴刻房檐形装饰。左、右界格上方各刻一鸟,下方刻隶书,右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为"平邑成里麃孝禹"。可知此碑立于西汉河平三年(前26年),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汉碑。
　　碑阳左侧界格外刻有"同治庚午扬州官本昂,官昱,任城刘恩瀛访得此碑于平色。江曙、高文保来观"题记。 梧台里石社碑

　　东汉，临淄安乐店村出土。

梧台里石社碑示意图和介绍 汉画祠堂
　　汉画像石祠堂为形似房屋而前部不设门扉的建筑,又称"食堂""斋祠"等,是子孙后代祭祀、追思祖先的地方。祠堂画像除了彰显孝心,接受人们的祭拜外,路人也能观瞻,兼具纪念和教化功能。
　　山东是汉画像石祠堂最为盛行的地区,其祠堂建筑发现数量最多,大、中、小各种形制皆备,内涵丰富,制作精美。汉画像石祠 堂建筑的复原研究,也以山东地区开始最早,最为系统深入。

朱鲔祠堂

朱鲔石室是一座单檐双开间悬山顶式房屋建筑，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最为高大的汉代画像石祠堂，综合运用建筑、雕刻、绘画等多种技艺，极具艺术代表性。石室主人旧说为扶沟候朱鲔，如今考古材料日益增加，研究者多认为其年代在东汉中晚期之后，与两汉之际的朱鲔无关，今依旧说，仍命名为"朱鲔石室"。

"朱鲔石室"坐北朝南，面阔两间，悬山顶。从东、西内壁中央凸雕的立柱可知，其进深亦是两间。复原后的"朱鲭石室"室外面阔4.36米，高约3.4米左右（加上盖顶石和脊石的厚度），是目前所见东汉祠堂中体量最大的一例。石室由高大而整齐的石板拼砌而成，门敞开，无门扉。三面墙壁立石侧面的凹槽加工一丝不苟，衔接扣合严密。盖顶石不仅外面加工成仿瓦垄状，里面还刻出仿木构的椽形棱。建筑构件包括后壁五石、东西壁各四石、中间立柱一石、长条横梁石与三角隔梁石各一石、屋顶石前后坡各八石、屋脊石和承檐枋各一石以及铺底石。

2024年山东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复原技术，首次完整呈现该祠堂建筑的宴饮、祭祀场景画像，揭示其兼具丧葬祭祀与道德教化的文化功能。

宋山一号祠堂

　　东汉晚期，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汉代小祠堂。宋山一号祠堂为小祠堂，空间窄小，人无法进入。祭祀时，祭品被摆放在祠内基座石上，体现了汉代墓祀的实用性和仪式感。祠堂现存东、西、后三壁石，以及盖顶石、屋顶残石、基座石共六块画像石。东、西壁及盖顶石外立面皆刻有五层边框，中间饰有绹（tao）纹、水波纹及连孤纹。

最下部基座石上层刻画菱形纹穿五铢钱装饰；下层刻画狩猎，猎人牵犬、持弩、张毕、骑马在山间捕猎，两侧装饰卷云纹。

宋山一号祠堂——后壁石

　　后壁石画像有两层。

一层：刻二层楼阁，外侧有重檐双阙，楼阁屋脊刻有仙人饲凤；画面中心为楼阁拜谒图，楼下男主人坐于矮榻之上接受跪拜，其身后一侍者持棒，面前二人免冠叩拜行礼，楼外有人物持笏站立；楼上为女主人端坐，左右有侍女侍奉；阙外有大树，树上有鸟，树下有一车一马。
二层：刻画车马出行图，两辆轺车、二导骑肩扛棨戢（qǐ jǐ），二伍伯持便面导行，其后一辆轺车。

宋山一号祠堂——东壁石

　　东壁石画像有四层。

一层：刻画东王公，左右两侧有羽人侍奉，另有人首鸟身、鸟首人身的侍者，上有环绕兽头和鸟头祥云。
二层：刻画乐舞图，左侧有女子抚琴、听琴，右侧为盘鼓舞。
三层：刻画庖厨图，左侧烧灶，上方悬挂猪头、兔、鱼、鸡等肉食，左侧有女子在汲水。
四层：刻画车骑出行。

宋山一号祠堂——西壁石

　　西壁石画像有四层。

一层：刻画西王母，端坐于正中，有仙人侍奉在侧；左端为蟾蜍、玉兔捣药；画面上方刻画兽头、鸟头祥云纹。

二层：刻画周公辅成王，成王端坐正中，头戴山形冠；周公头戴进贤冠居于一侧；其余人物戴进贤冠或武冠，皆着交领曳地长袍。
三层：刻画骊姬杀申生，正中右侧人物头戴类似进贤冠的通天冠。
四层：刻画车骑迎宾。

孝堂山石祠——东西壁画像

孝堂山石祠——后壁画像

　　画像布局繁密,内容丰富。祠堂内部东、西、后三壁和支撑屋顶的隔梁石三面都雕刻了画像。主要内容包括祠堂中央上方的日月、北斗、织女等天象;东、西两壁山墙的伏義女娲、西王母、风伯等神话人物;东、西两壁山墙下部、后壁上部画像共同构成的一幅连贯的车马出行图,并铭刻"大王车"西壁榜题。此外还描绘了庖厨乐舞、战争狩猎、楼阁拜谒等现实生活场景以及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等历史故事。

左：东王公画像石 西：西王母画像石

　　东汉，枣庄山亭区西户口出土。

　　汉代很多石室祠堂都有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画像石，且除了东王公、西王母两大主角外，其石像周边人物、场景，不同的石室祠堂都不一样，体现了先民不同的精神信仰和身后宗教想象。

在道教兴起的汉末，东王公和西王母同时被吸纳进道教的神祇系统中。在汉代民间，东王公代表“阴阳”中“阳”的神祇，与西王母相对应，一起作为学道之人得道升仙后的世界里的主要神明，具有接引成仙者的神性。

上：九头人面兽画像石

左：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石

右：西王母画像石

九头人面兽画像石，东汉，枣庄山亭区黄安岭村出土。上有边栏两重，内饰双菱纹。一层：前端为九头人面兽，后随一龙做回首状，其后是两条翼龙拉车，车上坐三人。二层：虎、熊、兔、鹿、羽人骑鹿及鹿车等。

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石，东汉，枣庄山亭区西户口出土。一层：西王母戴胜端坐正中，两侧为手持便面的伏羲、女娲，蛇尾相交贯穿三层，左右有羽人、玉兔、九尾狐、蟾蜍等。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创造人类的始祖，在汉画像石中一般为人首蛇身的形象，手持掌管天地法则的规和矩，亦有手持便面者。二层：男女各四人左右坐。三层：左侧为一牛车，一犬跟随，右侧两人抬一捆绑的猎物，一人荷弩。

西王母画像石，东汉，枣庄山亭区西户口出土。

西王母画像石示意图

嘉祥五老洼祠堂画像石 宋山四号祠堂

　　东汉晚期，嘉祥宋山出土。宋山四号祠堂现存东、西、后壁以及盖顶等画像石。

东壁，一层：东王公正面端坐在矮榻上，双肩各有一鸟；左右是鸟首、猪首、马首者执笏跪侍；左侧两个玉兔相对捣药，一蟾蜍前肢托药臼；画面上端饰人头、鸟头、兽头祥云。二层：庖厨。墙上挂满宰杀好的猪头、鸡、兔、鱼等肉食，旁边二人正在准备剥案上之鱼，其侧还放置酒樽、耳杯。下侧一人烧灶，一人在盆中劳作，一人汲水，一人剥狗。三层：车骑出行。一轺车和一从骑前行

后壁，一层：刻二层楼阁，外侧是重檐双阙，楼顶脊上饰仙人饲凤、猴、猫头鹰，阙顶脊上饰猴、雀鸟；二楼女主人正面端坐，左右有侍者；一楼男主人凭几端坐在矮榻上，面前二人跪拜，身后一人执棒恭立；楼外右侧一人执笏恭立，左侧一人执笏跪地；左侧阙下层脊上坐着人；楼阙外刻一大树，树上有飞鸟，树下一马，一人执弩欲射。二层：车骑出行。一轺车、二导骑、二执便面步卒、一辆四维轺车鱼贯而行。

西壁，一层：西王母正面端坐于榻上，右侧有三仙人侍奉，左侧侍立一人首鸟身者，周围环饰鸟头、兽头祥云。二层：历史故事，分别为邢渠哺父、季札挂剑。三层：二桃杀三士。四层：送行。一轺车驶出，车后屋外二人执笏恭送，屋内一人拥彗而立。

盖顶：画面中双龙昂首张口,回首相望,尾部交缠,龙一侧刻一鱼,左右两圆形图案象征日月。

滕州弘道院祠堂画像石 汉画像石中的历中放事,包括帝王将相、圣贤人物、义士刺客、孝子列女等多个类别。历史故事类画像以生动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数量众多的榜题赞词，再现了汉代儒家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规范。
　　山东地区历史故事类汉画像石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仅武梁祠三壁就刻画历史人物故事四十余幅，彰显了山东作为孔孟故乡和儒家文化发源地的独特地位和深厚底蕴。

左：孔子见老子、骊姬故事画像石 右：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左侧东汉画像石，嘉祥宋山出土。凹面线刻。
一层：一人执笏而立。二层：孔子见老子。左侧拄曲杖者为老子，身前孩童为项 橐，伸手指向手捧大雁的孔子。右侧为头冠雄鸡、袍袖张扬的子路。三层：骊姬杀申生。右二人，前是申生，面前一犬死于地；左三人分别是晋献公、奚齐、骊姬。四层：中间一大树，树上有飞鸟，树下一车一马。

右侧东汉画像石，嘉祥洪家庙出土。凹面线刻。

上层为孔子见老子。持鸠杖者为老子，孔子手捧大雁，躬身面向手拉小车的项橐（tuo）。下层为一车一马。项橐是春秋时期的一位神童，虽然只有7岁，孔子依然把他当作老师一般请教，后世尊项橐为圣公。

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画像石

　　东汉，嘉祥五老洼出土。凹面线刻。

一层：周公辅成王。成王站在矮榻上，周公、召公和其他大臣在两侧跪拜、恭立。

二层：车骑出行。两辆轺车、一骑前行。

三层：泗水捞鼎。中间一高大魁梧的人物跪坐，当为秦王，身后跪坐三个侍者，面前一人跪拜，三人躬身执笏侧立。桥上竖立四根杆，两旁各有四人拉绳捞鼎，鼎至半空，其内伸出龙头，咬断绳索，意味着捞鼎失败；桥下一船，船上一人撑船，一人叉鱼。 乐舞六博画像石和介绍 纺织画像石

左：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 右：阳遂富贵画像石

左：宋山画像石题记

　　东汉永寿三年十二月（公元157年）所制，1980年出土于山东省嘉祥县螨洞乡宋山村。平面浅浮雕技法。
　　包含两件带题记刻石（第28/29石），其中第29石（祠堂题记画像石，上图）宽0.68米、长1.07米，左侧刻有隶书十行共490字铭文。右侧铭28字：国子男，字伯孝，年适六岁，在东道边。孝有小弟，字闰得，天年俱去，皆随（国）

第28石（阳遂富贵画像石，下图）右侧铭16字：阳遂富贵，此中人马，皆食大仓，饮其江海。

铭文记载墓主许安国家世、卒年及造墓过程，提及招募工匠采石造堂、雕刻交龙猛虎等图案细节。内容涉及永寿二年泰山地区农民起义史实，为研究汉代画像石墓葬制度及社会动荡提供实物资料。其铭文未预先书丹而直接刻制，书法风格突破隶书规范，被视为东汉民间石刻隶书典型实例。

宋山画像石题记

　　

汉画像石墓是指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一种以石刻画像装饰的石结构墓葬，主要包括石椁墓、石室墓、砖石合建墓等多种类型。西汉晚期，汉画像石墓形制从石椁墓向注重空间设计的石室墓转变，墓室的营建逐渐向宅第化方向发展。前堂后室的平面布局，秩序井然的画像内容，重叠环绕的藻井结构，共同表达出对理想幸福家园和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山东汉画像石墓发现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其中石椁墓数量居全国之首，石室墓制作工艺精湛，砖石合建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本单元展出了墓室画像、墓室建筑，对金乡香城堌堆西汉石椁墓的实物复原，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的数字化漫游，对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的展示，以及长清大街汉画像石墓墓室结构的场景复原等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汉画墓室，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类型石墓的特点。 金乡石椁侧板画像石

　　西汉晚期，山东金乡香城堌堆出土。凹面线刻。

内外两侧皆刻画像。外侧画像四周有边栏，图像分为三格，从左到右依次为人物格斗、悬璧、武士。

百兽率舞画像石

　　东汉，1972年出土于滕州龙阳店。浅浮雕工艺。

为东汉时期墓室壁画遗存，该画像石纵97厘米、横275厘米、厚16厘米，与同墓另一画像石共同构成纵宽三米的石刻，是目前发现型制最大的汉画像石之一，两块巨型画像石采用整石雕刻，画面未出现拼接痕迹，证明东汉工匠已具备大型石刻创作能力。该画像石整体分上下两层构图。上层为"百兽率舞图"，刻画虎、鹿、熊等十余种瑞兽或奔腾跳跃，或交颈嬉戏，穿插以云气纹表现天界意境。与《汉书·礼乐志》记载的雅乐名相呼应，为研究汉代祭祀乐舞提供实物例证；下层为"车马出行图"，描绘四马拉车、骑士护卫的队列行进场景，对复原东汉舆服制度具有参考价值。右侧建筑内端坐人物表现宴饮活动 。画面左侧设双层楼阁，下层门洞外有一持盾人物作击鼓状，上层凭栏者似为迎候宾客的主人。该构图通过分层叙事将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展现出东汉石刻艺术"天人之际"的创作理念。

左：人物画像石

上：三羊开泰画像石

东汉，潍坊出土。高浮雕技法雕刻。

整体尺寸为纵47厘米、横212厘米、厚20厘米。核心图案"三羊开泰"由三只羊构成，形态生动各异，或昂首站立，或回首顾盼。羊角采用夸张表现手法，呈现蜿蜒卷曲的造型特征，体现汉代工匠对动物形态的精准把握。"羊"与"祥"在汉代音同义通，三羊组合寓意"三阳开泰"，象征冬去春来、阴消阳长的时序更替与吉祥祈愿 。画像石通过羊群造型与空间布局，直观呈现汉代驱阴迎阳的节气观念与趋吉避凶的民俗信仰。该画像石构图饱满，线条粗犷浑厚，呈现出典型的东汉石刻艺术特征。

下：双鹿画像石

东汉，1951年福山县东留公村出土。高浮雕技法雕刻。

整体呈长方形石板，主体尺寸纵47厘米、横212厘米、厚20厘米，属中型石刻作品。两只梅花鹿呈对称式对卧姿态，鹿角分叉自然，躯干肌肉线条饱满，四肢蜷曲收于腹下，呈现出静谧和谐的构图特征。因“鹿”与“俸禄”谐音，古代将其视为祥瑞象征，反映了汉代祈福纳吉的社会文化观念。

左：楼阁双阙画像石

右：乐舞杂技画像石

上：车马出行画像石

东汉，出土于山东济南历城区全福庄，浅浮雕石刻。

左侧石刻以一楼双阙为主体构图，楼上主人端坐，楼下门扉开启，门环铺首雕琢精细，阙外侍者恭立，直观呈现汉代建筑形制与贵族生活场景。阙一般建在门两侧，是汉代建筑的典型装饰标志，用以区分等级的高低，因其时代的特点，故后人常谓之汉阙。

右侧画面共分两层，一层：瑞兽图。四兽作回首奔走。二层：乐舞杂技图。中心一建鼓，右侧一人跳丸飞剑。飞剑跳丸是一种以双手抛接数量不等刀、球的杂技技巧，是古代杂技表演时最主要的项目之一。

石柱

　　东汉，济南长清大街一号汉画像石墓出土。

四神画像石

　　东汉，济南长清大街二号汉画像石墓出土。

画面中部刻有榜题“左青龙右白虎”，榜题左侧刻两青龙，右侧刻似在相斗的二白虎，上部刻一对展翅的朱雀，下部为玄武。除四神之外，还雕刻了其他的仙人、神兽，上部祥云缭绕。在汉代民俗中，四神被赋予祛除灾祸、纳福迎祥的文化功能。它们既是镇守四方的星宿神兽，又象征四季轮回与天地秩序。

左：宴饮乐舞、方相氏驱疫画像 右：人物、生活画像

　　东汉早期，山东东平后屯出土。

左侧画像为一号墓西壁南侧壁画，画面分为三层：上层为两两对坐而饮的四人；中间为乐舞杂技；最下层绘方相氏驱疫。方相氏相貌魁梧，右手执斧，左手持盾，发须箕张。

右侧画像为一号墓北壁壁画，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绘三人，最左侧为一女子，高髻蓝衣，宽袖长裙，后面男子俯身叩拜、双手递册，身后侍从侧身拱手，似是墓主在向仙人投函报名，随后仙人腾云而行，主仆二人紧随其后。下层绘有人物拜谒、鸡狗等生活场景。

汉代彩色画像生动逼真，对了解和研究两汉时期人物着装款式及颜色、礼仪、生活场景具有最为直观准确的实证。

云纹、金乌画像

　　东汉早期，山东东平后屯出土。

一号墓前庭顶部壁画，由四块石板拼接而成。画面绘满白色云气纹，云纹之中绘有一轮艳丽的红日，红日内金乌展翅翱翔，营造出天空之中舒展、变幻的天象之美。

粮囤画像石

　　东汉，南长清大街二号汉画像石墓出土，凸面线刻。

上层:有七个大酒瓮、人物及禽鸟。瓮口上有老鼠,一人在喂食家禽。

下层:左侧有四个大粮囤,中间有人手拿量、斗等器具正在收粮食,上方刻题记"量穀"。粮仓上有数只老鼠,仓下有狗正对着老鼠狂吠,十分生动。画像右侧为双层楼阁人物。整个画面紧凑饱满,日常生活气息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