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偏北（八）

牛蓝

坚决不回南京，这也是我的想法。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才到了这里，我的路程才走了一半，杨匪呢，八字还没半撇，我们哪能半途而废呢？ 民警有些恼火地说：“跟你们讲了这么半天，你们还是死抱着你们那一套不放，你们要是不愿意回去，我们马上打电话，叫你们公社派人来接你们回去。” “那也没有什么。” 我说。 “公社里忙得很，哪个来噢！” 杨匪冷冷地说。 浅蓝色衣裳说：“你们哪，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打两毛钱车票，安安稳稳到南京，多好啊。我告诉你们，前面一站比一站查得紧！” 杨匪说：“你们把我们放出去吧，我们保证不爬车了，但是我们这次出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此不到目的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可以走去，不过四百里路。” “可是你们吃什么呢？”民警嘲笑地问，“你们不是只有几毛钱了吗？” 杨匪说：“我们可以帮助生产队里做些工。” 浅蓝色衣裳在旁边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不要再顽固了，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人。……那么，我去打票啦？” 旁边那班姑娘也七嘴八舌地说：“你们死了那条心吧。你看现在对你们这么好，你们硬要把事情弄僵。回去吧，回去吧!” 现在出现的景象真是少见的：爬车者的死对头，大权在握的执法者，这班姑娘，居然毫无架子，像朋友对朋友一样，像哄孩子一样，热忱地劝我们回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湿润了，而且我诧异地发现：杨匪，这个壮实而倔强、从不轻易动感情的硬汉子的眼眶里居然已是热泪滚滚。 “你不要难过呀，”浅蓝色衬衫对杨匪说，“那么我去买票了。” 她大概以为杨匪的眼泪是一种软弱的表示，是一种回心转意的表现。 但是杨匪很快使眼泪消失，他脸上甚至露出了迷茫的意味深长的微笑。他摇了摇头。 民警站起来说：“我们出去吧，又来人了。这两位明天把他们遣送回去！” 人们全部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杨匪两人。我们各自躺在一条靠背椅上休息，令我惊讶的是，在前途未卜的时刻，杨匪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来了。我思忖着：回南京太不甘心，不回就有被遣送的可能，怎么办呢？ 我的耳朵里断断续续地传来火车站演奏着的宏大的交响乐，一会儿又断断续续地飘过来争吵声，我听出这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在与工作人员争辩。 “你，打人……”这是农民的声音。 “打了，怎么样，你这个破烂，你这种人就该打。” 听着不由分辩的以势压人的语调以及农民居于弱者地位的争辩，我突然对这个农民起了怜悯之心。谁知道呢，他虽然是出来贩卖烟叶的，但不一定是投机商，也许只是家里等钱用，第一次爬车出来赚点钱…… 我仿佛感到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那是因为闭着的眼晴一直感受到的电灯光暗了。睁开眼睛，一个人已经走到我面前，她是浅蓝色衬衫。 “告诉我，”她俯下身子问，“你们是不是有亲戚在兰考，所以要到那儿去呢？” 我躺着，看着她的沉静脸庞，看到她非常真挚和关切的表情。 “不，没有。”我简短地回答。 当我和杨匪走到屋外的时候，那农民正苦着脸对民警说：“他还打我……你看，一天都没吃饭了，还要挨打……” 民警说：“他打人是不对的，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打的。” 农民连忙说：“对，对，对！你这个同志讲得对……” 民警说：“你的烟叶到底怎讲？”他的语气很缓和，“这是国家的统购物资，随便贩卖怎么可以？烟叶没收了，给你打一张票回去吧？” “唉，这点烟叶种出来不容易啊，你给我带回去了，我保证不再贩卖了……” 这当儿民警对我们说：“喂，你们二位考虑得怎么样了？嗯？还是回去吧！” 我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吗？毛主席在青年时代曾经身无分文地步行几百里进行社会调查，我们今天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个影响的。” “哦？主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革命，你们呢？” “我们也是为了革命。”我正色答道。 “好啊，”民警开始恼火了，“爬火车出来，做错了事，明知是错了，还不认错，好好地叫你们回去，偏不肯回去，还尽讲些漂亮话。那好吧，明天派人送你们回去！”他说完进房了。 浅蓝色衬衫说：“你们哪！……我告诉你们，要是事情弄僵了，把你们送到遣送站，让你们劳动半个月，搬石头，抬大土，你们吃得消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傲气呢？爬车是不对嘛，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 人们不再来理睬我们了，他们大概想，对这两块顽石你就是弹再动听的琴都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费那个心呢？明天把他们遣送回去就是了，这是他们自找的…… 我们坐在水泥篮球场上，惆怅而冷漠地看着这张大桌子周围发生的事情。又不断有人被送进来。其中有一个青年女子，跟在丈夫后面，犹豫地含羞地走进来了。有一个年纪略大于我们的青年结结巴巴地说他是到徐州来找妹妹的，没有找到，现在准备回去。还有一个二十左右的看样子饱受生活磨练的小个子青年引起了铁路员工的公愤，因为他们为他打了缺资票，他也答应回去了，可是又混进车场爬车，那班姑娘骂他：“小流氓！”“骗子！”一个工人把他的票撕了，民警则简短地说：“送遣送站！” 后来一个臂上套有红袖章的复员军人带进了一个浙江知青，他是在吉林插队的，现在准备回吉林去。那个皮肤白白的知青很快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爬车了。人们于是要他打一张缺资票乘客车回去。他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钱不够啊，我身上只有一点小钱。”他说着掏出了几块钱。 “傻瓜！只要你出两角钱，给我，我帮你打去！”浅蓝色衣服像刚才对我们一样地对他说，接过钱很快滴跑进里屋了。 复员军人对他说：“下次可不能再干这种事啦！你看，你虽然犯了错误，但我们还是给你出路，你身上还有两三元钱，可我们只要你买两角钱的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吃饭，还要零用，恐怕还要乘汽车，这些我们都替你考虑了……” 这时浅蓝色衬衫拿了票出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争论着。 “他乘什么车好？” “某零某次。” “不，那是特快，最好乘某某次车去。” “对！”“不……” “喂，我给你说，你乘今晚某某次车去，你上车跟她们好好讲，把这票给她们看，不要和人家顶牛……” “路上带些吃的。” “看你身上脏的，快到水龙头那儿洗一洗吧。” 我们看着这又一次出现的奇特的场面，被深深感动。这些铁路秩序的维护者，这些严厉的、有时是粗暴的人们现在围着一个破坏铁路秩序的青年，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亲切地帮助他享受到政府特为这类旅客设置的返乡缺资票待遇，甚至关心到他身体健康的细小方面。 “你看，”杨匪激动地说，“她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她们原来是这样的人！” 是啊，她们原来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一种人，即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那种人，总是以不适当地行使权力为享乐，他们总喜欢由于行使权力而使别人不得不乞求自己，不得不向自己陪笑脸，不得不匍匐于自己的脚下，他们对于别人在自己面前表现出的懦弱和无力感到无比满足。而这些姑娘们并不是这样的人。 刚刚浅蓝色衬衫问我们是否有亲戚在兰考，我现在才意识到，她是在帮我们寻找买返乡缺资票去兰考的可能性啊。 杨匪突然对我说：“我们同意买到南京的票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