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江南-南北交融共生的文明特展-常熟博物馆

王義勝

前言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江南，几经融合，不仅一次次成为中原政权的偏安之所，更成了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庇佑之地。江南，也由此逐步成长、成熟，丰润丰盈，最终形成了迥异于北方地区的另一种诗性审美气质。一个雄健强劲的北方，一个诗意缤纷的江南。兼容并蓄的江南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诗性审美。人人尽说江南好，但江南的美与好，既非与生俱来，更非一蹴而就。江南的崛起与江南文化的形成，得益于文明进程中一个又一个契机。当织机声穿透青石雨巷，檐下的米酒在陶里酝酿千年，江南的灵韵便沉淀为流淌的血脉，共铸华夏大地的文明基因。 原始青瓷勾鑃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2003年浙江长兴县五峰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胎色灰白，外施青黄色薄釉。柄呈四方体，钲作合瓦状椭圆形，两面隧下至铣间起弧。钲底部饰有锯齿状图案，图案中分布正反“C”形纹。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镈钟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2003年浙江长兴县五峰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战国时期，越地受中原礼制思想影响，开始大量出现原始瓷礼乐器，烧造的器类有甬钟、鍊于、句罐、编馨等。浙江长兴县五峰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这批原始青瓷礼乐器，大小与中原地区使用的青铜礼乐器相仿，造型模仿青铜器礼乐器。这批越地出土的青瓷礼乐器，是反映先秦礼器制度的重要物证。先秦时期，瓷质礼器已十分自然地应用于官方丧葬及祭祀等礼仪。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甬钟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2003年浙江长兴县五峰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胎色灰白，外施青黄色薄釉。甬钟呈圆柱体，有环状旋及钮。钲作合瓦状椭圆形，两面隧下至铣间起弧，钲上部中间以篆分离。钟两边各饰9枚，共计36枚。甬部饰圆圈纹，彝部及正鼓部冠状线内遍布正反“C”形纹，篆部与枚以突起连珠纹或刻划线间隔。整体器物造型规整，制作精致。青铜甬钟出现于西周时期，由铙演变而来，从南方传播至黄河流域，成为两周中原地区的主要青铜乐器。在江南地区人们效仿周礼，因地制宜，用原始青瓷仿制。长兴县博物馆藏 同上 青铜“配儿”钩鑃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1977年浙江绍兴市亭山村出土。钩罐是手持的打击乐器，一般用于祭祀或宴享之时，盛行于春秋时期吴越地区。两侧的合脊左右分别阴刻大篆二行，因锈蚀仅存二十字：“…..王….子配儿……孰戕于……鼻威（忌）…..毕吉金铉.…铝自乍钩余……"。体下端饰三角雷纹和雷纹带，舞面饰雷纹，柄的上节饰蟠虺纹。本器根据铭文而定名为配儿勾罐，铭文显示器主为春秋时吴王阖闾（hélú)之子、夫差之兄配儿。绍兴市博物馆藏 铜戈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该件铜戈长援，后有扁圆形銎，援末有一“卿”字铭文。援后部刻一銎内式戈，使用时安秘比较方便，直接将上端穿入銎中即可，此种安法可以避免戈头的松动与戈援后陷，但戈在钩杀时，戈头易从柲上脱出。常熟博物馆藏 父丁戈春秋（公元前110-公元前476年）长刃，直内，内上有一长穿，胡上有三穿，有栏。内一面刻“父丁戈”三字铭文。内为青铜戈的部位名称，位干戈头后部，在用援戳刺敌人时，可增加力度与速度，也可以同援合力撑架对方的攻击。穿是用来系绑长柄的带子的穿孔。胡是青铜戈或就锋刃曲而下垂的部分，一面为锋刃，一面有案，用于将胡固定于上。栏为戈头中部、位于援与内之间的凸起的长条。戈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其构造一般为平头，楼刃前锋，垂直装柄。其端首处有横向伸出的短刃，刃锋向内，可横击，又可用于勾杀；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用来啄击对方。此铜戈内端圆转、下缺角，援上方翘起的尖角装饰，展现了春秋中晚期吴越铜戈的标志性特征。常熟博物馆藏 青铜戈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戈用于钩杀啄击，矛用于冲刺，二者沟装有长柲，是车战、步战、舟楫攻战中均常用的武器。早期铜戈无胡，西周以后流行有胡戈，胡和胡上的穿有助于戈头与柲更稳定地绑缚。常熟博物馆藏 透雕螭纹青铜玉石建筑构件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呈方形，上下元盖和底，中空。有基座，基座与顶周的四面中央均留出空隙，左右边缘呈锯齿状，用以镶接木柱。顶周中间空隙处镶有细圆木。基座上四面起墙，转角处呈弧形，四面皆满饰透雕虺纹。每面中间镶竖长方形透雕板，板中央透雕四兽环绕纹，左右侧均有栓扣与墙相连接。顶端周边拐角处上:兆设计。该器为民间征集，越地出土文物中未发现类似的器型，但在中原地区类似中空的青铜建筑构件屡有发现。绍兴博物馆藏 短褐武士俑秦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藏 黑漆木虎子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2006年浙江安吉县五福村楚墓出土木胎，通体髹黑漆。提梁式，大、小二虎透榫接合而成。器体为大虎，以整木雕刻而成，虎身壮硕，作卧伏状，虎首侧向一边，张口吐舌，竖耳，腹腔中空。系从一侧耳根处夸入虎腹，孔径8厘米。提梁为小虎（虎子），身体修长，虎首紧贴大虎臀部，张口裂牙，虎爪紧贴大虎脊背，并有榫柳插入大虎背闪。子母二虎雕刻形象逼真，虎虎生威。安吉县博物馆藏 黑地朱彩云气纹漆木耳杯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2006年浙江安吉县五福村楚幕出土。此件为酒器，楚式漆器，木胎，挖制。道本髹漆、黑漆地朱彩沿呈椭医形，弧形壁，平庭，方耳，双耳朱线勾边，饰是点纹，外重双耳及杯沿饰波折纹加星点纹，底部绘一道朱线，内璧口沿饰波折纹及星点纹，底部饰浅色卷云纹。安吉县博物馆藏 青玉豚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青玉质地，圆雕，猪作卧伏状，表面以宽深阴刻线勾勒轮廓，造像准确，刀法简洁，具有典型的“汉八刀”特征。该器类是汉代具有特征性的殓玉，常见于汉墓中，通常成对握于死者手中，通体光素无续，刀法简洁而明快。汉代以后虽然少见，但死者手中握物的习俗一直流行。常熟博物馆藏 豹形石镇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95年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石豹镇采用圆雕技法，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西第1耳室，由青灰色大理石雕成，造型简洁凝练，生动传神。为镇席用具，豹和台座连为一体，侧卧于台座之上，双目圆睁，瞪眼前视。口微张，齿外露，双耳直竖，脸部周围有一圈鬣毛，脖颈上佩戴有华丽的嵌贝项圈，项圈上有用以系绳的钮。豹体肥硕，长尾从两后腿间反卷曲于背上，四足巧妙地分布在同一侧，少了野性，但显得雄健而又温驯。豹是西汉墓葬随葬品中的常见的形象。西汉早期就已驯养豹子，并且可能已经实现了本土驯豹。猎豹驯养最早始于印度孔雀王朝瓶沙王，时代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目前尚未发现西汉以前驯养豹子的实物资料。西汉时期，这些经过驯化的豹子当是用于协助狩猎的猎豹，它们具有飞快的奔跑速度和良好的捕猎能力，是狩猎时的得力助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王侯贵族狩猎风气的盛行。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S形白玉龙形佩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95年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该龙形佩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呈S形，又称“S形龙”。玉龙最皇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通体圆雕，造型简洁。稍后的良渚文化中也有圆雕玉龙。春秋晚期，玉组佩饰中出现了不少单体玉龙饰，多饰虺龙纹、卷云纹等。大部分玉龙身体正中部有钻孔，佩戴时可以保持龙体平衡。玉龙以平直体为多，造型简单，略显呆滞。晚期玉龙身体多弓形，又称“S”形玉龙，造型较以前生动。战国时期是中国玉器艺术风格发展史中最为辉煌的时代，玉器造型生动，变化多样，雕刻细致，纹饰风格上承春秋，下启西汉，兼具传统与创新。尤其是玉龙的制作得到高度发展，造型变化多端，有平直形式、回转形式、“S”形式、多变式、龙凤共身同体式等，有玉龙百态的美誉。战国早期玉龙纹饰多为云、谷纹相杂，中期逐渐演变为谷纹等单一而具有规律性的纹饰。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青玉兽面纹璧东汉（25-220年）河北省定州市陵北村南第136号汉墓封土中出土。体型硕大，内圈装饰有谷纹，外圈刻划兽面纹。兽面遒劲有力、纹饰线条简洁流畅，是汉代玉璧中的精品。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用方形的玉琮礼地，圆形的玉璧礼天，故而这是一件祭天的礼器，也是帝王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定州博物馆藏 彩绘陶马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2006年山东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出土。彩绘陶马2006年出土于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属于西汉时期典型的随葬冥器。该器物继承秦代制陶工艺并加以改良，四腿上部设有功能性安装孔洞，现存实物腿部残缺。其表面彩绘历经两千余年仍保持完整呈色状态，马背清晰可见红色马具纹饰，为研究汉代马具演变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残高约120厘米，躯干部分采用模制工艺成型，四腿接驳处呈现以下特征：腿根部位预留直径2厘米圆形孔洞，接口断面经过特殊防滑处理，现存残存部位可见多次修补痕迹。表面保留黄、红、黑三色纹饰，其中鬃毛部位采用堆塑技法形成立体效果，眼睑轮廓以墨线勾勒呈现写实风格。马背隆起部位绘有红色马具图案，经考古学家考证为马鞍前身。青州市博物馆藏 绿釉陶井模型东汉（25-220年）井，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与历史文化变迁息息相关。早在先秦时，就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记载。该陶井通体施绿釉，有流釉痕，局部泛银色。由井亭和井圈组成，亭内有圆弧形井架。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双兽耳罐东汉（25-220年）1972年常熟城邻立新大队出土。罐口平沿，无颈，溜肩，鼓厦，胫部渐收，平底微内凹。肩上对称置长方形兽耳。外壁施青釉至腹↓此籬器形饱满，线条流畅，是汉代原始背瓷的代表作。原始青瓷出现于约3000年前的商代，历经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它是由陶向瓷过渡时期的产物，系从印纹硬陶发展而来。其制法是用瓷石制胎，器表施石灰釉，经1200℃高温焙烧而成。胎体烧结后呈灰白或褐色，器表有玻璃质釉层。胎体吸水率低，敲击时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原始青瓷的釉都呈青色，这是由于釉中含有适量氧化铁所致。原始青瓷与陶器虽已有本质的区别，但在烧造工艺上与真正的瓷器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故称“原始青瓷”。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双系弦纹盘口壶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1973年常熟虞山林场红岩工区出土。盘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肩部装饰两道桥形系。口沿及肩部施青绿釉，釉层不均匀，腹部及底部露胎，胎体呈灰色。器身装饰包括口沿与颈部刻划的水波纹、肩腹部饰多道弦纹，下腹部留有旋坯痕迹。常熟博物馆藏 铁锸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1975年常熟场园桃园大队张家甸码头南侧出士。常熟博物馆藏 铁镰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1975年常熟杨园桃园大队张家甸码头出土。常熟博物馆藏 四层彩绘陶仓楼东汉(25-220年）2009年河南焦作市马村区白庄汉墓出土。陶仓楼由院落、楼体组成，可拆分组合。楼前为长方形院落，中部开大门，门扇可开阖。大门两侧各置一朵斗拱承托两面坡顶，两旁墙壁分别彩绘立侍俑捧盒图。前墙两角出双阙，阙四面彩绘。楼体第一、二层为一个整体，底部有圆形气孔，院自左至右架一斜梯。前壁上出挑梁三根，各置一朵斗拱承托檐枋；第三层前壁开设一个洞门和一个菱格形窗，前墙上部正中与四个转角处各出一挑梁，上置斗拱；第四层开设两个长方形窗，前壁上部出三根挑梁，置斗拱，上覆庑殿顶，正脊上立一瑞鸟。四面楼体遍布彩绘青龙、白虎、农民、祥云、神话故事等图案，色彩缤纷，瑰丽多姿，生活气息浓厚。作为东汉庄园经济缩影，该陶仓楼为明器，遵循“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四层楼阁对应汉代“仙人好楼居”的升仙信仰，陶仓挑楼的复合功能反映庄园主对粮食安全与生活品质的双重需求，可拆卸结构证实汉代已有模块化建筑技术。焦作市博物馆藏 彩绘执笏陶俑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86年江苏徐州市北洞山楚王墓出土。人情神态庄重，持笏佩剑。头戴帽或冠，著三重深衣，交领右狂，双手笼在衣袖内，拱手插立，拱手处有一长方形孔，应为播笏板所闻笏板以竹木制成，已朽，仅有碎木屑残留有气中，左助也有一小孔，推测是插剑之处。《玉藻》“笏，手板也。（朝臣）有指画于君前，受命于君前，书笏。”《晋书·舆服志》载：“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宫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卫者乃簪之。”可以看出，这种拱手持笏陶俑应是有较高职位的文宫，代表的是楚国有较高官职的文职官员的形象。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跪坐灰陶俑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2006年浙江长兴县西峰坝画像石墓出土。人俑为泥质灰陶，表面光活细腻。戴山形冠，身着宽袖长袍，腰部束带，跪坐。双目平视，双手朝上作讲谈状。面部眉、眼、鼻、须均刻画细微，形象生动逼真。长兴县博物馆藏 四神纹铜染炉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该器由三部分构造而成：主体为炭炉，椭圆形围样，四壁镂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上面有盛食物的耳杯，容积一般为250至300毫升；炉底四足为四力士，下接长方形承接炭火从承盘。《礼记·内则》郑玄注：“凡濡，谓亨（烹）之又以汁私之也。”否入吃肉多蘸酱汁，染器里盛放的就是酱料，煮好的肉捞上来放到染器涮一遍。可以推断，这就是古代单入使用的小火锅。西安博物院藏 卧式绵羊铜灯汉（公元前206-公元2此件铜为绵羊造型，羊背为一个可以掀开的盖子，用来储放灯油。一只可活动的铜环穿过背上的小钮，向上; 可将羊背揭开，当盖子翻转后成为灯盘，提环恰好抵在羊的鼻，托住灯盘。盘心置一朝天短锥用来挂置灯捻。盘沿后边尖嘴处有流口，由此可将灯盘内剩余的灯油回收到羊的腹腔内。只要将火回到羊背上，灯火就会自动熄灭，同时将熄灭后的残烟封闭。此灯外形作伏卧的绵羊，在汉代铜灯中较为罕见，其造型生动别致，表面刻有精致的细纹，构思巧妙，形象逼真。淮安市博物馆藏 青釉鸡笼西晋（265-317年）1982年常熟真出东麓石梅小学西晋纪年墓出土。胎质灰白，希色青中带黄，平底无釉。鸡笼由长方形卷棚式笼罩与方形台座组成。罩盖镂孔8个，其中正面下部二孔各有一小缺口，作啤食之用，笼内堆塑公母鸡各一。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提梁香薰西晋（265-317年）1982年常熟石梅小学西晋太康三年墓（282年）出土。胎质灰白，袖色青中带美，口沿部饰一圈网格纹。分提梁及器身两部分。上部提梁呈丁字形，下部器身为扁圆形。敛口，通体镂有三层圆形小孔，每层30个，共90孔。每孔之间以横竖两种刻划线条组成斜方格纹。其密集形孔眼当系香薰透烟之用。该器造型优美，制作考究。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辟邪烛台西晋（265-317年）胎质灰白，外施青釉，釉厚处呈墨绿色。玻璃质感强，造型状如蹲伏的雄狮，背上置一短圆管，腹中空，昂首张口，双目突睁，四肢伏地，首与背长毛分披，颔下长须，身体两侧有飘卷的翼纹。四肢上部饰卷草纹。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菱形纹罐西晋（265-317年）1982年常熟石梅小学西晋太康三年墓（282年）出土。直口折沿，乎底微凹。沿及肩部均饰菱形纹一周，并在肩部堆塑三乳丁作装饰。胎质灰白，外施青绿釉，下腹近底处及底部露胎。整器釉色莹润，造型规整。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猪圈西晋（265-317年）1982年常养石海小学西晋太康三年墓（282年）出土。胎质灰白，外施青绿釉，内壁和底部露胎。器呈圆形、真口、平底，一侧口沿部齐一缺口，腹部基本等距离升长条形孔，13个。器内正中塑母猪一头，作侧卧姿，形态生动可爱。圈外孔眼上端与口沿相交处环饰一圈刻划网格纹。口沿部缺口当作喂食之处。此器为典型区晋越窑青瓷，因系纪年墓出土，具有较高的断代研究价值。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耳杯和承盘西晋（265-317年） 青釉刻划荷瓣纹盘西晋（265-317年）1977年常熟寺前街出土江南地区是原始青瓷的主要产区。莲花纹饰带有佛教因素，象征净土信仰，反映了当时佛教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常熟博物馆藏 德清窑酱釉龙柄双系鸡首壶东晋（317-420年）鸡首壶是三匡至隋代瓷器中常见的造型，但各时期均具有各自特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演迸，形体从矮胖向瘦高发展。早期壶的流口多为实心，不能出水。至东晋时期，流口疏通，成为这一时期南方的主要日用瓷器之一。德清窑是重要的青瓷与黑瓷窑场，位于浙江德清县。其烧造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被认为是原始瓷的发源地之一。德清窑以青瓷为主，兼烧黑瓷，其中东晋时期的黑瓷釉色黑亮如漆，工艺精湛。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王蹄足砚西晋（265-317年）胎灰红色，外施青釉，色较深，有玻璃质感。作子口，边墙较高。砚面无釉，略上凸，呈弧圆形，以利研墨。砚盘边缘立三蹄足，蹄足是晋砚的典型特征之一。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堆塑人物楼台谷仓罐西晋（265-317年）谷仓罐流行于三国（吴）和西晋时期，是由东汉的五联罐演变而来，是一种陶或瓷质的随葬器物，反映出当时制瓷工艺在成型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采用雕和塑相结合的技法，内容丰富复杂，有楼阁、鸟兽、仙人、乐舞杂技人物等，着重表现豪门贵族全前居住的城堡式楼阁建筑以及奢华的生活场面。其目的在于“所堆之物，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而慰全者之望”。常熟博物馆藏 青釉螭柄鸡首盘口壶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容墓出土。通体施以黄绿釉，釉面光亮，有冰裂纹。壶身腹部有凸雕棱线，这与绝大多数鸡首壶鼓腹光滑无棱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腹部形成凸雕棱线的装饰形式常出现在南北朝的莲花尊上，学界将其归为佛教和灵魂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娄睿墓出土的螭柄鸡首壶造型上借鉴莲花尊元素，一方面是对传统鸡首壶简单实用造型的颠覆，突破当时鸡首壶实用优先的器用传统；方面则像莲花尊一样，蕴含着宗教观念。娄睿墓共出土5件鸡首壶，有学者认为这不应是巧合而是礼制的反映。鸡首壶、尊、瓶，这些拜火礼器置于墓室中，作为墓主人袄教信仰的标志，问时也有着祈祷袄神保佑亡灵飞升的意味。袄教在十六国时期开始传入山西地区，北齐时影响颇盛。学界认为，北齐统治者乃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都有着非常鲜明的胡化烙印。而粟特胡人所信奉的袄神，也成为统治者的祭祀对象。南北朝晚期，南北方都在大型青瓷器上成功烧制出贴花装饰，这种复杂而新颖的装饰技法发展很快，数量、器类都有增加，贴花的内容也趋于多样化。而贴花装饰是模仿金银器上的锤揲花纹，具有锤揲花纹装饰的金银器当时流行于葱岭以西，娄睿墓的一批贴花黄釉器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鸡首壶最早出现在东吴末期，南北朝时期鸡首壶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很快发展起来，器型变得浑厚硕大，颈身修长，执柄六大高出口沿。这一阶段也是南方瓷窑业的衰退期，鸡首壶的生产地几乎全部移至黄河以北区域。从娄睿墓出土的瓷器上不难发现南方垫烧、支烧技术的引进，以及自身发展出的诸如三叉形垫烧具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北齐共历时28年，却是北朝瓷器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早在娄睿去过前一儿年，北齐便拥有了较为发达的制瓷业，掌握了成熟的低温铅釉和拉坯、制模等工艺。娄睿墓出土的螭柄鸡首壶被推为北齐鸡首壶的代表之作，它们将南北方不同的艺术风格、宗教文化以及波斯萨珊为代表的外来文明创造性的融为一体，成为超越时代的精品。太原市博物馆藏 青绿釉贴塑莲瓣纹长柄灯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灯具的发展走向衰落，陶瓷灯具尤其是瓷灯已成为灯具中的主流。由于材质改变，这一时期的灯具在造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盏座分离，盏中无烛托已成为灯具最基本的形制。瓷灯以造价低廉、易于普及、造型装饰丰富多样等优点，开始取代青铜灯，并为民间广泛使用，这件出土于娄睿墓的北齐青瓷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器通体施青绿釉，釉色晶莹，有冰裂纹，花纹均为贴、划而成。分灯座、灯柄和灯盏三部分，胎体厚重、造型庄重粗犷。座为覆莲形，莲瓣外又刻莲瓣，层层莲瓣，非常饱满，立体感强，底边饰联珠纹一圈，是中亚特金银器的典型纹饰；灯柄圆筒形，柄中部饰一圈联珠纹，下部饰忍冬图案，象征轮回永生，之间饰三枚树叶，灯柄中部向上为四枚树叶，一大一小相间排列，四枚树叶下的间隔中又饰六枚树叶；灯盏方唇略内敛，盏底饰仰莲一朵以承托灯盏，腹饰忍冬、宝珠和月牙形组成的图案四组，相间排列，盏口沿饰联珠纹。座、柄连在一起，灯盏外底心有一尖楝与X柱插合，便于取下灯盏清洗。整器设计合理，装饰华丽.是北齐时期灯具的代表作。从器物的修饰花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对北齐鲜卑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从而反映出当时多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影响。太原市博物馆藏 不详 越窑刻花鸳鸯戏荷纹盒宋（960-1279年）器形宽矮，盒面微鼓，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色青亮，釉质素雅莹润，胎质细腻，盒盖上暗刻鸳鸯一对，嬉戏于并蒂莲之间，四周配以水草为辅助纹样。所见纹饰线条简练，构图自然。常熟博物馆藏 湖田窑青白釉刻划莲花纹洗南宋青白釉俗称影青釉，是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青中有白和白中显青瓷器的专门称谓。”北宋（960—1127年）时期，景德镇陶瓷工匠在当地白瓷生产的基础上，成功地烧制了色质如玉的青白釉瓷器。由于胎、釉中铁元素的含量极低，釉的玻璃相清澈，因此其产品胎质细洁，釉色青莹。这一项技术很快影响到当时的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相续出现了一批烧制青白釉瓷器的窑场，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青白窑系。常熟博物馆藏 六方委角套盒北宋（960-1127年）2001年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出土。通体呈六瓣葵花形，了口呈浅盘形，直壁下部微外撇。香灰色胎，天青色釉，釉面有稀疏大开片。模制成型。器壁底边无釉。垫烧。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主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南宋叶真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约二十载，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入们视为稀世之珍。河南省文物考古妍究院藏 定窑白釉刻花卉纹盘金(115-1234年）1975年北京市通县城关公社三间房村砖瓦厂金石宗璧夫妇墓出土撇口，斜壁，圈足。通体施白釉，内心刻萱草纹。萱草纹是定窑瓷器代表性纹饰之一，反映了祈子延嗣的美好愿望。金代定窑处于生产的繁荣时期，继承北宋工艺，以生产日常实用器为主，白釉印花器胎质洁白紧密，釉质光润。石宗璧夫妇墓建于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出土定窑等窑口瓷器38件（套），反映出金代定窑制瓷业的繁盛，定窑瓷器成为金代北京地区官员阶层消费的主要瓷器品种。首都博物馆藏 钧窑系钟式碗北宋(960-1127年）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之--。此碗深腹。器作钟式，形制规整端庄，器内外均施蓝色乳浊釉，釉层较厚，发色较淡，呈天青色，釉色莹洁。常熟博物馆藏 彩豆唐（618-807年）侈口，平折沿，方后。浅腹，盘与底相接处有明显城校，盘底较平，高圈足爱喇叭状。沿至豆盘外壁中下部施褐。蓝、白三色的，色彩斑斓温润，足柄露的。山西博物院藏 三彩女俑唐（618-907年）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北窑湾庭墓出土女立俑梳乌蛮髻，扎索成花形。内穿襦衫，外披帛带，齐腰长裙下垂至地，鞋尖微露，站姿拔，神态端庄。釉色以绿、黄、蓝为主，头部未施釉。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中的一支的奇葩，独放异彩。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低温釉陶有所不同，其胎体用岭土制成，釉料则用多种金属氧化物和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钴）为着色剂。以氧化铅为熔剂，烧制出绿、蓝、白、郝黄等深浅不司的颜色。它分两次烧成，先在1100℃的高温下烧出素坯，而后在素坯上施釉，再经900℃低温焙浇而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绘侍女俑唐（618-907年）女俑穿着的宽幅多褶的曳地长裙是唐代女性典型的下装。这种腰线提至胸下的“齐胸襦裙”制式加长了下身，使女子更显修长和俏丽。“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轻薄的衣裙与丰腴的体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唐代女性的柔美、端庄与高雅。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藏 双牛角髻侍女俑唐（518-907年）唐代女性的发髻花祥翻新、层出不穷，见诸于各类文献记载的发髻名目繁多，有云髻、丫髻、螺髻、双垂髻、乌蛮髻、三角髻、峨髻等近百种。总体来说，唐代女性喜爱梳高髻，往往在发髻中垫以假发，新疆地区曾出土唐代女性使用的假发。高耸的发髻，体现了唐代女性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与多元审美。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藏 三彩武士俑唐（618-907年）武士头脱育一展感浓之号，双眉紧感，双目脚睁，张仁，右臂护项，龙首护博，横气有护甲，腰十系诗，顔下垂膝裙，影尾，下缚吊腿，双爆路让形痒。此件武士俑彩神兼备，气宇轩昂，是一件上佳的唐代艺术珍品。西安博物院藏 五曲莲瓣形平底银杯唐（618-907年）1975年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这组银器为长兴下莘桥唐代窖藏代表性器物。1975年，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发现了唐代银器约100件，主要包括茶具、首饰和银锭等三类，纹饰部分有局部鎏金。器物重复却又不配套，应属于私营作坊待卖的商品。可见，银器的制造和使用不再局限于皇室，而是趋向于商品化、产业化。长兴县博物馆藏 不详 鎏金翼兽纹五足铜炉合唐（618-907年）1985年陕西西安市西安火车站出土此件为佛教法器香炉的构件台通体鎏金。敞言平底，炉台表面錾刻繁缛纹样五层，中心为两只带翼飞兽，怪异奇雄，如狮如虎，凸目巨鼻，宽宜长须，长翼飞展，大尾旋空，同衔长流飞云。飞兽以夸张手法錾刻，翼尾以花叶构成，布满炉台中心。第二道为渡道是龟背锦纹，刻划花朵，第四道饰大其间有四只鸳鸯，有的站立于枝叶上曲纹串枝莲。西安博物院 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北魏晚期至东魏（500-550年）1996年山东青州市龙兴寺遗址窟藏出土该造像材质为石灰石，质地细腻。菩萨头戴宝冠长发披肩，面相清瘦，丹凤眼，高鼻，嘴角上翘皇微笑状。双肩上饰有圆形物，预部佩贴金项圈，上身袒露，披帛覆肩，手臂自然下垂，双手残缺，有修补痕迹，下身着红色百褶长裙，要间结带，裙摆外展，跣足立于双层仰莲基座上。头光由浮雕双层莲瓣、线刻彩绘向心圆组成。面部线条流畅，眉目清秀，展现出丰满圆润的面相。双目低垂，嘴角内陷，神态显得肃穆庄重。1996年山东青州市龙兴寺遗址窖藏发现了大批佛造像，根据现场佛造像埋藏方式，考古人员推测应为北宋末南宋初青州战乱之时，这批佛像被按照宗教仪轨集中瘗埋保存。该窖藏共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北齐时期造像以“曹衣出水”风格著称，衣纹疏简流畅，融合了古印度笈多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造像表面采用贴金彩绘工艺，大部分保留完整贴金层与矿物颜料彩绘，展现了青州佛教造像特有的“薄衣贴体”雕刻技法。这批造像的发现使“青州风格”成为佛教艺术史的重要流派，被学界评价为“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北朝时青州是东部佛教引心，北齐崇佛之风推动了大规模造像。佛教造像艺术融合西域与中原风格，从北魏的“褒衣博带”式转变为北齐的“面型丰颐、衣纹简练”。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骑马击鼓乐俑北齐（550-577年）1981年周市韩村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彩绘骑马吹嘲儿俑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彩绘笼冠俑北齐（550-577年） 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彩绘文吏俑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彩绘执盾武士俑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主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彩绘铠甲武士俑北齐（550-577年）1979-1981年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太原市博物馆藏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执壶唐（618-907年）直口，阔颈，丰肩，腹壁斜直，平底。肩置八棱形流，对称处安三条形曲柄。与流、柄成十字形的颈、肩之间置一对三条形系。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肩、腹处模印贴花椰枣纹，其上覆盖大块褐色釉，形成三个椭圆形斑块，突出了图案的装饰效果。此件执壶的贴花纹反映了长沙窑贴花艺术的特点，朴实、自然、生动。器物造型和图案特殊，是唐代长沙窑生产的外销西亚各国的产品。长沙窑的釉色种类较多，仅单色釉即有青釉、黄釉、褐釉、黑釉、白釉、绿釉、蓝釉等。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特色之一，出现于唐中后期，装饰在器物的系或腹上部。其做法是先用模具印出装饰物，趁坯体未干时把装饰物粘贴在坯体上，经施釉、涂彩后，再入窑经高温烧成。塑贴花纹有双鱼、双鸟、花朵、葡萄、椰枣、狮子、宝塔人物等。常熟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葫芦形执壶唐（618-907年)整器呈葫芦形，上小下大，唇口，上部如蛋形，中部束腰，下圆而硕大。形制饱满。釉色较淡，局部脱釉。执壶是一种酒器。最早出现于中唐时，当时称注子。五代至宋的壶体多为瓜棱式，往往与注碗成套使用。从元代开始，执壶的壶体呈玉壶春瓶式，壶流弯曲而细长，景德镇窑与龙泉窑都有烧制。明清时期，形式变化不大，并开始出现玉、珐琅、金银等质地的执壶。常熟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瓜楞执壶五代（907-960年）喇叭口，束顿，溜肩，瓜棱形圆腹，肩部一侧置曲流，另一侧置扁柄，矮宽圈足。胎质细腻，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色透亮，典雅端庄。执壶在唐代《资暇集》中又称“注子”“偏提”。青瓷执壶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酒器和茶具，在南北各地瓷窑大量制作。常熟博物馆藏 备茶图元（1206-1368年）2012年阳泉市郊区东村壁画幕出土壁画《备茶图》分两部分，一部分画面表现厅堂内备茶场景，两名男侍正在忙碌准备，另有一人手捧黄色莲纹大口瓶作行主状；另一部分表现上茶内容，以直棂窗为界，分割成室内室外，室内主人在支摘窗下等候,窗外二仆正上茶。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饮茶方式各有不同：汉魏六朝和唐初均为煮茶法，唐中晚期为煎茶法，宋代流行点茶法，明初盛行泡茶法，一直沿用至今。宋代饮茶之风堪称盛极。宋有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并逐渐催生出了“斗茶”这一博弈游戏。元朝统一全国后，山西各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在文化传统上仍承袭了宋朝和金朝的礼制，在文化生活中也融入了宋金的习俗。茶这一载体得以在多种文化融合中呈现出新的面貌。壁画《备茶图》不仅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元代人的饮茶场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蒙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迹，为了解和研究南北文化融合之下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山西博物院藏 天青釉敞口深腹碗北宋（960-1127年）2001年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出土敞口，口沿处略残，斜直腹微弧且较深，模印三层仰莲图案，近底处折收与圈足相连，高圈足略外撇。通体施天青釉，碗内外有密集的开片纹，足底无釉处星火石红色，从口沿残处可见胎呈灰白色。模制，垫烧。宋代汝窑青瓷尽管在色调上深浅不一，但都离不开淡天青这个基本色调。这种冷暖适中的色调以其素雅清逸，契合了北宋时期上层社会所推崇的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使汝瓷成为宋代诸瓷之首，并一直为宫廷所珍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建窑黑釉兔毫盏宋（960-1279年）1994年常熟张桥南新村北宋周绅家族墓出土撇口，斜直壁，小圈足。胎呈铁黑色，内里满釉。外施釉不到底，腹下部釉垂流如泪痕。碗口釉呈酱色，口沿下渐为褐黑相间，近里心为纯黑色。釉中有丝状黑褐色免毛般结晶，俗称“免毫斑”（在日本又称为天目釉），属于结晶釉的一种。宋金时期，免毫盏在我国南北多地如江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烧制，其中以建阳窑所烧“建盏”最为著名，为宋代宫廷烧造的御用茶盏。由于宋代兔毫盏名气很大，文个对它多有赞美之辞，如北宋书法家蔡襄《茶录》云：“免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建阳窑是福建最著名的窑口之一，最早烧制于晚唐五代时期，但当时以烧制青釉瓷和部分青白瓷为美。南宋是建阳窑发展最全盛的时期，南宋后期烧制了供皇室御用的建阳窑兔毫釉茶碗和建阳窑玳瑁釉茶碗。进入迩、金、元后，建阳窑渐趋萎缩，最后衰落而停烧于明代。常熟博物馆藏 定白釉刻莲纹龙首净瓶北宋（960-1127年）1969年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1969年，在河北定州发现了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的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115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北宋初期定窑生产的白釉瓷器，是迄今为止有纪年的定窑瓷器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北宋早期定瓷提供了有力证据。此件龙首净瓶就是这次发现的精品之一。此器胎质细白，釉白泛青，垂浆泪痕不太明显，足底无釉。采用堆贴、刻花技法。瓶细长颈，圆肩，鼓腹，圈足，龙首形短流。细长颈中部作相轮状圆盘。肩部饰覆莲，腹刻仰莲。一侧塑龙首短流，龙贴塑双目、双耳及角，张口，上唇尖翘向上。是定窑净瓶中的佳品。净瓶为比丘十八物之二，多以陶瓷或金属制成，盛水供饮用或洗濯，又称水瓶或澡瓶。定窑是宋代北方著名瓷窑，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定州市博物馆藏 吉州窑茶盏宋（960-1279年）碗敞口，深弧壁，浅圈足。内外施两种釉，内壁为窑变花釉，装饰剪纸纹样；外壁为酱釉，点以浅黄色斑点。将民间剪纸贴花艺术直接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是吉州窑工匠的创举。吉州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剔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山西博物院藏 莲瓣形漆碗北宋1976年常熟练塘旺桥北宋墓出土木胎，矮圈足，口沿外撇呈六瓣莲花形。宛若一朵盛开的道花，极具立体感与的律美，碗内髹朱红漆，外壁髹黑漆。漆器制作工艺可追溯至远古的河姆渡文化那时便能制作出精美的漆碗。至宋代，漆器工艺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诞生了戗金、剔犀、剔红等新技术，同时，传统的素色漆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常熟博物馆藏 仿古夔龙纹青铜贯耳瓶南宋(1127-1279年）直口，束颈,两侧一对贯耳。圆鼓腹,高圈足。整器纹饰从上至下分为五层。一层为回纹，二层饰以雷纹为地的兽面纹，三、四层为涡纹，五层饰以雷纹为地的夔龙纹，贯耳饰以雷纹为地的兽面纹，圈足上部饰以雷纹和蕉叶纹。常熟博物馆藏 铜镈钟元（1271-1348年)青铜质地，造型浑厚，纹饰精美，为常熟文庙旧存礼阀，底部有铭文七列，标示此钟为元代儒学完颜璃所铸。常熟博物馆 青花花卉纹元（1271-1368年）匝是盥手注水的水器。《左传》有“奉沃盥”之语，意思是执浇水于手冲洗。此为瓷质，以青花料绘花卉纹，口沿施一圈酱釉，底部露胎，泛火石红色。常熟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罐元（1206-1368年）1994年常熟练塘罗墩遗址出土直口，鼓旗斜心至底，通沐施青釉，发色青翠，釉层肥厚滋润伴开片，光素无纹饰，荔胎处呈朱红色，胎体厚重规整，内底突起星尖球状，体现元代龙泉窑制瓷1艺成熟水准。常熟博物馆 龙泉窑青釉印花菱花口盘元（1271-1368年）1977年常熟何市公社项桥村出土菱口、宽缘、浅腹、圈足造型，胎体灰白坚硬，通体施青釉，内底模印菊瓣纹，内外壁饰瓜棱纹，底部采用垫饼烧制法，局部无釉。此器物为元代龙泉窑典型制品，器型规整，釉色青翠匀净，胎骨坚致，装饰技法融合模印与刻划工艺，展现出元代瓷器注重实用与装饰结合的特点。其菱口形制与瓜棱这饰体现龙泉窑对器物造型美学的追求，垫饼烧制法亦反映当时制瓷工艺特征。龙泉窑窑场分布于浙江南部山区，以龙泉县为中心。始烧于北宋，南宋至元代盛极一时。其直接继承越窑制瓷传统，逐步发展为庞大窑系，即使越窑青瓷日渐没落，但明州（今宁波）港依然是龙泉窑青瓷器物的集散与输出地。常熟博物馆藏 白玉镂雕莲鹭纹炉顶元（1206-1368年)经学者考证，这类玉器之用途应为元代之帽顶，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中记载，元代王公贵族俱带大帽，此物为大帽上之帽顶。明代服饰改弦更张，风俗改变，不再以玉器饰帽顶，帽顶便被移于炉盖上，成为炉顶。鉴于此，后人统称这类装饰器为炉顶。此类器物的使用地域广泛，流行时间长，对后世玉器有很大影响。 龙泉窑青釉双耳衔环瓶元(1271-1368年）陈设用瓷。撇口，细长颈内束，颈两侧置衔环双耳，溜肩，鼓腹弧收，高圈足。器型端庄挺拔，通体内外施青釉，釉色匀净温润，体现元代青瓷典型工艺特征。常熟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骑犼观音像元(1206-1368年)1966年北京市昌平县狼儿峪出土该观音像的造型符合《毕严经》中“南海观音”的意象，工艺上采用元代龙泉窑特有的露胎贴花与印花技术，利用胎土烧成后的自然色泽凸显浮雕纹样，展现了瓷塑艺术与釉色装饰独特结合。“犼”为传说中的神兽，“似犬，食人”，与青狮、白象一道分别为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的坐骑，古人相传“犼有神通，口吐烟火，感与龙斗，故佛骑以镇压之”。这件器物釉色青翠，釉层莹润华溢，观音神饰的独特结完后说中的心态安详，衣饰线条流畅，不失为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首都博物馆藏 唐寅椿树双雀图轴明（1368-1644年）画作以院体画法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文人画的意蕴，两只双雀上下对望，立于椿树之上，仿佛沉浸在情意绵绵，忘却尘世烦扰的状态中。唐寅自题诗流露出深意：“头如蒜颗眼如椒，雄逐雌飞向苇萧，莫趁螳螂失巢穴，有人拈弹不相饶。”钤印有“吴趋”、“唐伯虎”和“唐居士”等印章。唐寅（1473-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名列第一，唐寅有“南京解元”印章。擅长书画，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其山水宗法李唐、刘松年，融会南北画派，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人物师承唐代传统，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花鸟长于水墨写意，洒脱秀逸。书法奇峭俊秀，取法赵孟類。著有《六如居士集》。苏州湾博物馆藏 文徵明行书七律诗扇页明（1368-1644年）金笺，行书文徵明自作诗《鸡颂》：“乍鸣东海日东升，再唱长安万户醒。风雨何曾迷晓漏，霜天还解散疏星。谁怜半夜灯前舞，常自冲寒马上驱。此日山窗呼不起，壮心回首总凋零。”文徵明（1470—1559），名壁，以字行，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书画造诣全面，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常熟博物馆藏 王阳明楷书客座私祝册页王守仁（1472-1522），初名云，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十年（1499年）进土，历官刑部主事、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先后镇压闽、粤、湖、等地农民起义和广西边民起义，平定明宗室宁王朱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告归后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讲学，创立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追求的人生境界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真悟”状态，他的书法体现的正是这种超然怡悦、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客座私祝》册写于明嘉靖六年（1527），时王守仁奉命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两广及江西湖广四省军务，征剿思田叛乱，临行前他特意书写《客座私祝》，告诫书院诸生要德业向善，刻苦攻书。余姚博物馆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题跋 同上，题跋 高垲题河东君柳如是像轴清(1644-1911年）此画钓以白描技法勾摹柳如是姿容，长发重髻，双目明亮，素衣宽袖，笼手依靠圆窗，低眉似沉思，仪容端庄娴静。线条流畅，神态毕肖。上方为高垲于嘉庆庚午（1810年）抄录的查接揆所撰《河东君墓碣》，左下角有俞鸿筹题跋。高垲（1769年—18.39年），字子才、子高，号爽泉，浙江仁秋(今杭州）人。工书法，亦擅画。常熟博物馆 青玉束发冠明《1368-1644年）束发冠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代，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高宗即位之初，隆依佑送小冠，曰：“此祖宗闲燕之所服也。“可见束发冠为士人闲居之服，到了明代，按照制度明代入流的官员朝服戴梁冠，常服戴乌钞帽，除了道士、神像以及戏台上的角色外。明代极少有，在公众场合仅着束发冠出席的。而是把束发冠挽在中帽之下。常熟博物馆藏 金蜂采蜜纹金镶银发簪明（1368-1644年）2003年常熟宝岩明吏部郎中丁泰墓出土常熟博物馆藏 梵文嵌宝石金挑心明（1308-1644年）1990年明代温州知府陆润夫妇合葬墓出土1990年10月15日，常熟博物馆在虞山周围监督基建工地取士时，发现了明代温州知府陆润夫妇合葬墓，出土了多件精美的金饰品，有嵌宝梵文金头饰、人物楼阁纹金掩鬓、蝶赶菊纹镶自玉金簪，金梳背、葫芦形金耳坠、金戒指等，从中可以窥见明代江南金银器制作的精工细作。常熟博物馆藏 不详 葵纹单耳金杯银鎏金葵瓣形盏托明(1368-1644年）1976年常熟色织四厂基建出土常熟博物馆 翡翠琴式镇纸清（1644-1911年） 乾隆御题碧峰馆诗青玉山子清（1644-1911年） 结语江水不语，却见证着千年文明的相遇。当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秀在这片土地上交融，便生长出“人人尽说江南好”的独特气韵。南迁士族带来的中原雅乐，在江南的烟雨中化作评弹三弦的婉转；戍边将士铁甲下的豪情，沉淀为古镇廊桥下不灭的匠心。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和平，连续与统一的故事。运河漕船载来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化的种子：园林假山叠砌的不只是石头，更是天南海北的审美对话。江南在三吴都会，在六朝烟雨中，在千里莺啼，十万人家处。既婉约，又豪放，既有杏花春雨，款款柔情，也不乏铁马秋风，铮铮侠骨。今天，当高铁穿过水墨画卷，当创新性的智能工厂与传统作坊比邻而居，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是今日江南的蒸蒸日上：既守护着《诗经》“蒹葭苍苍”的古老基因，又孕育着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力。这就是江南，永远以开放的胸怀，续写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篇章。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