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这个络腮胡男人带我们绕过货车群，来到铁道旁边的一个大院里。院子里有一个水泥篮球场，篮球场后面的几间平房灯火通明。房前摆了一张大桌子，一盏明亮的有灯罩的电灯把大桌子和周围照得雪亮。桌子四周摆着木条靠背椅，上面坐着一些叽叽喳喳的姑娘，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两三个铁路工人以及一位民警。</p><p class="ql-block">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我们下午出货车场时经过的院子，只是那时候院子里没有这么热闹罢了，只是那时候我们的心情不像现在这样不安罢了。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的名称叫什么呢？“货车场安全纠查队”？或是“外流人员登记站”？</p><p class="ql-block"> 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个农民论理。那农民四十来岁，眼睛里流露出不很真实的痛苦和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虽然在和桌旁的人们争吵，但我感到他那强健的肌肉里装的是一堆媚骨，他完全丧失人格地瘫在地上，随时准备露出死样怪气的笑脸，低三下四地乞求开恩。</p><p class="ql-block"> “唉，唉，”他拉长了脸说，“已经有两顿饭没吃了……”</p><p class="ql-block"> “哼！那你顶起嘴来倒有劲的很呀！”一个穿花衬衫的姑娘回答他。这班姑娘大概是刚从中学毕业的吧，她们年轻活泼，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也很骄傲。不知怎的，我觉得她们就像《叶尔绍夫兄弟》中那些单纯的、作业尽得二分的女孩子一样。</p><p class="ql-block"> 一个身穿淡蓝色衬衫的有着沉静脸庞的姑娘把我喊过去，一副例行公事腔调地问：</p><p class="ql-block"> “你叫什么名字啊？”</p><p class="ql-block"> 我看着她那看来是做作出来的成人气质。我不声不响地把她面前的一本簿子挪过来，并从墨水瓶里抽出一支水笔，在簿子上填写起来。簿子上印着《外流人员登记表》。哼哼，我们成了外流人员了！在“去何处”一栏填过“兰考”之后，我的笔停在“事由”一栏上了。怎么写呢？写“体验生活”吗？当然不，那么怎么写呢？这当儿围拢在四周的那班叽叽喳喳的姑娘插嘴说：“探亲！”“不像。”“肯定是探亲！” 我心里暗自好笑，终于写了“学习”二字。</p><p class="ql-block"> “学习？”淡蓝色衬衫姑娘奇怪地问道，“学习什么呀？”</p><p class="ql-block"> “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 我冷冷地回答。</p><p class="ql-block"> 这当儿那位民警走到我身后，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我在他身旁坐下。</p><p class="ql-block"> “站起来！坐到那儿去！” 他指了指前面地上。</p><p class="ql-block"> 我看着他，他还很年轻，顶多和我们一样年纪。我对他说：“坐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吗？” 他说：“叫你不要坐在这儿，你就坐到那儿去！” 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他仍旧是那句话：“叫你过去你就过去！”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便顺从地站起来，走到他对面，先把书包放好，然后坐在书包上。他于是开始盘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工作单位在哪里，父母在哪里工作，出来的原因，等等。他问这些话的时候故意拉长了语调，皱着眉头，有时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有时态度严厉。但是讲老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他，我看出他是一个新手，在竭力学习老公安的作风，但是看来并不那么成功，尤其当他眯缝起眼睛，用一种伪装老练的眼光审视我的时候，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p><p class="ql-block"> “到兰考去？” 他厉声问我，“去学习焦裕禄事迹？你知道不知道，爬火车是不对的？嗯？”</p><p class="ql-block"> “不知道。因为过去，你知道，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爬货车的，那时候我们总是畅通无阻。现在呢？我们又不是爬客车，爬货车呢，我们总以为不要紧……”</p><p class="ql-block"> “不要紧？我告诉你的，现在有一些阶级敌人和坏分子专门在运输线上搞破坏，不久前我们还判了几个，你们知道不知道？”</p><p class="ql-block"> “坏人犯了罪当然要判刑，可我们和他们是两回事。”</p><p class="ql-block">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重复这句话，“现在和大串联时的情况不同了，不能再搞无政府主义了，现在不允许这样做了。”</p><p class="ql-block"> “是的，我们开始也想，现在铁路上允许不允许爬车了？到了浦口车站一看，完全没有人阻挡我们，不少工人热情地协助我们，我们当然认为这样做是允许的了。”</p><p class="ql-block"> “哦，这样说来你们是做对喽？你们去学习焦裕禄，我看焦裕禄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他也不会高兴的。”他顿一顿说：“这样，你们明天一人打一张车票回南京去，听见没有？”</p><p class="ql-block"> 我说：“哪有钱呀，只有几毛钱了。” 我这时有点紧张，因为我的钱收藏得并不很隐蔽，如果检查起来那是很可能露馅的。可是他并不要检查，他只是要我自己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给他看了一看，而且他看得也很马虎。</p><p class="ql-block"> “几毛钱？到兰考去？” 他老成地冷笑着摇着头。接着他把杨匪也叫进来了，杨匪不谋而合地同我一样坐在他身旁，也与我一样被请到地上去坐。</p><p class="ql-block"> 民警对杨匪说：“你们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想出来，也不开个证明就出来了？嗯？你们想一想，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那么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混乱情况？”</p><p class="ql-block"> 杨匪振振有词地说：“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不然，因为搭货车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这样的苦，都有同我们一样的思想。”</p><p class="ql-block"> 我也说：“同志，你想一想，我们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人，要说好玩，我们南京比兰考好玩的地方多得多，我们如果在南京度夏，那要舒适得多，我们为什么要吃这样多的苦到兰考去呢？还不是为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优秀品质，还不是为了学习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p><p class="ql-block"> “学习焦裕禄，报上不是登了吗？你们看看报纸不就行了吗？”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已和缓得多了。</p><p class="ql-block"> “看报纸当然也是一种学习，” 杨匪说，“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卫兵为什么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呢？我们家里不是都有毛主席像吗？大寨的事迹报上一再报道，可是为什么各地都不断派人到大寨去现场参观现场学习呢？”</p><p class="ql-block"> 民警沉默了一会儿。一位姑娘天真地问：“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到兰考去呢？” </p><p class="ql-block"> 民警也说，“你们的理由是说不过去的……”</p><p class="ql-block"> 于是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红色封面上印有伟大英雄形象的小册子，举到他们面前，陈说了我们重读这篇文章后的感动和决定。民警第一次露出和蔼的面容，他像老练的民警那样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这种精神是很好的（我很重视这句话，这是表明他对我们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但是爬货车，这样做我们是不允许的，上级也有明文规定下来，我们怎么能违反呢？” </p><p class="ql-block"> 他接着问那几位姑娘；“今晚还有没有车了？几零几次？哦，哦，那么，你们，”他又转向我们，“还是明天搭客车吧，货车不要爬了，多么危险啊。”</p><p class="ql-block"> 我们说：“没有钱啊。”</p><p class="ql-block"> 那个穿浅蓝色衬衫的沉静面孔的姑娘说：“不不！只要你们一人出两毛钱，打一张短途火车票，就可以一直坐到底了。” 她手里拿着四角钱，问道：“我去打票了噢？” 杨匪默然点头，我相信他一定是按捺住内心的狂喜而做出这种淡漠的表情的。而我还不大放心，问道：“这车是往哪儿开的？” 她说：“到南京啊。”</p><p class="ql-block"> 杨匪猛地睁大眼睛，醒悟过来。是呀，我们怎么这么天真，他们怎么会轻易地让我们继续西行呢？</p><p class="ql-block"> 杨匪断然地说：“南京，不去！”</p><p class="ql-block"> （未完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