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之声:足尖的回响②

耿朝勇45752672

黄昏，夏末的北京依旧闷热。在落日的余晖下，我和老龙怀揣着对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无限憧憬，踏入了天桥剧场。然而，在落座的瞬间，我心中泛起一丝微妙的预感——上海芭蕾舞团此番北上，似乎并未携带乐队同行。那乐池上方，一块与舞台浑然一体的盖板，无声地诉说着今晚将由录音伴奏引领我们走进那段传奇故事。这一发现，虽在意料之中，却仍让我心生感慨，关于艺术、成本与情怀的交织，就此缓缓展开。

以为是上图那样，实际是下图这样

开场前，我借着剧场的灯光，细细端详入场前于大厅领取的节目单，其上赫然注明：演出采用录音版本，指挥乃陈燮阳大师，女声独唱由朱逢博担纲，男声独唱则是简永和的杰作，演奏出自原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之手（彩色电影版录音），合唱部分则由原上海广播电视合唱团倾情演绎。

事实上，这一做法并非临时决定，而是延续了近三十年的惯例：芭蕾舞剧《白毛女》自1989年复排以来，上芭绝大多数场次都以1970年代由朱逢博等原唱录制的经典版本作为伴奏音源。录音伴奏沿用至今，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原唱情结”——几代观众与舞者已将朱逢博的演唱视为“喜儿”不可替代的声音符号。舞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声音形象”被认为不能更换。

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绎中，独唱与合唱段落交织密集，若现场乐队欲重现昔日民族乐器的绚烂色彩与声乐的醇厚质感，则需配备双管编制、民乐组、合唱队及独唱演员的豪华阵容，这无疑给成本与档期带来了双重压力。相比之下，采用录音伴奏，既能高效节省排练时间，又能规避现场配唱与舞者节奏衔接的潜在风险，显得尤为明智。

由于天桥剧场档期密集，仅安排一场演出，且前后均为其他剧目，无足够时间装台、合乐与灯光合成。而使用录音伴奏则可大幅压缩合成周期，确保演出顺利进行。因此，上芭此次在天桥剧场继续沿用录音伴奏，是情怀、技术条件与演出安排多重因素权衡后的务实选择，不应简单视为艺术标准的降低。

在上海本地，上芭的《白毛女》常态演出仍沿用1970年代朱逢博等艺术家的原唱录音伴奏，仅在重大庆典或特殊演出时，特别呈现现场、合唱与独唱的震撼效果。

除了脍炙人口的《白毛女》，上海芭蕾舞团在常规演出中，多部力作亦长期采用录音伴奏，这一选择背后，蕴含着对成本控制的深思熟虑、巡演效率的精心考量，以及对原声情怀的深情守望。“民族经典”系列中，录音几乎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固定模式。

然而，对于外国古典剧目，如《天鹅湖》《吉赛尔》《胡桃夹子》等，现场乐队则是常态，这得益于乐谱的固定、合作乐团的成熟，以及观众对音乐完整性苛刻的要求。

重要庆典或国际艺术节期间，上海芭蕾舞团会特别邀请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或上海爱乐乐团，为《白毛女》等经典作品加配现场乐队，但这属于“特别制作”，彰显非凡魅力，而非日常配置的常态。

2024年8月16-18日为庆祝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演60周年，上海芭蕾舞团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连演三场，这是自1989年复排以来，该剧首次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北京）配备现场伴奏的演出。由85岁的陈燮阳执棒中国电影乐团，中国广播合唱团现场合唱，上海歌剧院歌唱家何晓楠、郑瑶担任独唱。

除此之外，日常在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天蟾逸夫舞台等地的常规场次，乐池通常空置，继续播放原版录音。

因此，上海本地观众若购买平日商演票，大概率仍是“录音版”；只有遇到节庆、纪念巡演或官方系列专场，才可能邂逅“现场乐队＋合唱＋独唱”的完整编制。

上海芭蕾舞团演出的《白毛女》虽未采用乐队现场演奏，而是播放录音，但并未影响观众的热情。然而，缺少现场音乐的即时互动与空间共鸣，确实在“现场沉浸感”上留下了一丝遗憾。

对老年观众而言，情怀始终占据首位，录音宛如“记忆之门”的钥匙。众多五零后、六零后观众，将朱逢博的原唱视为不可替代的“声音符号”。现场时，只需前奏轻轻响起，便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跟随哼唱；谢幕之际，更是集体打起拍子，沉醉其中。对他们来说，录音较现场乐队更触动心灵，唤起情感共鸣。

而七零后、八零后的中年观众，虽对技术层面的惊艳表现赞叹不已，却总觉得“欠缺一丝灵魂”。普遍认可演员的精湛演技与舞美的华丽升级，却坦言“乐池的空缺，如同缺失了一颗跳动的心脏”。尤其在大段双人舞段落，脚尖落地的清脆声响被掩盖，少了那份“人乐合一”的即时张力，只能给予80分的评价。

九五后、零零后的年轻观众，初次品鉴《白毛女》，或许因缺乏对比而难觉瑕疵。他们将这部作品视为“古典IP”，伴奏在他们耳中，不过是“背景音乐足够经典”。然而，当长辈引领踏入国家大剧院，亲眼目睹现场乐队与合唱的庆典版后，瞬间恍然大悟——“录音版犹如高清电影，乐队版则堪比IMAX大片首映”。录音伴奏虽慰藉了老观众的怀旧之心，却成了观众心中的“唯一遗憾”。情怀票依然，但《白毛女》因缺失了“现场呼吸感”，始终与“完美”二字擦肩而过。

年轻观众的接受度则更倾向于多元化的艺术表达。他们可能更关注舞蹈编排的创新性、叙事的流畅性以及舞台视觉效果。年轻观众对《白毛女》的评价“整体感觉略平淡”，这一反馈可能与他们对现代舞台技术（如多媒体、灯光设计）的期待有关，而录音伴奏在技术层面的稳定性或许能为舞台呈现提供更精准的配合。

此外，年轻一代对历史题材的兴趣更多源于其精神内核（如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而非形式本身，因此即使音乐由录音呈现，只要舞蹈动作和剧情设计足够打动人心，仍可能引发他们的共鸣。不过，也有部分年轻观众可能对“工业化”演出方式（如录音伴奏）产生疏离感，认为其削弱了艺术的现场生命力。

多数年轻人对录音版持无感甚至略带嫌弃的态度，认为它“如同高清老电影般，缺乏那份令人悸动的心跳感”。然而，一旦他们有幸同时体验现场乐队版，超过八成的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转向“现场”，将“现场震撼”视为首选理由。

在年轻观众的审美世界中，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多元化的艺术表达。他们不仅关注舞蹈编排的创新与叙事的流畅，更对舞台视觉效果的呈现抱有极高期待。对于录音伴奏版《白毛女》的评价，年轻观众“整体感觉略显平淡”，这或许与他们对舞台技术，如多媒体与灯光设计的热切期盼有关。尽管录音伴奏在技术上能够提供稳定的支持，为舞台呈现增添精准度，但年轻观众对历史题材的兴趣更多聚焦于其精神内核——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而非外在形式。

因此，即便音乐以录音形式呈现，只要舞蹈动作与设计能够触动人心，依然能够激发年轻观众的共鸣。当然，也有部分年轻观众对“工业化”的演出方式，如录音伴奏，感到疏离，认为这削弱了艺术的现场生命力，使其失去了应有的鲜活与灵动。

总体而言，老年观众对《白毛女》这部文化遗产的仪式感与历史厚重感尤为珍视，而年轻观众则更侧重于其艺术表达的魅力与感染力。这并非对作品价值的否定，而是审美代际间的一次精彩碰撞。

谈及老年人对现场与录音的偏好，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录音版。在他们心中，朱逢博的原唱已然是“白毛女”的灵魂所在，即便现场乐队再如何精准演绎，也难以捕捉到那份独特的韵味。录音中的嗓音，与六十载光阴前的记忆完美契合，一旦更换声源，便如同“换了个人”。

观众的反馈，因年龄与审美取向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老年观众对《白毛女》怀有的深厚历史情感，使他们更倾向于将此类经典与现场音乐的沉浸感紧密相连。若采用录音伴奏，部分老年观众或许会心生遗憾，认为那缺少了现场乐队与表演间动态呼应的奇妙氛围。他们观看后的“一路兴奋议论”，正是对这种实时互动情感共鸣的最佳诠释。

此外，老年观众对传统戏曲与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尤为深刻。乐队演奏的民族乐器，如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等，让他们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作品的历史背景，而录音则可能削弱这种文化联结。对他们而言，现场音乐的音符，都是与过去对话的桥梁，是连接现在与历史的纽带。

走出天桥剧场，夜风微凉，却吹不散我心中的那份思索。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的录音伴奏，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年龄层观众对艺术的不同追求与理解。老年观众在朱逢博的原唱中寻找记忆的共鸣，中年观众在技术与情感的交织中寻找平衡，而年轻观众则在多元化的艺术表达中探索新的可能。

这场演出，不仅是一次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对话。《白毛女》的故事，将在不同版本的演绎中，继续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而那份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也将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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