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中印边界谈判

嘉陵号子

美篇号||24625503

作 者||嘉陵号子

图 片||网络平台

　　这是一场实力、意志与战略耐心的综合较量。两国边界从“打打停停”到“长期僵持”。中印边界谈判自一九五零年启动以来，经历了一九六二年边界战争、一九六七年乃堆拉一卓拉山口交火、一九八七年桑多洛河谷对峙、二零一七年洞朗双方的对峙、二零二零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等多轮军事摩擦冲突，却始终未能划定哪怕一段正式边界。

表面看是“毫无进展”，实质上是印度把边界问题，当成为“战略杠杆”，以“蚕食、对峙、谈判、再蚕食”的反复循环机制，企图把既成事实变为谈判加价筹码。中国若以“相互退让一点”的常理应对，便陷入印度预设的“渐进式占控”布阵陷阱。

　　印度运用“小混混”策略的多重低层逻辑。第一、以趁火打劫抢占先机。这是印度的惯于手法，每当中国遭遇到外部压力（如台海、南海、贸易战）紧张时，于是边境制造摩擦，试图趁火打劫，运用搅屎棍搅乱局势。第二，以边境冲突转移国内矛盾。印度教民族主义需要在“反华”议题上持续动员选票，边界越是紧张，莫迪政府越能转嫁经济失速、族群矛盾的国内压力。第三，国际投机，四面出击，迎合美西方“印太战略”，美国和西方给了印度“以边界换援助”的幻想，只要两国边境冲突不熄火，美、日、澳的军火、资金、技术就源源不断。第四，心态崩盘，印度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一九六二年失败的一箭之仇。如果用“正常国家”的理性思维，或使用谈判框架去框定，就忽视了印度战略文化的特殊性。

印度精英阶层深受“大英帝国边界学”影响，把殖民遗产当作成“天然疆界”。印度社会普遍把一九六二年战败视为“未完成复仇”，这场边界的谈判，被异化为“雪耻工程”。印度军方以维持“前进政策”的利益集团，需要持续制造摩擦机会，“中国威胁”以争取更多的军事预算。在此语境下，各让一步”的提议都会被印度舆论攻击为“丧权辱国”，政府即使有心也难以执行。

　　实力塑造谈判的模式，从“暴揍一顿”到“体系威慑”。一九六二年对印自卫反击战证明，只有让印度在战场上切实感受到付出的代价，被打的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才能逼其回到谈判桌。但今日的中印博弈，已从单一军事维度，扩展为“综合国力”的立体对抗形式，过去的“暴揍一顿”必须升级为“体系威慑”。

军事上保持西、中、东三段“快速部署、多点联动”的压倒性优势，让印军每一次冒险都面临“全域失守”风险。经济上对印采取“精准可逆”的贸易与投资工具箱，既能关键的时刻以市场准入、产业链卡位施压，又要避免全面脱钩伤及自身。 外交上在多边舞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印度在克什米尔、东北各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人权与主权双重标准问题国际化，削弱印度所谓传统“大民主国家”的影响。舆论上要建立面向南亚小语种、英语和印地语的全媒体矩阵，揭穿印度入侵“蚕食、碰瓷、卖惨”的整体套路，压缩其在国际炒作空间。以战略定力耐心“可验证的缓和”，倒逼印度国家内部的违规操作理念。印度并非单一行为体。军方、执政党、地方邦、工商界、反对党对边界问题的利益并不一致。中国需要用“可控紧张与可控缓和”的循环，逐步放大印度国内理性派发出的声音。每一次对峙过后，通过外交的热线、联合他国演练，把冲突烈度压回“灰色地带”，让印工商界切实感到“边境不稳等于资本外逃”。

　　利用金砖、上合组织等外围机制，向印度地方政府与中小企业释放“合作红利”，培植出维护“边境和平”既得利益者。在双方多边合作场合情况上提出：“中印边界稳定核查机制”技术草案，把和平“透明、对等、可核查”的球踢给印度，让其承担拒绝谈判以后的道义成本。

总之在“能战”与“善谈”之间走钢丝。对付印度既要摒弃那种“天真退让”的幻想，也要避免“一战定乾坤”的冒进策略。真正的“最好的办法”是：以绝对实力为盾、以体系威慑为矛、以战略耐心为绳，在“能战善谈”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只有当印度国内政治、经济、舆论的综合成本，高于边界冲突“继续蚕食”的收益时，边界谈判才可能迎来实质性突破。历史已经证明，印度人听得懂的语言，永远是实力与代价。但是历史的进步，终将迫使印度必须学会听懂，合作与国家之间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