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俊《我的教学生涯》 点评

姬存秀

　　拜读文俊兄《我的教学生涯》，如见故人秉烛夜谈。榆林师范同舍同桌两载，青衫少年并案读书之景犹在眼前，今览此文更感赤忱未改，特作小评以抒怀

张文俊的教育生涯是一部扎根西北黄土高原的基层教育史诗，在四十多载春秋中，他以讲台为纸、粉笔为墨，书写了一位教育工作者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历程，其经历折射出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脉络。

一、从“教参依赖”到“教改先锋”的淬炼之路

初登讲台的张文俊，是特殊年代民办教师的典型缩影：依赖教参、照本宣科，在戴帽中学的百亩耕地上摸索教育真谛。郑治荣等前辈的指引，榆林师范的系统训练，使他实现从“糊里糊涂教书”到专业觉醒的关键跃升。而向阳小学的教改实验，则成为其教育思想蜕变的熔炉——王祥庆校长以“抄背大纲”“一课多讲”“一题多篇”等严苛训练，锻造出他“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先进理念。那台全县仅有的录音机里反复录删的讲课声，见证了一位教师对教学艺术的极致追求。

二、时代洪流中的教育坚守者

他的生涯刻满时代烙印：北园子任教时全年3600工分与5元补助，映射计划经济下民办教师的清贫坚守；郝滩中学主动请缨公开课的勇气，彰显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工作者的担当；定边中学提炼210个历史考点的实践，呼应高考恢复后质量提升的迫切需求。更可贵的是，他始终以温暖传递对抗时代艰辛——延鸿宝校长赠予的飞鸽自行车指标，李淑琴副校长代购的结婚花瓶，宣玉成为教师家属奔走的日夜，这些带着温度的记忆，构筑起艰苦岁月中教育共同体的精神灯塔。

三、从课堂到管理的薪火传承**

担任定中教导主任期间，他展现出非凡的管理智慧：处理学生殴师事件时兼顾原则与人情，职称评审中谦让同事彰显品格，制定制度时践行“多干少干不一样”的公平理念。其管理哲学深植于教学一线经验——无论是带班超额完成升学指标的实践，还是政史教研组“会前共识、因事施策”的协作艺术，都印证着“懂教学方能善管理”的真谛。而黑冬炜、沈效功等学生的成就，正是对这位“伯乐”教育生命的最佳续写。

张文俊的足迹，是万千中国基层教师的缩影。在教室的粉笔痕与教案的红批注间，我们看见一位教育者如何以谦卑之心承前辈薪火，以创新之志拓教改新路，更以仁爱之怀暖寒门学子。这段平凡而坚韧的生涯启示我们：教育的真谛，既在纲本之间的严谨求索，更在人性之光的永恒传递——这正是黄土高原上永不褪色的师魂。

2025-8-20

榆林师范期间，张文俊

附：张文俊《我的教学生涯》

回望数十载执教生涯，从青涩懵懂到略有所成，一路走来，幸得良师益友相助，亦感时代洪流与个人奋斗交织。谨以此文，梳理历程，感念师恩，铭记初心。

一、北园子岁月：懵懂起步与良师引路

(1976-1979)我在北园子戴帽中学任教期间，同大多数青年民办教师一样，认认真真备课，却难免糊里糊涂教书。集中表现为不敢离开教学参考书半步，备写教案时照抄教参的教学目的、要求、重点、难点等项目。离开教参便难以独立思考，结果是照本宣科，未能将教材、教参、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与学生知识水平有机结合。面对具体课文、具体班级、个体学生，往往拿不出自己的教学方案和施教方法，更不懂得如何有针对性地贯彻《教学大纲》精神。所幸当时学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郑治荣先生。他是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深谙《教育学》《心理学》的科班出身教师，先就读于榆林师范，后因路途遥远转至吴忠师范，毕业后分配到盐池麻黄山任教，1962年精简回乡。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大部分青年教师逐渐步入正轨，我也受益匪浅。彼时我的身份是民请教师，全年计3600工分。县财政补助每月5元，全年60元。2019年参与蒋峰荣先生主编的《定边县扶贫志》编写工作，在定边县档案局查阅文教资料时发现，民教补助确有差异，如南园子小学教师樊广发每月补助即为8元。这或许也说明我们当时的工作表现尚属一般，仅能拿到5元补助。此外，我还兼任北园子大队第六生产小队的出纳，以及北园子戴帽中学的校长职务。我的高中毕业时间是1976年元月6日。实际教书时间早于此，大队党支部书记杨世福在我们毕业前已征询意见并向城关公社报备。戴帽中学当时有八个班（含幼儿班），均为单设班，设有校长、副校长（杨彦臣）及十几名教师。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贫协主任梁宪（大队队长）、护林员樊仲奎参与管理。学校拥有百亩耕地，其经济收入用于办公开支，并有机井一眼。2019年我在《教育年鉴》中看到，1976年是定边教育史上学校数量最多的时期，计770余所，实现了村村有小学、社社（公社）有初中，全县还有7所高中。1976年秋季，我参加了县上在“五七大学”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中学语文短训班。同学有王诚、付瑄、李敏慧、张海龙、刘亚茹、杨相兰等。授课老师包括王磊、孟德强、吕建华、宋作义、杨书文等，王磊任班主任。当时资料奇缺，白纸尤甚。王老师安排我刻蜡纸印制讲义，共200多页，50余份，供教师学员人手一份。我前往教办，找到时任文教局副局长兼教办主任的李彤基同志，申请到了三令白纸，完成了任务。

二、 郝滩中学：专业淬炼与崭露头角

（1979-1980)1979年9月27日，我从榆林师范政文班毕业，被分配到郝滩中学任教。学校有十几名同事，六个教学班。我担任初一语文教师。经过榆林师范学校的系统专业训练，我的教学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曾经的民教经历让我饱受专业知识匮乏之苦，短暂的校长经历也使我深感管理经验的不足。正是带着这些困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废寝忘食地读书，深入思考“如何教？怎样备课？怎样上课？怎样出考题？怎样评课？”等一系列问题。在课堂上专注听讲，与同学积极交流，认真分析每一次试卷评定，研读各大中专院校的教材分析与教学参考。通过不断地学习、思考、内化，知识结构得以优化，教学能力获得跃升。在郝滩中学的教学工作，已非昔日的民教可比，我感到自己成长了，进步了，而且是巨大的进步。1980年县上到校检查听课，老教师们多不愿讲公开课，李自强老校长和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李秉义颇感为难，几位民教老师也无意承担。此时，我主动请缨，连续讲授了两节公开课：一节是作文讲评课（学生郭玉芳，后为定中退休教师），一节是语文阅读课（学生白慧玲，后为定中退休教师）。课后，得到了教办检查人员的一致认可，也赢得了学校领导、同事的肯定和学生的好评。更大的转折发生在1980年8月，我被文教局正式调令调往向阳小学。同期调动的还有英语教师朱维义，他被调入定边二中任教。事后从向阳小学校长延鸿宝口中得知，他到局里要求配备高年级把关教师，局里推荐了我，恰逢我的同窗赵庆红也作了推荐。延校长毫不犹豫地安排我担任五年级语文教师（五年制），并成为王祥庆校长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教师。郝滩中学校长李自强。李校长家在高寨子，曾在教办工作，业务过硬。因家庭负担重（兄弟姐妹多，妻儿在农村），申请调回农村任教。他师范毕业，懂教育、会管理，尤擅后勤，将教师灶办得物美价廉（月伙食费仅7、8元）。他吃苦耐劳，亲自维护维修学生宿舍和教师办公室，对住校教师关怀备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我在教育局工作，到安边二完小检查时曾住其办公室，相谈甚欢。九十年代初期在街上偶遇其在工商局任局长的儿子，方知李校长已罹患癌症去世，深感痛惜，教育系统失去了一位值得怀念的好同志。

三、向阳小学：教改深耕与终生受益

(1980-1981)在向阳小学虽仅工作一年，却有三件事铭刻于心，影响深远。首要是王祥庆校长选我担任“以读为中心组织教学”的实验教师。我欣然接受，王校长的大名早有耳闻，能跟随专家探索教学改革，我充满期待。随后的日子全身心投入教改：一个学期反复讲授几十节课，在一班讲完后，根据问题修改教案，接着在二班再讲；课后，学校组织语文组或年级组评议，逐句推敲，逐段研讨。当时定边县仅有两台台式大录音机，一台在广播站，另一台就在向阳小学。王校长将录音机交给我，让我反复录音、反复听，录了消，消了录，自我剖析，不断修改完善教案。经过反复磨课推敲，五年级的课上完后，再到四年级重复实践。最终形成打印教案，并留有空白，供自己不断补充、完善，增添新的眉批，按照新思路、新方法、新方案实施教学。另一种实验方法是“一课多讲”：将同一篇课文放在不同的训练单元讲授；或放在不同的年级讲授。第三种方法是“一课多题目”训练。例如《我的战友邱少云》一文，尝试以不同角度命名：《邱少云》（主人公）、《在攻打391高地的战斗中》（地点）、《我的战友邱少云》（回忆视角）、《安如磐石》（成语）、《烈火中永生》（主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精神）……此举旨在引导师生多角度、多视角审视文章及其句段。第四种是“一题多篇”训练。围绕同一主题（如“国际主义精神”），除《我的战友邱少云》外，还可关联《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面五星红旗》、《卖木雕的少年》、《太阳是大家的》、《在仙台》等。通过体裁各异、行文不同的篇章，既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也锻炼教师举一反三的逻辑能力。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让课文成为语言训练的凭借和材料。第二件事对我影响至深，终生受益。王校长让我抄写1956年和1963年两版《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继而要求背诵，并认真辨析两版大纲的异同，深刻领会其“核心理念”。他特别强调要在教学中贯彻1963年大纲对语文“工具性”的定位。这些要求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今后的课堂教学必须“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将大纲的刚性目标逐一落实到每篇课文、每个单元的训练中。第三件事是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深切关怀。1980年物资极度匮乏，手套、花瓶等日常用品都难以买到。我决定在1981年正月十八结婚，校长延鸿宝得知后，将学校分配到的飞鸽自行车购买指标给了我；副校长李淑琴联系百货公司，帮我购得花瓶、手套、围巾等结婚用品；副校长沈石泉则通过工会帮我筹措钱物，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在向阳小学仅短短一年，但王祥庆校长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随着年岁增长、身份转换、认识提升（在定中工作九年半；在教育局工作近三年；尤其在教研室工作的二十七年），我经常外出学习，聆听窦桂梅、于漪、于永正、张伟、魏书生等特级教师的示范课和报告，愈发感受到王祥庆校长的远见卓识，敬佩之情与日俱增。他是定边县当之无愧的小学教育专家，一代宗师。

四 定边中学：高光岁月与砥砺前行

(1981-1990+)1981年秋天，我与我带毕业的五年级学生一同进入定边中学（定中），开始了九年半的高光历程。这期间，我从一名普通初中教师起步：获得了“模范班”荣誉；争取到了宁夏大学进修的宝贵机会；进而获得了担任高一、高二、高三历史课的资格，并承担高中班主任工作；在人才济济的定中，被委以政史教研组组长、校务委员的重任；因所带高三毕业班超额完成任务，荣获县教育局颁发的三等重奖；1987年，更获提拔担任教导主任。高光时刻的背后，既有个人努力进取的汗水，也有同仁的鼎力相助与鼓励，更离不开宣玉成、姬志录、常增锦、尚琦瑛等伯乐的赏识与提携。这段岁月，是个人奋斗与前辈智慧共同铸就的荣光。在定中教授历史课时，苦于找不到当时的《历史教学大纲》。1983年，经多方努力，在宁夏大学曹震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觅得一本旧大纲，如获至宝。我反复研读，圈划无数，备完课总要翻阅，不知不觉竟将书翻烂。大纲的刚性规定十分明确——总计210个核心知识点（考试点）。中国史（约105个）：古代史（45个）：农耕文明（半坡、河姆渡、夏商周更替）；政治制度（分封制、郡县制、科举制）；重大事件（秦统一、孝文帝汉化、开元盛世）；经济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南移、唐诗宋词）；民族关系（唐蕃和亲、理蕃院）。近代史（35个）： 列强侵略（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抗争探索（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思想变革（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转型（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近代教育）。现代史（25个）：建国与建设（三大改造、一五计划、改革开放）；政治制度（人大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外交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科技文化（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义务教育）。世界史（105个）：古代史（30个）：大河文明（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印度种姓）；海洋文明（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到帝国、基督教兴起）；区域交流（丝绸之路、阿拉伯数字传播、佛教东传）。近代史（40个）： 转型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革命浪潮（英资革命《权利法案》、美独立战争《1787宪法》、法大革命《人权宣言》）；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民族解放）；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诞生、《共产党宣言》、达尔文进化论）。现代史（35个）：战争与和平（两次大战：导火索、转折点、影响；冷战）；国际秩序（联合国、全球化、多极化）；科技变革（第三次科技革命：计算机、航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民族独立（亚非拉独立运动、中东冲突）。师生共同紧扣这210个核心知识点，就抓住了考试命脉。教师需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在考试中强化训练其分布与内容；学生需熟练掌握其分布与内涵，在考试中灵活运用。临近高考的十几次模拟考试，正是围绕核心知识点进行多角度强化训练，锤炼学生的审题方法与答题技巧。宣玉成校长及其继任者常增锦校长都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常与我交流。他们每年都与区域内外兄弟学校及省内外名校进行试卷交流与研讨。研讨方式多样：校长、主管校长、教务主任、教研组长及任课教师共同分析考试得失、知识点分布、学生掌握度、重点考生情况，步步为营，减少失分。宣校长确是一位懂教育、会管理、精教学的好校长，是定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为定中成为榆林地区名校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永远敬爱和怀念他，他的业绩将伴随定中的发展而永载史册。宣校长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主要采取五项措施：1.制度管理，明确奖罚：体现“多干少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与不干不一样。”2.目标管理：依据学生入学成绩，规定班级升学名额（如我带的86届六班定额6名，实际录取13名）。3.狠抓考试分析：深入分析试题、知识点、分数得失。4.学习跟踪掌控：宣校长有个小本子，详细记录各班优生的成绩与状态。5. 严格控制转学：三年内转学人数严控在20人以内（此举虽得罪部分人士，落下“霸道”之名，但维护了生源稳定）。我在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三十年，对各校情况较为了解。在抓教学质量上与宣校长齐名的还有吴探平校长，他在贺中、安中、三中、四中（完中）任上，学生成绩均快速提升，堪称“吴探平在哪里，哪里的成绩就好”。虽与宣校长无交集，但方法异曲同工，成效同样显著。1985年担任政史教研组长，是对我工作能力与方法的又一次重要锻炼。政史组藏龙卧虎：郭秀英（老牌大学生，文革前向阳小学校长）、高巧文（文革中东关小学副校长）、王秀华（文革前榆师毕业）、黑希昌、阎学武、谢明亮、王林山（均为陕师大本科生）、陈希贤（我的大学老师，本科毕业）。他们工龄长、资历深、经验丰富。开展工作必须讲方法、有智慧，因人因事而异。我注重会前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再上会研究，赢得了同事的认同和领导的认可。1986年，我所带的高中六班顺利毕业，升学考试超额完成学校6名的定额，大学中专共录取13名。其中延安大学外语系录取3名（沈效功、丁军旭、刘颖，后均在定中任教。沈效功现任榆林市副市长，郝生旺在西安市任厅级局长）。1987年所带的初中补习班学生李立辉，毕业后任砖井中学副校长、教育局副局长；李亮任宁夏海官缉毒队队长。1981年所带的初一五班学生黑冬炜，清华大学毕业到部队工作，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任学文任榆林军分区榆阳区人武部部长。1987年，我与付瑄、魏宏章、李鼎九、程建忠被学校（校长常增锦等）推荐担任领导职务。2019年参与《定边县扶贫志》编写，在教育局档案中看到当年会议记录：考察组汇报称询问张文俊对另四位被考察同志的看法时，“文俊只讲他们四同志的优点，没有讲任何人的不足”。时任领导姬志录同志听后表示：“考察涉及个人直接利益，最能看出品质，可见文俊品德不错。”在讨论我与程建忠排序时，姬志录同志指示：“把文俊排在前边。”此事让我深感与人为善终会得到认同。

五、教导主任：责任担当与难忘事件

(1987-1990+)1987年我担任定中教导主任。首要任务是学习《学校管理学》。在向前辈请教的同时，我认真研读了北京教育行政学院主编的《学校管理》，迅速掌握了教务主任职责，熟悉了包括排课表在内的29种教导处表格制作及各项规章制度。教导处当时四人：副主任张文俊（主持处务、班务、文体卫生）、副主任程建忠（分管教学等，后调宁夏塘莱中学任校长至退休）、干事张生明（后任定中政教主任、县督学退休）、任学友（后转行任乡镇镇长、党委书记、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任职期间经历三件大事：1. 学生牛祥殴打班主任苏新军事件：该生（后大学毕业因银行盗窃入狱，出狱后又因杀人被依法处极刑）殴打班主任，这是定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事件。我与主管班务的副校长王道高（陕师大政教系毕业，后任职教中心主任兼教育局副局长）多次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并反复与学生、家长及班主任苏新军（后任县教育局基教股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副局长、督导室主任、教育局书记至退休）沟通协调。最终给予牛祥停课一周处分，责令其在班上公开做书面检查，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事件得以妥善解决。2. 全县全员听课活动：由县教育局、督导室组织，是定边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需另文详述）。3.组织教师职称评审：根据当时条件，我本无资格评中教一级。但因工作认真出色，与物理组组长付瑄（后任定中教务处主任、副校长、校长、榆林市职业学院领导）一同，经学校、县上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同年，张文俊老师申报中学一级未获通过。在定中九年半，历经宣玉成、常增锦等三任校长。宣校长还有两事令人感佩：为调动骨干教师孟德强积极性，他多方奔走，找局长尉效国、计委主任为其家属尚老师安排工作，找粮食局局长用粗粮为其兑换白面；为张文俊、张贵德等教师家属调动工作，找教育局局长姬志录、人劳局局长杜玉林，耗费大量心血，令我们终生难忘。1987年常增锦校长接任，我任教导主任。那是一段工作顺畅、心情舒畅的时光，也是定中广大教师普遍认为教学环境最好的时期，至今谈起，大家仍感怀不已。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工作历程，充满了时代的印记与个人的奋斗。那些谆谆教诲的师长、并肩同行的伙伴、孜孜以求的学子，以及黑板上的粉笔痕、教案旁的圈点批注，共同构成了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篇章。回望来路，初心如磐；展望前路，薪火相传。这平凡而真实的足迹，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成长，也铭刻着一方教育发展的时代烙印。

​

张文俊，1979年毕业于榆林师范。至退休一直在定边教育界工作。曾任北园子戴帽中学校长、定边中学教导处副主任丶定边教研室副主任、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