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堂：水墨乾坤里的浪漫骑士

常来常往

　　张登堂：水墨乾坤里的浪漫骑士

张伟 于景平

中国绘画的历史进程中，名家大师辈出，或坚守传统，或倾向现代，或东西交融独树一帜，或观照古今守正出奇，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站在一个时代的转折期，张登堂（1944 年—2015 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艺术造诣把握了时代脉搏，表现了时代风貌，赞颂了时代精神，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他的画多源于自然风光的写生创作，景物错落有致，构图奇特新颖，笔法恣纵，不落窠臼，意境深邃，以势取胜；

他的画既体现中国古代绘画的气韵精髓，又昭示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将全新的艺术感悟和表现手法融入传统笔墨之中，成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贯通与耦合；

他的画犹如生动唯美的诗行，将自然之韵、人文之雅与个人情怀相融汇，展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在当代语境下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充沛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钟爱之情，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新精神，蔚成一代画风。

筚路蓝缕

　　1944 年 1 月 21 日，张登堂出生于山东省东昌府堂邑县（今聊城市）的一个裁缝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手艺人，母亲在家相夫教子。他在家行二，一个姐姐、两个妹妹。

张登堂 4 岁时，心气颇高的父亲感觉聊城地界狭小、条件受限，长此以往难有前途，便变卖了家中所有物产举家南迁，打算奔赴上海滩靠手艺谋生活、求发展。走到徐州时正值淮海战役，南下的交通线已全部被阻断，全家人无奈滞留徐州。考虑到再回聊城生活已无可能，而留在徐州又不是办法，父亲毅然放弃南下计划，带领家人掉头奔赴济南府。

来到济南后，他们觅得西门外魏家庄长春里的一处院落定居，自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初来乍到，人地两生，途中的往返折腾已经让家底本不殷实的张家捉襟见肘，而饱经战乱之苦的济南城，百姓手中也少有余钱添置衣服，父亲的裁缝生意甚是惨淡，六口之家只靠张父一人苦苦支撑，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或是受到父亲心灵手巧的影响，作为家中“独苗”的张登堂很快对绘画表现出浓厚兴趣，闲暇时常常画一些简笔画，也总能得到父母和姊妹们的赞许和鼓励，这愈加激发了张登堂对艺术的好奇与热爱。

1948 年济南解放。新中国的建立，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张登堂 7 岁时，家人将他送进魏家庄附近的小学读书。上学期间，张登堂虽没接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但在文化课之外，他自学和临摹《芥子园谱》，逐渐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幼小的心灵同时埋下了矢志艺术的种子。

小学毕业后，父亲积劳成疾，家境每况愈下，但全家人都不愿扯张登堂的后腿，仍旧全力支持他完成学业。1956 年，聪慧刻苦而又争气的张登堂考上了济南育英中学。这所赫赫有名的中学集结了多位优秀教师，而美术教研室的组长正是山水画大师黑伯龙先生。

伯龙先生山水画笔力雄迈、潇洒超脱，气、理、趣三者兼具，在济南名驰遐迩。现在看来，初学艺术邂逅一位好老师，无疑如同刚出生的幼儿吮吸人生第一口奶水，对一个人在艺术道路上的起步、认识、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黑伯龙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张登堂得以正确地学习绘画方法、路径，加之自己的天赋加勤奋，不仅在绘画方面脱颖而出，其他各科成绩也都保持优良，他由此抱定了终生献身于中国画事业的宏图大志。

“黑伯龙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画家之一，他是北派山水很有代表性的画家，作品气势磅礴。先生曾亲自指导我临摹的画，一个初学者在起步阶段就得到大师的指点，以后的发展能少走好多弯路。”张登堂每每忆及先生的言传身教，总是感慨万千。与黑伯龙先生相识不久，张登堂又相继结识了在济南的齐派花鸟画画家王天池先生，以及来自北京的齐白石先生弟子许麟庐先生和王雪涛先生。

在诸位大师的指点和鼓励下，张登堂很快在同龄的青年画家中崭露头角。中学时期的张登堂通过临摹学习，逐渐掌握了技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功底，他开始尝试独立创作。1959 年，张登堂的作品《跳伞塔》、《泰山黑龙潭》在山东省和济南市美展上亮相。那年，他 15 岁。

《泰山黑龙潭》是张登堂在泰山黑龙潭写生得来，他在泰山邂逅了同样来泰山写生的吴传麟，吴比张年长 5 岁，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多年画友。每当忆起当年参加省市美展的情境，张登堂感怀不已：“1959 年参加美展时我已经画了五六年了。那个年代很多学画的人都是走临摹的路子。报刊杂志上发表的齐白石的作品很多，花鸟鱼虫多，我就不厌其烦地临摹，如饥似渴地学习。”少年张登堂的作品入选省市美展，这在当时的济南书画界引发不小的震动，很多画家开始关注这位后起之秀；天赋和努力，加之建国后注重文艺自由发展的良好氛围，使得张登堂和他的画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1960 年，张登堂与康梦周等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市艺术学校美术专科。这所专业学校不仅配置了西画、素描、速写、水粉等专业课程，还收藏了众多优秀传统绘画作品和艺术理论书籍，更有关友声、张鹤云、秦灏等多位知名画家和理论家授课，这些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多元的艺术理念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时学习劲头很高，每天拿着画板去写生，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正是那时候刻苦学习西画，才为日后的进步打好了基础。” 张登堂不仅在艺术学校废寝忘食地汲取知识养分，回到家中依然忘我地学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魏家庄片区终于通了电，按规定每户需向供电局交纳小米作为电费，而有些困难家庭却着实承担不起这笔费用。张登堂家就属于这种拮据情况，常常因交不上小米而被断电，这时他只能在一盏小煤油灯下临习历代名家之作。为了画画时的光线能更亮些，他就把吃饭的钱省下来买蜡烛补充照明。受家中活动面积所限，他干脆把画纸铺在地上，伏下身子撅着屁股作画。

在绘画艺术的天地里，张登堂不知疲倦，孜孜以求。他寻求一切机会欣赏和临摹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大家的国画作品，系统学习和领略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广泛涉猎国内外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他像海绵一般吸纳和接受中西融合型的美术教育，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增强写实造型功力，扎实提高绘画技法，持续提升国画意象造型水平，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着更高目标前行、攀登。

良苦用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困难。为解决家人吃饭难题，张登堂不辞劳苦，单人骑自行车到聊城老家带回地瓜叶给家人充饥，往返二百多公里。老画家王天池家里种了几颗南瓜，每当收南瓜时他都不忘嘱咐大女儿，一定要把南瓜叶子给登堂留着，让他拿回去给全家人充饥。

严重的灾害导致济南艺术学校被迫下马停办，学生随即被分配到各个单位。张登堂去的是济南市文物店，跟裱画师傅赵玉修学徒。由于父亲早逝，十八九岁的他早早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济南文物店成立之初，店址位于经三路 28 号，与铭新池洗澡堂（现国网山东电力公司 B 座南端附近）斜对面（现绿发集团山东公司办公楼附近），当时仅几间平房，5 名职工，总资产不足 2 万元。文物店后来搬迁到经四路纬二路新店址，它的前身是三义旧货商店古玩部。早先，纬二路附近有十几家经营规模很小的旧货委托商店，其中包括主营古玩的店铺，1956 年公私合营，戚、吕、郭三家古玩店铺组成三义委托店，当年 8 月，辛友三的翠宝斋、吕淦臣的万有古玩店和杨肇江的明古斋并入，成为这家店的古玩部。

张登堂中断学业后，暂时远离了他挚爱的绘画艺术，内心充满落寞。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因为文物店不仅为他提供了工资收入和生活保障，还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

他的裱画师傅赵玉修来自北京荣宝斋，在济南解放前后一直到文革期间都被誉为四大裱工之一。真正令张登堂欣喜的是，济南文物店藏有大量古今名人字画，这让张登堂学习研究这些优秀书画艺术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文革期间，很多人都上街游行或看热闹，他却坚持在店里值守，拉上窗帘，认真学习临摹店里的藏画。在白天上班时间之外，他还经常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反复欣赏揣摩这些书画真迹，无论是宋元名家还是现代诸贤，他都细心摹写，苦心研习，如鱼得水，乐此不疲，用张登堂自己的话说就是“对我这个半科班出身的人来说也算补上了一课”。

在济南文物店工作期间，张登堂临摹清代袁江的《江天楼阁图》，笔墨洒脱，精妙入微，几可乱真。他偶作花鸟画，别有情致，尤其是他笔下的“虾”，生动传神，颇得齐派精髓。为了更加深入学习技法，提高绘画水平，1962 年张登堂携其作品赴京，先是找到王雪涛求教，后又恳请一代国画大师李苦禅评点，这位年轻人朴实谦恭的态度、虚心好学的精神，让王雪涛和同乡李苦禅深受感动。苦禅先生不仅在习画要点上悉心给予指导，在得知张登堂家庭条件困窘后，又在生活上提供了不少资助，同时教导他习画要经得起磨难、耐得住寂寞。三十多年来，张登堂始终把李苦禅的教诲当作座右铭，把李苦禅为他题写的“良工苦心”横幅挂在显眼处，记在心里，付诸实践，教导后学。

在诸位国画大师的鼓励帮助下，张登堂的山水画创作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工地成为经济建设的前沿地。“艺术要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逐渐叫响，张登堂怀着对家乡瑰丽河山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进行摹写，他深入工地、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画了大量的写生画，以直观的水墨和色彩，记录了这一时期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以及社会的巨大变迁。

1962 年，他画了一系列工厂、郊区写生画，比如《解放桥》；1963 年又创作了《泉城一角》等作品，这些画作不但构图奇崛新颖、疏密有致，水墨交融互渗，用笔奔放有度，用墨干湿并存、浓淡相映，真实生动再现描摹场景，且笔墨的概括表现力很强，流露出清秀、雅逸的情韵，彰显其深厚的写生功力和较高的笔墨写实技巧。

更重要的是，张登堂这个阶段的写生作品，投射出当时年轻一代画家真情实感的热情投入，这种真情投入转译成笔墨情韵和对景写生表象之上的情感抒怀，不仅镌刻着时代的印记，生动再现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更为后人了解那个特殊历史阶段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至今仍散发着感人的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写生乃至接受西方的写实造型观一度成为时尚主流，工地水墨现场写生，为张登堂等年轻艺术家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磨练绘画技巧，培养观察能力和创作能力。工地现场丰富多样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通过水墨写生，张登堂积累了大量的创作草图和素材，为后续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强大支撑。这种既有传统写意风格笔墨语言，又结合意蕴境界和笔墨情趣的写生绘画，开始形成新的笔墨语言和表现手法，推动了水墨画形式和技法上的创新，开始成为济南乃至山东在水墨画的现代化转型的引领者之一，他让山水画艺术与人民群众建立联系，使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让山水画真正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功夫不负苦心人。张登堂逐渐脱颖而出，他在山水画领域的有益创新引起美术界的广泛关注。1964 年，20 岁的张登堂加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成为省美协会员中凤毛麟角的年轻会员之一。他并没有在年少得志的光环下迷失，而是更加谦逊谨慎，勤于用功，善于钻研。

“那时专业画家少，美协经常组织工厂、学校、部队中的业余作者深入到厂矿、农村等地写生”，他反复强调，因为自己初学时接受的并不是十分正规的美术教育，所以要特别注重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和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当时山东美协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也会聘请张鹤云先生等名师授课，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张登堂绝不轻易放过，总是排除一切干扰去听课，孜孜不倦地汲取来自各方面的营养。由此，李可染先生为张登堂题写“天道酬勤”四字，许麟庐先生为他题写斋号“悟墨斋”。 寄情山水

1971 年，张登堂调入济南市美术工作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开始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0 周年，济南市美术界从全市各单位抽调 20 位中青年画家，在五龙潭成立了美术创作学习班。时值我国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党和政府发出治理黄河、海河和淮河的号召，千万名河工日夜奋战在三条大河治理的工地上。张登堂、于太昌等画家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决意沿黄河、海河、淮河写生（统称“三河写生”），到大河治理的一线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这一想法得到了济南市文化局和黄河河务局的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

他们首先开启的是艰苦而充满挑战的黄河之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上游的甘肃刘家峡，经河南三门峡、花园口一直到下游，再从济南泺口坐船到入海口，张登堂与画家伙伴跋涉万里，一路风餐露宿。

他们在船上与船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船工们的劳动号子声中领略黄河两岸不断变换的景色和劳动画面，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真实生动的所见所闻所感。

沿河写生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而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河工们的生活条件更苦，劳动强度更大，他们天不亮就到工地开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头顶着星星回到宿舍。所谓“宿舍”其实是在河岸上挖出的半地下窝棚，阴暗潮湿，透风漏雨，但为了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河工们义无反顾、毫无怨言，硬是在这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疏通了一条条河流，开挖出一道道新渠。在河工们的精神感染下，张登堂等怀着感恩之心把这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定格在画纸上，整个黄河写生走下来，每个人都完成了几百幅速写。

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再回过头看这次黄河写生，它不单单是用国画方式表现黄河两岸不同寻常的风物——传统中国画中没有工厂、水电站这些元素——更重要的是，画家们用超凡的笔墨丰满了国画的色调，用崭新的绘画语言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风貌。在此次写生过程中，张登堂注重用饱含激情的笔墨表达和诠释黄河的壮美与气魄，在尽力拓展创作边界的同时，呈现出丰富的艺术情感和可贵的创新精神。

“例如画水，传统画法一般都是勾线，但是看起来和现实不大协调。我就尝试着以写意手法画水，也就是运用中国笔墨临摹水彩画中画海的方法，这样看上去就比较生动。”谈及黄河写生的感受与收获，张登堂直抒胸臆：“以前我们只能看到黄河下游，而这次实地全程游历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毛主席那句‘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深远意义。黄河为什么难治理？因为黄河水是不断变化的。”

为了准确表达黄河水的多变，张登堂、于太昌等在实地写生过程中更新观念，锐意探索，逐渐总结并锻造出“关注现实、直面生活、紧扣时代”的创作思想和方法，成为山东乃至全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流思潮。黄河写生结束后，张登堂、于太昌等画家的百余幅写生作品在济南展出，好评如潮；张登堂写生集《黄河组画》也于 1972 年出版，在美术界产生巨大反响。此后，年轻的张登堂还先后完成了海河、淮河写生任务，笔耕墨耘，广采博取，艺术创作素质水平持续提升。

1973 年，张登堂参加岭南画派代表关山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山水画培训班。关山月主张“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来源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作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立意高远，境界恢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认为，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粗糙的但最基本的东西，以最生动、最丰富的自然形态存在着，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当他得知张登堂来自山东，便饶有兴致地聊起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绘画的影响，他的诸多艺术理念与主张深入生活获得创作灵感的张登堂十分契合。

关山月兴致勃勃地带着张登堂参观自己的画作，讲解如何将岭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融入画中。他在一幅梅花图前对张登堂说：“岭南梅花的生长环境和北方不同，我在画中融入了岭南的气候特点和地域色彩，让梅花既有傲雪凌霜的气质，又带有南方的温润气息。”张登堂从中领悟到，绘画要扎根于本土文化，同时也要吸收不同地域的艺术养分。张登堂追随关山月，开始坚定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立足于

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艺术手法且以时代为背景，通过山水画书写自己的内心情感。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平，张登堂经常到北京、上海、南京，登门拜访李可染、王雪涛、谢稚柳、唐云、亚明等全国一流画家。就山水画而言，大自然永远是灵感的源泉、创作的母体，所以画家亲身的体验和写生必不可少，但张登堂没有在此止步。他认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于视觉感官的愉悦，还要追求精神的内在理性概括与充实，包括心灵对自然的感悟、理性的意象追求，以及建立在多年准抽象美感培养上的书写性和笔墨意趣。

从 1970 年代张登堂的黄河、淮河写生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大自然开合气象、天地运行妙理的再造，由行路、感知、写生，再到读书、体悟、经营，进而达到意象的高度，山川草木、人文风情、江河大地、村寨屋宇，承载着他对艺术的虔诚，也照见了他的辛勤耕耘，他笔下的流水云气等等“无常形”而“有常理”的自然物象，衬托在田野堤岸、树木房屋，显得愈加鲜活流动、腾跳激荡，作画中任意挥洒而又不失法度与博大精深，“处处有所本，皆因造化生”，笔笔生花处，情思通古今，准确体现出中华民族典厚的艺术风尚与审美意趣，同时富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民族艺术特色。

谈及写生，很多局外人会以为和游玩差不多，最多也就是个半旅游半作画。但张登堂写生历程中的苦心孤诣和繁难艰深，外人少有所知。

那时候，张登堂外出写生的行囊是妈妈用四个手帕缝起来给他做的包袱皮，画具、衣服及其他用品全都置于囊中。有一天，他在西市场一个旧货店里看中了一个老旧手提包，刚想问个价，不料旁边有人抢着要买，两人为此争执了一番，最终还是张登堂说服了对方，花了一块钱买下了这个“心仪的手提包”。这个手提包后来伴随他走南闯北几十年，他带着妈妈的嘱托、个人的理想和老前辈的期望，穿行在大自然当中，创作出无数精彩的写生作品。

　　张登堂不仅画画的好，生活中也样样是能手，他会木工、瓦工，擅长各种制作。文革时期为了改善作画环境，他在自家房顶上用平时积攒下来的砖瓦石料和破旧门窗，加盖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了。好景不长，他的得意之作很快被人举报，批判他盖了小洋楼，于是，这颗“修正主义的苗子”挨了不少批斗。张登堂内心豁达，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创作多么辛劳，所有的苦都藏在了他的心里，他向外人展示的永远是微笑和那富于感染力的作品。

踵武前贤

1970 年代末，张登堂两次进京：一次是在颐和园藻鉴堂，当时跟唐云一个宿舍，一次是应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邀请，赴京参加创作活动。

1977 年 12 月 12 日，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提议下，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从全国抽调了百余名中老年画家赴京，为荒芜已久的党政各大会议场馆及外事部门等创作“陈列画”，一是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二是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同时达到抢救性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

当初中国画创作组的班底是李可染、李苦禅、黄胄、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关山月等老画家。因是专为完成特殊任务而设立的创作班子，所以对外不公开。时任创作组组长的华君武先生曾回忆说：“中国画创作组的实际工作，其实早在 1977 年春天就开始了。

当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画家分住在台基厂路 3 号、北京饭店以及正义路 4 号等处，其工作也由最初的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扩展到为外交部、首都机场及各饭店的布置陈列用画。由于住地分散，不便管理，1977 年 12 月 12 日，统一都集中到友谊宾馆，包租了南工字楼的 10多个房间，正式定名为中国画创作组。”

中国画创作组是国务院设定的，受邀来创作组的画家，吃住行实行经费包干。那年月，画坛遗老、名师大家还大多在世，能选入创作组画画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荣誉，在完成规定创作任务的前提下，超额部分还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润笔费。此时，“批黑画”运动刚过去三四年，曾经灰头土脸的老画家们在完成创作任务后再回到原单位，历史遗留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原先在单位受排挤的也被另眼相看，因为能到国家级创作单位画画自然是被国家认定的人才。

当时在北京饭店的一组是李可染、黄胄、谢稚柳、吴作人、唐云等老画家，饭店选派优秀服务员专门为他们服务，这些服务员职业素养和工作热情都很高，经常在老画家休息的间隙将他们好不容易调好的胶、色当作“垃圾”清理干净，有时换班疏于交接，新到岗的服务员将画家为制造特殊效果而好不容易“养”好的“宿墨”倒掉，让老画家们苦笑不得。

为了更顺利地推进工作，同时为中青年画家们创造与前辈交流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中国画创作组决定招部分中青年画家来组内工作，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郭味蕖的儿子郭贻孮，连同许麟庐推荐的张登堂等，一起进入了中国画创作组。对 34 岁的张登堂来说，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和深造机会，创作期间也得到了黄胄、李可染、潘天寿、关山月等大师的悉心指点。

黄胄以其独特的速写式笔法和对人物、动物生动描绘著称，为画好新疆人物，他与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从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作画时激情四溢，笔下的毛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黄胄不仅热情地向年轻的张登堂展示近期作品，还主动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绘画就是要捕捉生活中的鲜活瞬间，只有深入生活，作品才有魂。”说话间，黄胄快速勾勒出一头毛驴的形态，寥寥几笔，毛驴的憨态便跃然纸上。张登堂深受触动，从前辈艺术家身上学到了如何捕捉瞬间动态，将鲜活的生命力融入作品，在以后的创作中更注重深入生活寻找灵感，作品也增添了更多烟火气。

李可染以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对光影的独特理解闻名，擅长运用积墨法，使画面呈现出浓郁厚重的质感。创作时，他专注投入，每一笔的起落都深思熟虑：先用淡墨勾勒出山形轮廓，而后层层积墨渲染，墨色逐渐厚重，却又层次分明。张登堂在旁一边用心观摩，一边虚心请教。李可染不仅耐心解答，还现场示范不同墨法的运用技巧，讲解如何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来表现山水的远近、明暗和质感。他告诉张登堂：“作画如修行，要耐得住性子，每一笔都要落到实处，才能画出有分量的作品”。这番教诲让张登堂受益匪浅，此后的创作中也更加注重笔墨的锤炼和意境的营造，而李可染对艺术的严谨态度

和对传统笔墨的深入钻研，更让张登堂明白了绘画中“拙”与“厚”的美学追求。

在同组老画家的介绍下，张登堂还结识了金陵画派的钱松嵒、长安画派的赵振川等画家。在李可染先生的推荐下，他与其他画家合作，为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创作《黄河之水天上来》巨幅(4 米×8 米)。张登堂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画了好多草稿，每次草稿都请李可染先生、谢稚柳先生和吴作人院长提意见。李可染作画一般不让人看，但是我们当时在一起，我就有机会跟他学习。当时学术气氛很浓，有时候李可染先生讲课，有时候谢稚柳先生讲。国画讲究画品和人品，这些老先生德艺双馨，跟他们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他们连续创作四天三夜，把黄河一泻千里、汹涌澎湃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充满激情的画面令李可染先生啧啧赞叹。

《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后，张登堂又先后为三十多个我国驻外大使馆作画，其中，作品《黄山》收藏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作品《长江三峡》收藏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作品《漓江山水》收藏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国家领导人还将他的画作为礼品馈赠国外友人。

1978 年 9 月 26 日，文化部艺术局在中国美术馆主办了“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展出作品 136 件，张登堂的作品《青城天下幽》、《峡江烟云》成功入选。这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张登堂艺术水平质的飞跃和个人绘画风格的初步形成，不仅为齐鲁画坛赢得了荣誉，也让这位青年才俊跻身山东美术界领军人物之列。

独辟蹊径

　　在中国画创作组的经历，让张登堂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胆识，他的很多大幅作品也被政府一些重要场所选用。张登堂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深知，与老一辈优秀艺术家相比，自己的笔墨功力尚待完善，意境经营还欠火候。他将山水画创作的注意力从追求气势转移到艺术境界的经营，力求艺术创作更富格调和韵致，个性面貌更鲜明。

在张登堂看来，中国山水画是人的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意识和咫尺天涯的视觉意识，一直是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他在创作过程中善于用心感悟，以饱满的激情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对话和交流，或借景抒情，通情达意；或情景交融，物我合契，进而形成画面的和谐与完美。

1980 年，张登堂应邀参加北京荣宝斋“新纪三十年纪念活动”同年开始为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首都机场和四十多个驻外大使馆创作，共创作山水画一百余幅。他这一阶段的作品，视野宏阔大气，墨色干净、淡雅、清丽，给人以厚重深邃之感，真正做到了“远观其势，近取其质”，也充分体现了他多年对自然的感悟、对意象的理性追求的“画外功夫”。《泰岱旭日》等雄浑之作，用笔老辣态纵，横涂竖抹，用墨或浅或积，洋洋洒洒，松如龙盘蛇曲，石如虎踞豹卧，山有松涛带雨夹风之势，飞瀑有天河倒悬之

感，《蓬莱仙境》中的蓬莱阁，海涛接天，激浪拍岸，丹岸耸立，楼阁缥缈，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妙。

1982 年，张登堂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河山如画图”十人画展，这个基于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绘制山水画的团队，在李可染等名家巨擘的组织扶持下，用山水画语言描绘“祖国山河”的壮丽风景和时代新貌，注重以写生的创作方式追求“壮丽”“优美”“可爱”“美好”等审美特质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厚的思想内涵。1987 年春，中国画创作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唐云、陆俨少、于希宁、陈佩秋、邹佩珠、肖淑芳、方济众、刘宝纯、张登堂等合影于香山，在十人画展基础上，部分中青年画家在汕头成立“河山画会”，张登堂再次参加了在广东汕头举办第二次“河山如画图”展览，他始终秉持李可染先生“为祖国河山立传”、“东方既白”艺术理念，努力描绘河山新貌，探寻笔墨新韵，传颂东方美学，为新时期“祖国河山”山水画创作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力量。

济南画院，这座庄重典雅的艺术殿堂现已成为众多画家的创作乐园。然而，画院创建历程之艰辛少有人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老画家虽然摘掉了“帽子”，也洗清了所谓的历史问题，但大多没有良好的创作环境；有些年轻画家充满才气与理想，却只能蛰伏在厂矿企业，甚至有人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尽管他们都对艺术充满渴望，却无法走进艺术殿堂。张登堂敏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决意放弃个人创作的黄金年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脉多方奔走，竭尽全力促成济南画院的成立。

1983 年，济南画院挂牌成立。张登堂与弭菊田一道，将济南画院打造成新老艺术家安身立命、安心创作的“人生花园”。四年后，弭菊田院长退休，张登堂接任。画院成立初期经费紧张，画家们平常分节俭，外出写生一般都不住旅馆，有时在山里写生就临时找个山洞住下。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创作热情很高。

那年，画院组织画家去九寨沟写生，返程路上在一段悬崖边遭遇山体滑坡，情况非常危险。本地向导先把前面两个人送到安全地带，回头再来接应张登堂和王炳龙时，走在后边的王炳龙脚下一滑掉了下去，幸亏一个半截树桩挂住了他，挣扎中一只鞋掉落悬崖。就在大家惊魂未定之时，侥幸脱险的王炳龙却到处寻找他丢掉的那只鞋。“你这老孩儿真搞笑，命都没得了还要孩子（鞋子）吗？”当地向导的一句特色方言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笑了。人们后来把此次经历戏称为“西行历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登堂的画作先后参加了日本、挪威、新加坡、约旦、坦桑尼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展览，个人也出访日本举办巡回展及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东京西武画廊举办了“张登堂山水画”新作展，为山东的艺术后学树立了典范和榜样。

张登堂热心济南文化事业，敬重老一辈艺术家。1986 年，在他的积极协调下，在李苦禅家人及各级领导和部门支持下，“李苦禅纪念馆”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万竹园落成，成就业内一段佳话。

趵突泉公园内有沧园，为四合院建筑，园西侧有明朝“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白雪楼，李氏著有《沧溟集》，世称“沧溟先生”，该园因之而得名。齐派传人王雪涛的家人想为他建一座纪念馆，但在北京建馆难度很大。王雪涛夫人徐佩蕸与张登堂相熟，便委托他在济南帮忙选址。张登堂奔走省市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并征得了相关领导的认可和支持，王雪涛纪念馆最终落地趵突泉公园“沧园”。张登堂又多次请示省市领导，协调趵突泉公园投资对沧园进行大规模展馆改建和翻修，增设了新型恒温恒湿密闭展橱和电子监控防盗报警系统，使展馆的展览环境、硬件设施等有了质的提升。

1987 年 10 月，王雪涛先生的家人毅然将家藏的 200 余件作品捐献济南市人民政府，沧园随后全部改为王雪涛纪念馆，分为“积萃阁”、“无陋山庄”、“藕华楼”、“萝月堂”四个展厅。李苦禅、王雪涛两个纪念馆的建立，使趵突泉公园从一个泉水园林名胜变身为自然景观与传统艺术荟萃的文化圣地，每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成为国内重要的书画艺术交流平台。

津梁后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画坛生成复归传统的大讨论。张登堂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加深了对中国画笔墨的理解，他在深入研究笔墨技巧的同时，更自觉地追求在运笔用墨中表达传统文化的意味和精神。

他努力摆脱作品的写生痕迹，在艺术构思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更辩证地处理画面空间虚实和黑白关系；他的画面形式语言更为丰富、更富有情趣，创作路子更为宽广，山峦、树木、水流也因表现对象不同和画面需要更别有多种表现手段；在点、擦、皴、染中，他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享受创作的乐趣，笔下的山水宏伟雄健，力感和美感兼具，开阔深远的境界与艺术表达的自由同在，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山水画领域的地位。

　　张登堂曾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进行访问、写生、举办画展或艺术交流活动。1991 年 6 月 4 日至 8 日，张登堂和于阳春在新加坡首邦大厦举办山水画观摩展，展出中国山水画四十余幅。新加坡原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咨厘亲临现场，时任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接见了画家，张登堂和于阳春向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赠送了山水画《泰山》。

2001 年 10 月，张登堂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室绘制巨幅山水画《雄峙》，由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题款。张登堂以泰山为题，兼工带写，再现泰山之雄伟壮阔，用高度概括和成熟凝练的手法，重点描绘了“中天门”以上至岱顶的无限风光，整个画面天风浩荡，飞瀑流泉，荡胸怡情，气象万千。

　　张登堂用独具风格的笔墨语言，挥洒点染出了泰山的外在自然之美和内在人文之美，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寄予“祖国的江山千秋万代稳如泰山”的寓意。这幅作品悬挂于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见证了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为强国富民、长治久安而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非凡智慧和卓越实践。

《雄峙》的成功完成，是张登堂艺术生涯的一座里程碑。此后，他应外交部邀请，创作山水画《杜甫诗意画》赠送摩洛哥国王；应北京人民大会堂邀请，为大会堂中华厅创作大幅山水画《蓬莱阁》；另为山东会堂创作巨幅山水画《泰岱旭日》、《蓬菜仙境》，为山东省政府大会议室创作大幅山水画《泰山》，为人民大会堂办公室创作大幅山水画《黄山》。

　　多年高密度、高强度的创作，他积劳成疾，不得不暂时放下了画笔，2006 年后病痛稍有减轻，他就迫不及待地制定了工作计划：先到黄河壶口瀑布完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没能完成的创作任务，去越南和柬埔寨采风，去神农架生......此后的日子里，张登堂应邀去英国举办展览、写生半个月，回国后作为受邀的全球 200 位画家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他创作的国画《秋林观瀑》由国际奥委会收藏，当年还为中国驻欧盟总部创作了巨幅《黄山迎客松》。

2009 年春天，张登堂和几位画友一起重走长征路，从井冈山出发，过韶山，进贵州，经川、甘入陕，历时十余天，最后抵达延安。

夏天，他去了向往已久的六盘山、贺兰山和祁连山，回到济南稍事休息，便投入到“庆国庆、迎全运”的紧张创作之中，为在济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运会作《中华魂》。这一巨幅画作取材于黄河壶口瀑布，浑莽粗犷的黄土高原，奔腾翻滚的巨浪云烟，摄人魂魄的黄河之水从天而降，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咆哮声仿佛就在观者的耳畔回响，创作者饱满的激情、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气节跃然纸上，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更为作品所挥发的生生不息、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感奋不已。

2010 年后，在张登堂的倡导下，山东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实力派画家联合发起了《海疆万里行》画坛名家采风写生活动，活动分为“齐鲁海疆行”和“中国万里海疆行”两部分。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张登堂应有关部门邀请为中南海创作了两幅作品，一幅是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画，另一幅是以新疆天山为题材的作品。为支持山东文化事业，2012 年 9月，张登堂精心挑选了 80 幅山水画捐赠给山东博物馆，体现了他浓浓的爱乡之情和社会责任感，山东博物馆为此设立“张登堂艺术馆”，将其作品永久展示。在这批画作中，作者历时十天完成的巨幅画《万木霜天》格外引人注目：几位学者在遮天蔽日的秋林中，面对着飞流而下的瀑布谈经论道，一派万木霜天红烂漫的绚丽景色。此画采用重彩技法，颜色层层尽染，极具视觉冲击力。

进入新世纪，文风盛行的济南民间流传着“家家魏启后，户户张登堂”的说法，张登堂国画艺术收藏蔚成风潮，从北京中南海到普通泉城市民家庭，他的作品“登堂入室”，深受社会各界的青睐与喜爱。

尽管声誉日炽，张登堂却谦逊地过着平凡而低调的生活，晚年的他对弟子教导更是循循善诱。2015 年 6 月，张登堂在给弟子所收藏的张彦青写生作品题跋中，写下“观察细致收集资料以十当一，创作。时才能做到厚积薄发以一当十”的话语。这是张登堂留给弟子的最后文字，也是留给后学最真切的教诲，“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生活。在传统中寻根，在生活实践中找路。坚持深入生活，师法自然，大量写生，使笔墨紧随代”，自此成为张登堂弟子的艺术创作遵循，也是张登堂先生为所有艺术研习者从艺路上点亮的一盏明灯。 温润如玉熬过寒冬的人更珍惜太阳的温暖，经历过艰难苦恨更懂人间真情之可贵。喜欢登堂先生作品的人，除了欣赏他精湛的艺术，赞誉他温润的性格，更敬重他高尚的人品。他不忘根本，抱持真诚，始终保有劳动人民的淳朴本色。

1983 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一位送煤工为登堂先生家送来了预购的蜂窝煤。眼见工人从地排车上卸完了货，登堂先生连忙放下手中的画笔，端来早已打好的洗手水，一手拿肥皂，一手拿毛巾，耐心等候送煤工洗净擦干，然后把应付的煤钱和运费如数交到他的手中。就在送煤工正欲转身离开时，登堂先生轻声把他喊住，回屋拿出一幅画作对他说：“谢谢您！您送煤是为人民服务，我是个画画的，画画也是为人民服务。送您一幅小画留个纪念吧。”送煤工虽不懂画，也不知道眼前的这位画家是谁，但还是有些激动地接过画，连声道谢。

“只有你的艺术为人民，你才是人民艺术家。” 张登堂笃信此理。他在单位里是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在亲人、朋友、学生眼里他是受人尊重的长辈、兄长、恩师。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好好做人，好好画画”，自己则率先垂范，严己宽人，低调谦逊，慷慨大度。伟人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张登堂就是一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他有句口头禅：“不管谁和咱打交道，都不能让人家吃亏。”多少年来，他与发小玩伴、儿时同学、街坊邻居以及众多普通百姓和书画爱好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对别人相托的大事小情都是亲力亲为，出钱出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张登堂当年上艺校时的一位老师在落实政策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无奈之下来找他帮忙。在详细了解了老师的具体情况后，张登堂认真帮他查找相关政策文件、寻找熟悉情况的相关人员、登门造访主管部门，同时为他仔细整理出了一份有理有据的文件材料送交上级领导手中。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这位老师终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对张登堂的仗义襄助更是充满感激，几乎逢人便说：“我的后半辈子多亏了张登堂！”

张登堂乐善助人的事例不胜枚举。凡是画友来访特别是一些初学者来访，他一概热情接待，不仅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送客时还不忘送给画友毛笔、画谱、画册等礼物，鼓励他们“以兴趣为动力，坚持下去必出成绩”，受过登堂先生帮助、鼓励、指导的人难以计数。1990 年代后期，他的一位学生因单位业态调整无奈下岗，一度心情很郁闷，登堂先生得知后一方面耐心开导，一方面鼓励他自主择业，而且自己掏钱在新世界文化市场为他租了一间门头房开了画廊。

登堂先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热心公益事业，积极组织社会文化艺术活动，朋友们也把他当成主心骨，有事都愿意找他商量。几位知名老画家退休后想要发挥余热，找到张登堂商量一拍即合，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由张彦青、王凤年、张登堂、孙敬会、李明媚五人创建的山东圣邦美术院顺利注册成立，张彦青老先生担任第一任院长，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登堂先生特别关心、关注老年人事业。有一年，济南市老年人大学邀请南方老画家黄纯尧先生来济教学，黄老到来后提出要见张登堂。登堂先生得知信息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赶到老年人大学，两人久别重逢，相谈甚欢。自此，黄老除教学以外的其他事项基本都由登堂先生妥当安排，直至离济。事后，黄老的家人向济南老年人大学捐赠各种画册书籍两万多册。

2013 年秋天，北京宋庄的老画家张思俭得知张登堂也是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今属聊城市）人士后兴奋不已，非要到济南拜见他仰慕已久的老乡。见面后，乡音、乡情和相似的书画人生，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中午，登堂先生夫人专门包饺子款待老家的客人，情谊暖暖，其乐融融。

张登堂是个有大爱的人。一次外出时，他偶遇历城区一位驻村干部，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村经济很困难，村委会一年的经费只有 1000元左右，从那以后，他默默无闻连续多年资助这个村委会。他还连续好多年向济南市慈善基金会捐款捐物，每当国家遭遇地震、洪涝和其他自然灾害时，他都是带头捐款捐物捐作品。

登堂先生治学严谨，对艺术精益求精。他自己认为有问题的作品绝不出手，对参展作品更是一审再审、一丝不苟。他常说，绘画是视觉艺术，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来不得一点马虎。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充满睿智的学者。面对学生关于“画面上应盖几个章”的提问，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学生讲起了故事：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说盖两个，有说盖三个，还有人主张“画不够章来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此僵持之下，有人就去问苦老（李苦禅），想让他老人家给个定论。苦禅老人得知来意后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微笑着撂下一句话：“口红只能往嘴上抹”，大家听后也都会心一笑。

中国画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学习中难免遇到传统与现代意识相矛盾的问题。有人问过登堂老师：构图是对角式好还是开合式、合开式好？他的回答是：尊传统而知变通乃习画之道，不管如何构图，画面需要才是硬道理。有学生外出归来，抱怨写生地点的景色不佳，先生藉此讲起他当年的写生故事，最后真诚地告诉学生：“只要你深爱着这片土地，哪儿都是好景致。”

登堂先生的斋号是“悟墨斋”。他讷于言而敏于行，观象悟法，以墨悟道——一个“悟”字即是他的治学之道，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人生之道在于悟，艺术之道在于悟，勤勉之悟，得道之悟，他悟出了高度，悟出了真谛。他不是令人仰止的高山，而是我们头顶上一道耀眼的光，朗照后来人在艺术求索的道路上铿锵前行。

　　2015 年 8 月 25 日凌晨 3 时 50 分，一代山水大家张登堂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 71 岁。作为一名虔诚的艺术耕耘者，他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倾注了毕生心血，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宛若水墨乾坤中的浪漫骑士，纵横捭阖，流连山水，任由世俗的风吹雨打，也无法侵蚀其痴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硬铠甲；他，自是艺术探索征途上的无畏勇士，闯笔墨丹青之天涯苦旅，领山水画坛之清新画风，他在中国画领域的卓然成就照古腾今。时间徐徐前行，光阴在身后沉淀，带着峥嵘岁月的激情与叹惋，在那片墨色如黛的青山绿水间，化作无声地回响...... 张登堂先生的艺术不朽，精神永存！

谨以此文纪念张登堂先生逝世十周年！

特别感谢张登堂先生的夫人田淑华女士倾情指导；

特别感谢张登堂艺术馆馆长李庆传先生大力协助；

特别感谢张登堂先生生前好友、山东工艺美院教授解维础先生衷情支持；

特别感谢资深媒体人、济南日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张云强先生友情襄助。

参考文章：

鲍艳囡《山水旋律时代赞歌记国画大师张登堂先生》2013 年 2 月 1日《大众日报》

孙克《张登堂的山水画艺术》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中国艺术报》

牛国栋《一座楼宇的倒掉与一个行业的洗牌》2024 年 4 月 17 日《济南时报》

常会学 宁昊然《翰墨丹心纵横山河》2013 年 02 月 01 日《中国文化报》

绍大箴《读张登堂的山水画：丘壑笔墨与意境》摘于张登堂官方网站

《著名画家－张登堂》2014 年 6 月 3 日《聊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