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故事

张志明

照片里的故事

今天整理照片资料，一张拍摄于1973年苹果红了时节的照片映入眼帘，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往昔。照片中的人物，是张家口涿鹿县六堡村当年的一位年轻姑娘，也是生产队里的一位社员。

这张照片的诞生，在当时颇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国内刚开始用上彩色胶卷，我从北京调往张家口时，带来了一个柯达彩色负片，一直舍不得用，就盼着能遇到值得用它记录的彩色场景。而这张照片，便是我等待许久的“成果”。拍完后，还得专门送往北京中国图片社冲洗，在如今数码时代看来，这整套流程都像是古老的摄影传说。

摄影是记录，也能唤醒往事，这张照片于我而言，更是在人生困境中带来转折的关键。要讲清楚这“困境”，还得从头说起。

1972年底，我从北京调到《张家口日报》社摄影科工作，可是科长不知为何，近一个月都没给我安排工作。科里有位女记者，她曾问我为何不在北京工作，还说张家口这边工作艰苦，人也不好相处，我这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一个多月过去，报社总编老葛来到我住的房间，询问我为何还不出去采访。我把这一个月的情况说了，作为摄影记者，连相机都没有，怎么下去拍照？葛总编听后，只说了句“不像话”便走了。下午，大概是葛总编批评了那位科长。

第二天，科长主动和我打招呼，并给我拿出一部解放前人们使用的福来达折盒式相机，说：“咱们报社条件不好，你就用这部旧机吧，明天开始先跟那位女同志下去采访，熟悉一下情况。”我第一次下去采访，就是跟着那位女记者去了张家口电子管厂。

这就是用那个旧相机我当上记者在张家口电子管厂拍的第一张新闻照片。

在电子管厂拍摄的第二张照片。那位女记者只用了几分钟就拍完了，人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我在北京原子能硏究所拍摄工作习贯了，没有好的光线不动手，所以我让她拍好了先走，我自己让工厂工人开始连接电源用两只碘钨灯布好光线拍了三个鏡头，为了冲洗看效果，拍了一个上海产的120黑白胶巻12张。回到报社就开始自己配药水，等到第二天一早我就砧进暗房开始冲洗胶巻。为什么第一天配药第天才冲洗？这就是冲洗黑白胶巻的一个关键又是科学问题。这就是当上记者后有纪念意义的第一张记实作品，至今留存了50多年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自己联系相关部门，去了不少单位采访。就用那部旧相机，拍出的照片质量在报社引起了轰动，从编辑记者到制版车间、印刷工人，都反映从北京调来的我拍的照片，质量和新华社每天发来的照片一样好，张家口有史以来，高质量的黑白照片是从张志明（我）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此前，多数摄影人很少注重我在新华社学习时，师傅们讲的“曝光决定密度，冲洗决定反差”的科学道理。我到报社前，甚至还听人说过，他们冲洗胶卷是用开水配药，然后直接放进药水里冲洗的笑话。

我的“轰动”，让科长有些下不来台。报社领导看我工作不错，批准我去地委财政申请买一部新相机。我从北京买回新相机后，科长又拿出一台旧禄来相机，理由是新相机公用，遇到地委的活动，派谁去谁就用。我有苦难言，只能想着这台旧禄来至少比之前那台好用些。可我又疑惑，一开始怎么不给我用这台呢？

《人民画报》做封面发表

　　凭借努力和照片质量的提升，地委一些重要活动，还有中央领导人来张家口地委视察工作，外国人来张家口活动记录的照片，地委有关部门都直接向总编点名让我去拍照。这可激化了我和科长的矛盾，科长把对我的气，还有之前对那位女记者的不满，都撒到了我身上。我采写的知青程有志、马万水工程队等好的内容，给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媒体发稿，见报率很高。一次我有机会从张家口来到石家庄去给河北日报送稿，第一次在河北日报摄影部见到通联接稿的李英菊，她夸我说:每次一打开信封看到的就知道是你的来稿。照片质量和各地寄来的照片不一样。你的照片和新华社照片一样分不出来。我从张家口调到省里后我的阳原老乡胡喜魁（后来成了张家口报摄影科长，张家口摄影家协会主席）在一次饭桌上和在坐的朋友们说:张老师的摄影技术你打开报社摄影科的历史胶片资料柜就知道我们这些摄影在技术方面和人家的差距了，底片通透在资料柜里几位摄影师留下的都比不了。

知青程有志和他的徒弟，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就是它惹的科长不高兴。

　　一天，科长提着一张报纸走进办公室，坐到我对面。他看着报纸，一颗接一颗地吸烟，抽了估计有十多颗后，指着《人民日报》头版我发的一幅照片说：“志明，咱们以后少往外发稿，报社穷，胶卷、相纸不够用，今后咱们每人一个月只准用六个胶卷，相纸只供报社用稿就行。”我答应：“行，听科长的。”结果第二个月，我因任务多用了十一个胶卷，他就向总编汇报，说管不了我，我一个月用胶卷不按规定。听说总编批评了他，还让他看看胶卷拍的内容，有没有公私不分的问题。科长在报社没处撒气，就开始向上级高官反映我的不是，那些平时没机会，却记着对我有偏见的高官，也想着找机会替科长出口气。

　　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我和宣传部女部长一起被派到张家口涿鹿县蹲点，帮助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她带着对我的偏见，看我什么都不顺眼，而我这直性子，也总给她“创造”机会。第一件事，是我看到农村过春节，生产队只给每人分二两油、半片白面，心里不是滋味。晚上和队干部商议，鉴于地委为了高产让农民只种高粱，我们打算明年找一块偏僻的地种点小麦。没想到小麦长出地面时，被那位女部长检查发现了。追问之下，得知是我和队干部商议的，她觉得终于有机会出气了，批评之后决定把麦苗铲掉种高粱，我坚决不铲，她就和报社领导说“这个人真不好管”。

又碰到一件事，下乡工作组研究要处理一名村干部，我觉得处理材料证据不实，就表示不同意。这位部长和其他人说：“让张志明滚回去吧。”偏偏这时，中央在山西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当晚传达到基层。冬天的夜晚十一点，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响了，随后通知全体工作队员到大队部听广播，参加县委召开的紧急会。我起床穿上军大衣来到大队部坐下听广播，没见那位女部长来，心想她大概是怕冷。

广播里传达了中央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还提到涿鹿县要紧跟党中央精神，从明天起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战斗口号是：“出工早晨四点半，地里两顿饭，吃完晚饭接上搞夜战。一锁门，两点灯。”我越听越觉得不切实际，顺口说了两句：“农民家门口就是地，大冬天非得在地里吃两顿饭？四点半出工，什么也看不着，能干什么活。”这几句话被身边一位正想入党的县里派来的女干部听到了，她和那位部长回去就汇报了我。

这回女部长的出气机会来了。第二天中午，我从地里和农民干完活回来，她在村口碰见我，让我吃完饭去她住处。进门问了两句话，就让我下午回单位。回到报社，我放下行李就去找总编，总编说地委也知道了，让我等安排工作。我回到科里找科长要照相机，他说：“别着急，看地委领导怎么说吧。”我陷入困境，去另一位宣传部长家里想述说缘由，结果他躺在沙发上，看都不看我一眼，只说了一句：“我管不着，等地委领导处理吧。”后来我调到省里，一次出差在火车上碰见他，他说：“调省里好，张家口留不住人才啊。”这话真让人恶心，这就是人间的人情世故吗？事情闹大了，科长也知道，我只能听天由命。

这就是她们要处理的村干部七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根。结果证明我为保护他因证据不实李根还是当他的书记。

　　谁知道老天爷早就知道了。正在我被隔起来闲着无聊时，一位从省城来的外贸人员冒名来报社找我。他自我介绍说是省外贸机械进出公的叫李少甫，他说明找我来意。他手里拿着两个柯达彩色胶巻，来张家口宣化风动机械厂拍出口机械设备，找遍了张家口才打听到张老师从北京调来会使用彩色胶卷拍照。所以前来拜访请您帮忙。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晚上去宾馆看他和他述说了我目前的遭遇，他听也很同情，别说我们省里外贸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如果您想离开张家口我回去就给您联系，就这样被逼到死胡同的我一个彩色胶卷的使用为我开辟了一次人生崛起的新路。就是因为拍了女社员摘苹果的彩色胶卷，在我人生低谷时它来救我继续往前，直到今天。

在我将要离开张家口时，那位科长还在报社院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他想的解释几年来和我闹矛盾的由来。结果让他的朋友都批评了他。

有一年他代表张家口来省协开会。临走时我还送他一包挂历。别人问我：你不是和他合不来吗？怎么这次来开会一点也看不出你们关系不好，临走还送他那么多挂历。我这个人和任何人都不记仇，活的健康就是不和人记仇的回报。我们这个科长其实人也不坏，他吃亏就是心眼太小，只活了六十年退休后该享福了结果他早早的就走了，真真坏的是那两个一男一女的部长。

这是我和朋友高尔纯一起在沽源县大二号拍的《知青宣传队》新华社采用《人民日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