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書結緣：《悲越天山》與《客家舊事》

马来纪事

　　近日澳大利亞著名作家梁曉暉于2025年8月18日在墨爾本写下——因書結緣：《悲越天山》與《客家舊事》一文。现全文转发 　　南半球的金秋五月，迎來了墨爾本的作家節（2025年5月8日至11日）。10日星期六，墨爾本的作家們在Richmond圖書館迎接了世界華文筆會的代表。他們分別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美國南加州與休士頓、臺灣金門，以及馬來西亞吉隆玻的劉寶軍先生。
　　在向世界華文筆會張輝主席的贈書儀式上，身材高大，率性真誠的劉寶軍先生贈送了他的長篇《悲越天山——中亞東幹人記事》（以下簡稱《悲越天山》）。該書於 2025年由CM Diverse Sun Bhd.出版。他以中氣十足、飽含激情的聲音說道：
　　“我用這本書記錄了被華人社群遺忘的二十五萬陝甘華僑，講述他們一百四十年來從移民、生存到發展的故事。這群生活在李白故鄉西域的東幹人，為了不忘中華文化，以俄羅斯字母書寫華語。文學必須有社會性和意義性。我將此書奉獻給世界華文筆會，是希望讓全球華人知道他們的存在。”
　　劉先生最後引用王昌齡的詩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以及高適的詩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作為贈書的結語。他的話語清澈真誠，既表達了創作初心，也傳遞了對作品能夠引發理解與共鳴的自信。
　　那份真誠與自信，打動了坐在第二排的我，讓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不禁好奇：一位馬來西亞的華人，為什麼會為遠在五千公里之外的一群人立書呢？再一想，不正如我自己嗎？
　　我也剛剛出版了《子夜對談 - 客家舊事》（以下簡稱《客家舊事》）的第二版，為一個遠在七千多公里之外的客家族群立書。那一刻，我心中生出一個念頭：我們的靈魂應該是相通的。我們都是漂泊的遊子，追逐著歷史的腳步。或許彼此的尋覓，正是理解對方寫作初衷和歷史意義的基石。
　　會議結束後，我主動向劉寶軍先生作了自我介紹，並贈送了《客家舊事》。他慷慨回贈《悲越天山》，還指著我的書封面說：“我在馬來西亞對客家歷史文化做了許多研究，也算是個專家。回國後一定會好好拜讀你的書。”
　　我們的相遇如風，短短交談幾句，又在集體合影後道別。臨別揮手之際，劉先生高聲說：“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善良的人！”我喜歡他這種率直的豪氣，便大聲回應：“非常高興認識你！”
　　筆會當晚，我迫不及待翻開《悲越天山》，西域古風撲面而來……
　　在閱讀此書之前，我曾聽聞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陝甘回民反清起義，以及左宗棠在1870年平定“陝甘回亂”，收復伊犁、吐魯番、烏魯木齊等西北邊疆地區的史事。但我從未深入追究其前因後果，更不知左宗棠的鎮壓導致近千萬陝甘回民慘遭殺戮。起義領袖白彥虎、馬占鼇等人在清軍的窮追猛打下，帶領殘部歷盡千辛萬苦，翻越連鳥兒都難以飛越的天山，最終死中求生。這些逃過天山而生存下來的炎黃子孫，在異鄉被稱為“東幹人”。
　　《悲越天山》以飽滿的熱情記錄了東幹人翻越天山後，橫跨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全書既詳實梳理了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局勢、白彥虎率部翻越天山的悲壯歷程，也細緻呈現了倖存者代代開荒墾殖、落地生根、勤勉致富的奮鬥史。書中不僅有史實與人物事蹟的深度追溯，還以細膩優美的筆觸描繪了中亞東幹人聚居地的塞外風光：吉爾吉斯的伊塞湖、二道溝後雪峰環繞的群山、阿來套山間遼闊的草原、天山環抱下的納戎山城、蔚藍奇幻的巴爾喀什湖、雲霧繚繞的秋河谷地……皆如畫卷，躍然紙上。
　　讀劉老師的書，我時常掩卷沉思，不止一次為《悲越天山》與《客家舊事》的創作思路與歷史觀照之相似而拍案。
　　《悲越天山》記載了1877年冬天三批東幹人的大遷徙：
　　第一批由“大師傅”（或稱“狄道阿爺”“阿爺老人家”）率領的甘肅籍人；
　　第二批由英雄白彥虎率領的陝西籍人組成的隊伍；
　　第三批由馬占鼇（馬大人）率領的新疆與青海籍人
　　三批人撤退進入俄國境內，倖存者僅6,209人。逃亡的慘烈場景，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他們越過海拔三千至六千九百米的高山，後有清軍追擊，前有雪嶺阻隔。”我不難想像，人力之軀如何與高寒缺氧、暴雪雪崩、饑餓疾病抗爭，那是怎樣的殘酷與壯烈！
　　劉老師還寫到，白彥虎率眾翻越天山的納戎峽谷時，許多人葬身其中，遺骸遍佈，遂使此地被後人稱為“骨頭峽”。白彥虎率領倖存部眾在秋河畔一片荒涼之地紮營開墾。那時此地荒蕪無人、黑甲蟲成災，而他們卻以堅毅之力將荒漠化為良田。今日，那片土地已是牛羊成群、水果飄香、菜畦婆娑，名字也從“黑甲蟲”改為“營盤”。
　　《悲越天山》第十章記載：“第二代東幹人多數家庭都有7至15個孩子。在營盤、新渠和騷葫蘆等農莊，有許多東幹婦女生育十個以上子女，這些婦女被稱為英雄母親。” 劉老師在前言中提到，這批人＂已是中國以外最大的回民社會群體”。
　　如今，東幹人口已發展至近二十五萬，其中包括1881年2月《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後的兩年內，遷徙至俄國的約7,457名伊犁的回民；1962年5月29日“塔城事件”中，通過霍爾果斯和巴克圖口岸集體越境逃往蘇聯的約6.7萬新疆回民。
　　對比來看，《客家舊事》裏的那群客家人，在西晉末年（西元316年）為避戰亂，自北方中原遷往江浙一帶。遷徙之途漫長而艱辛，須跨越嵩山、秦嶺，渡過淮河、長江，全程逾千裏，史稱“衣冠南渡”。此後一千年間，我的梁姓祖先歷經四次大規模南遷，直至抵達廣東梅縣。每到一處，他們往往只能在瘴氣彌漫、人煙稀少的深山荒嶺開荒墾地、搭茅建舍。無論走到哪里，他們都被稱為“客家”，卻都以主人的意志堅韌生存，把中原先進的耕作制度與文化帶到異鄉。
　　東幹人和客家人的歷史交匯點並不止於此。在平定“陝甘回亂”之前的1866年（比東幹人悲越天山早十一年），左宗棠徹底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我在《客家舊事》的第二章中提到，太平天國覆滅後，因為太平軍將士近九成是客家人，而且清兵與太平軍的最後決戰發生在嘉應州（現稱梅州），引發了清兵在當地大肆屠戮。一些倖存者被迫投奔怒海，成為客家人“出南洋”的先驅。如今，我先人（梅州梁姓）的後裔估計約有九十萬人，足跡遍佈世界各地。東幹人也在異域重建家園，代代相傳。
　　東幹人與客家人，雖因不同的歷史原因被迫背井離鄉，但都深懷故土之情。他們未因流亡或遷徙而放棄自身文化，反而自覺肩負起守望祖先傳統的責任。客家人至今保留著中原古音，東幹人則以俄文字母記錄漢語。兩者在語言、飲食、衣飾、居住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延續了濃厚的中原傳統。
　　劉寶軍先生對東幹人的深情關懷，源於他對祖父的敬愛與懷念。劉爺爺一生歷經艱辛，卻始終恪守信仰，樂觀大度。他在劉老師幼年時曾提起“同治之亂”和“白彥虎出關外”，在孩子心中撒下了一粒種子。隨著年歲的增長，這顆種子逐漸發芽：大學時期，他在《參考消息》中讀到一篇相關報導；後來，在馬來西亞留學時，又讀到高文遠所著《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運動》，深受震動，燃起了追尋這段被掩埋的歷史、還原真相的熱情。
　　我對客家歷史的熱情與執念，源自對祖母與父親的摯愛。他們同樣走過戰爭與苦難，卻始終以善意與感恩面對人生。父親生命的最後兩年講述的生命故事，使我重新與客家文化接軌。讓我體會到“落葉歸根，江河入海”的意義。父親去世後，這份觸動化為動力，支撐我用十二年完成了《客家舊事》。
　　《悲越天山》與《客家舊事》一脈相承：都講述遷徙與傳承的故事，都飽含對歷史與人文的深厚關懷，都是對文化記憶與人間故事的深情凝視。而且，我們的關注點並未停留在逝去的歷史，而是進一步探索生死意義、命運迴圈、信仰力量等亙古不變、對宇宙與人生始終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悲越天山》第二十四章〈中亞現狀感觀〉與第二十六章〈後記——中亞東幹社群發展面臨的考驗與趨勢〉，更是將視角從歷史拉回當代，展現了劉老師對未來的憂思與展望。
　　閱讀《悲越天山》，我不僅為東幹人堅毅執著地傳承祖先文化風俗而感動，更為劉老師不懈追尋他們遷徙足跡的熱情所動容。書中記載了他三次親赴西亞的實地考察：2001年初訪吉爾吉斯斯坦李白的誕生地——碎葉城（托克馬克），又到訪哈薩克斯坦的東幹人聚居地營盤、新渠，以及吉爾吉斯的二道溝、江爾帕克·一提別鎮；2002年，他再訪托克馬克、納戎、阿拉木圖、阿斯塔拉；2005年，他造訪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足跡遍及東幹人生活的土地。
　　劉老師的寫作風格如其人，豁達自如、豪邁恣肆。他敘述歷史時如智者深沉，思索人生意義時似哲人深邃，描繪壯麗山川時宛若行吟詩人，在動情處又像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年。正因這種充滿原創性的寫作方式，《悲越天山》並非枯燥的史書，而是一首首流動的長詩，一幅幅生動的人間畫卷。
　　7月24日，在我們墨爾本初識兩月有餘後，我收到劉老師發來的文章《墨爾本“對談”客家事》（以下簡稱《墨爾本“對談”》），這才明白當初相識時他所提及的與客家緣分是何等深厚。文章從我們在墨爾本的結緣談起，娓娓道來馬來西亞各地客家社團的成就與影響，以及他曾走訪中國客家聚居的大埔、五華、松江口岸與梅州的見聞，還提及張弼士、李光耀、葉劍英等多位近代著名客家人物。
　　《墨爾本“對談”》的結尾，再度回到我們的相識與共同經歷，並談及他閱讀《客家舊事》的感懷。字裏行間，既有對拙作的厚愛，也有對客家人不屈不撓精神的由衷欽佩。
　　劉老師在文中將他和我這一代海外移民視為客家人與東幹人遷徙精神的延續。何嘗不是呢？所有背井離鄉、漂洋過海的人，不正是為了尋求更自由廣闊的空間、更美好富足的生活？客家人與東幹人歷盡千辛萬苦，在新土地和新國度上開創生活的故事，正與我們這一代移民不懈奮鬥的經歷互為映照。
無論身處世界何處，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一代又一代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都不會停息。
　　劉老師將《墨爾本“對談”》刊發在多個網络平臺，包括《世界華人週刊》、國內的“美篇·LH龍城”、法國的《巴黎文學》（安靜），以及葡萄牙的一個平臺。他特意將平臺鏈接發給我，這份心意讓我十分感動。鮮有人會對只有一面之緣的朋友給予如此真誠善良的推薦。劉老師不愧是一位胸懷廣闊、性情率真的文學俠士。
　　他在《墨爾本“對談”》中寫道：“一個民族歷史的記錄，也是其文化、生活與拼搏的優秀記錄。” 《悲越天山》與《客家舊事》，正是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展現這樣一條恢宏壯闊的歷史長河。
　　數日前，我收到一位中國的堂兄發來的視頻，提到第六屆世界客屬青年大會將於今年十月在陝西西安舉行。視頻中說：“陝西與客家的淵源可追溯到兩千年前。” 我的祖先正是來自陝甘的安定。從安定遷出的梁姓子孫皆以“安定”為堂號。劉老師的故鄉張家川，位於陝甘交界處。我將視頻轉發給他，並留言：“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或許還是比鄰而居的鄉親。”
　　誰能說這只是戲言呢？此刻，5月10日初次相見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當他憨厚地站在臺上自我介紹時，那份親切感油然而生。要多少輩的擦肩而過，才能換來那似曾相識的溫暖記憶？
　　故書此文，以投桃報李。 　　圖為劉寶軍（右三）與梁曉暉（右二）及其他作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