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酸甜的家乡记忆

徽鲁缘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外出务工、创业、离家求学等现象如浪潮一样，席卷着乡村，远离家乡的人越来越多，派生了诸多的“游子”。这些“游子”虽然远离家乡故土，过着较为安逸的生活，但对生养自己家乡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这些思念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件小事，有的只是亲人之间的温馨瞬间，有的也许是小伙伴之间的一次误会，有的只是对妈妈做菜味道的甜蜜回味。所有这些构成了刻在心灵深处的家乡记忆，用一句平凡且时髦的词汇那就是“乡愁”。

我也是被浪潮席卷到外地的“游子”，已客居他乡四十余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的乡愁越发浓烈，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情感时时叩打着我的心房，扰得我心绪不宁。所以只能将这些诉诸笔端，慢慢品味个中的苦涩酸甜。

有了新书包

现在的孩子，不说是上小学，就是上幼儿园，家长也会早早的准备好书包，备齐各种学习用品。我是1970年春季上的小学，当时根本就没有书包，学校发的语文、算术书以及家里准备的作业本、铅笔等物品，是用家里装“红宝书”的红色塑料皮套子，这个皮套子比一般的书大，材质硬不易损坏。但是它没有封口和把手，只能夹在腋下，所以走起路来往往是一只手摆动，非常别扭。关键的是小孩子好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是不停的跑动甚至打闹，经常弄的书和本子掉落一地，很是难堪和苦恼，但又无可奈何。此情此景，爸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到了二年级开学，妈妈用过年做新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给我缝了一个简易的书包。当妈妈笑眯眯的拿出这个书包，告诉我以后上学就不用皮套了，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将书、作业本、笔全部放进新书包里，背着它绕全庄子跑了一圈，边跑边喊：我有新书包了，我有新书包了！结果早饭都忘记吃。

看护盖房子的瓦

记得在我八岁以前，都是住在老屋场，就是过去的祖屋里。老屋场都是茅草屋，而且墙连着墙屋连着屋。我家六口人住着3间茅草屋，和我家连着墙的是小叔家，和我们连着屋的是堂二叔，和堂二叔连着屋的是堂大伯。整个老屋场几乎没有公共空间，鸡犬相闻，根本谈不上任何隐私。一到下雨天，鸡粪、鸭粪、猪粪混杂着雨水，遍地横流，无从下脚。房子又矮又小，整天烟薰火燎，房间里黑乎乎湿乎乎，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爸爸是个读书人，曾在体制内干过，在村庄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迫于大环境只能蜗居在这里。为了改变窘迫的居住条件，爸妈多次私下商量，然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想改变谈何容易啊！经过多年的准备和积累，爸妈终于下定决心：迁出老屋场，在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建新房。

为了彻底改变居住条件，爸妈决定趁这次难得的机会，步子迈大一点，直接盖瓦房，这在当时确实需要有点魄力。既然要盖瓦房，那就要解决瓦的问题，而附近好几个区（那时候县辖区，区辖公社，公社辖大队）都没有砖窑场。父亲充分调动原来在体制内工作的资源，在罗岭公社砖窑厂买下了盖房子所需的瓦。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成本，选择水路运输，从罗岭上船，到朱桥河湾里下船（接近原朱桥公社的大桥），然后再用板车运回家。

船将瓦运到朱桥河湾已是傍晚时分，为了确保瓦的安全，堂哥、大哥和我（其实也就堂哥是个二十出头的大人，大哥不到十岁，我还不到八岁）摸黑赶到现场。当快到现场时，感觉一个黑影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且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为了壮胆，我们大声喊道：你是人还是鬼？是人就说句话？静寂的夜空，漆黑的旷野，除了回音，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更害怕了，紧紧拉着堂哥的衣角。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壮着胆子猫着腰慢慢向目标接近，最后一看是一颗树干，原来是因为幻觉虚惊一场。

第二天爸爸请人大清早拉了好几辆板车到现场拉瓦，为了显示自己的作用，我自告奋勇的留下来看护瓦。通过昨天晚上的奇遇，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在运输的间隙，我一个人沿着河道来回溜达，一会儿河底一会儿河埂，偶尔还唱歌壮壮声威。到了中午，拉瓦的都回家吃饭，整个现场就我一个人，周围万籁俱寂，放眼望去空空如也，心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突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背着一个柴筐，手里拿着一把扒子，问我：小伢子，你饿不饿？到我家吃饭去吧？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人是不是水鬼变的？所以不管她怎么问，我都远远的看着她不说话。中年妇女见状就走开了，邻走时还叮嘱我：不要瞎跑，千万不能到河里洗澡。

很快拉瓦的板车就回来了，我边吃饭边绘声绘色的讲述刚才的经历，大家都表扬我胆大、聪明。一直到瓦全部运完，我才坐着最后一辆板车高高兴兴的回家。

半截无名指割掉了

大约是1978年前后，还没有包产到户，依然是集体经济，靠出工挣口粮。那年“双抢”，为了多挣工分，我和大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承包割一块稻田的水稻。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大哥，慢慢的就落到后头。大哥不停的催促，我辩解说：你刀子快当然割得快！大哥听后马上和我换了刀子，这个时候如果再跟不上就没有理由了。我卯足了劲奋力追赶，距离在不断缩短。突然我惨叫一声抱着双手哭了起来，鲜血顺着左手无名指往下直流。大哥一看吓坏了，拉着我就往乡卫生院跑（当时乡卫生院就在我们庄子里）。

到卫生院一看才知道，半截无名指割掉了。医生按流程进行清洗、消毒、上药包扎，并叮嘱不要让伤口沾水。回到家一说，爸妈心痛得不得了，嗔怪不已。

下午出工为了不让伤口沾水，找一个密闭的小塑料袋套在新包扎的无名指上，再用带子系住。尽管如此，泥水还是浸透了伤口，到晚上吃饭时，伤口突然流血不止。急忙到卫生院，医生一看，说道：伤口面大，又沾了水，血凝固不及时。又重复进行清洗、消毒、上药包扎，反复要求不能沾水，而且手要一直朝上举着，不能放下来。

晚上伤口不但痛而且稍一用劲，就出血，反复多次。爸爸一看这个情况，断然决定第二天请假带我到县医院去看。第二天我跟着爸爸步行30多里到县医院，县医院医生毕竟临床经验丰富，听完我描述，就麻利地拆除包扎的沙布，丝毫不管我痛得龇牙咧嘴，非常熟练的进行清洗、消毒、包扎，最后干脆的说了一句：没事了，回去吧！爸爸不敢相信，又反复询问，医生只是轻松的重复：没事了，回去吧！得到医生的准确答复后，我和爸才放心的回家了。

本来是想多挣点工分，结果不但人受伤了，误了一天的工，还花了不少医疗费，真是好心办了坏事！

农药中毒了

印象当中应该是1983年“双抢”过后，晚稻已经薅过第一遍草，应该进行打药杀虫了。那天睛空万里，非常闷热，是打药杀虫的好时机。上午十点左右我背上喷雾器，带上农药以及必备的用具来到稻田。按照使用说明，将农药和水按一定比例进行搭配，本来喷雾器装满水后，要借助木棍或其他工具对混合液进行搅拌，我为了省事，同时抱着侥幸心理，直接用裸露的手臂充当木棍。就这样一直到下午二点多才将药打完，到家后全身衣服都湿透了，主要是稻苗上面以及喷雾器漏到身上的农药水。

草草吃完饭，下午又和爸妈到田埂上去“搞柴”（将田埂上的柴草用锄头锄断，经太阳暴晒，再用工具将柴草和土分离，挑回家晒干作为做饭的燃料），忙到六点左右到家。稍事休息后，又同爸妈一起将门口小稻床上的稻谷归拢成小堆，然后装到麻袋里。干到一半，突然感觉头痛、恶心、浑身无力，爸妈急忙让我洗澡睡觉。

我简单的用凉水冲了冲，就上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妹受爸妈委托来看看我怎么样，当小妹推醒我时，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说话含糊不清，全身冰凉，口吐白沫。小妹吓得大叫，赶紧告诉爸妈，爸妈过来一看，吓得哭了起来。妈妈抱着我的头，不停的叫着我名字，爸爸跑到外面四处喊邻居。不多功夫，好几个邻居都过来了，有的找绳索，有的找竹床，有的找扁担，家里乱成一团，这时候邻居张福才一看来不及了，背起我就往卫生院跑。爸妈、小妹等人也跟着一起往卫生院跑。到了卫生院，医生一看，确定为农药中毒，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治疗。经过催吐、打针等一系列措施后，人总算缓过来了，医生说，庆幸送来及时，如果再晚来一会儿，恐怕人就危险了。

病情稳定下来后，主要就是挂水，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结束。我全身无力，根本无法独立行走，只能在爸妈的搀扶下，慢慢的走回家。在家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治疗和调理，才恢复如初，这已经是我人生第二次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了。

后来爸妈和我聊天时感叹：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上次你农药中毒，邻居张福才一刻不停的把你背到医院，他全身衣服都汗湿了，才为抢救你赢得了时间。邻居汪大叔一家把家里门前稻谷以及其他物品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而且还派人守在家里，一直等我们家里人回来了才回自己家。

确实这样，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别看平时无所谓，有时还闹点别扭，但一旦有事，那真是不计前嫌，男女老少齐上阵，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充满了人间真情。